當閱讀的經歷與閱讀者的生命發生關聯，這樣的閱讀就稱得上是“致命”的。

在每個人的讀書記憶中，大概都有些文字不同于其他，它們可能一出場就將人一拳撂倒，時而又像“斧頭砍向內心深處冰封的大海”。這樣的閱讀會塑造一個人的“自我”。好的閱讀經歷往往就意味著生命時刻的轉變，在那些看似相同的文本中，不同的人以各自的生命經驗讀出了不同的內容。

青年詩人戴濰娜稱自己曾受益于這樣的閱讀。關于她人生敘事的A面是，18歲時以江蘇省文科高考前二十名的成績突圍，此后又赴英國牛津攻讀碩士學位，近年來更是國內相當活躍的青年詩人與作家；而在故事的B面，她卻很早就想掙脫這樣的敘事，覺得自己“做人太乖”，總想嘗試“另一個版本的自我”。某種意義上，是讀過的一些書幫她完成了“學壞”，在主流的評價體系之外，逐漸覺察到了內在的、曾被壓抑的自我。

在新書《學壞》中，戴濰娜實踐了一種不同于傳統的書評寫作。她以自己的人生去看書中的經典，從鮑勃·迪倫、喬伊斯、波伏瓦、泰戈爾等人的作品與經歷中反復觀照當下的自己。她向鮑勃·迪倫學習如何“說謊”，從迪倫的人生中看到了一個普通人該如何同那些已經“上桌”的莊家去玩；她透過波伏瓦遙想自己的中年，在尚稱得上年輕的年紀為即將到來的中年危機尋找解法；她沉迷于“房思琪”的日記，也由輿論的變化看到近幾十年國內女性主義發展的另一面。這些閱讀并不遵循常規的進入其中的路徑，卻實實在在造就了有著“戴濰娜”屬性的“自我”。在戴濰娜看來，這些閱讀才是她真正的內在生命力的源頭。

今年五月，我們在北京見到了戴濰娜，和她聊了聊這些閱讀究竟如何塑造了她彼時彼刻的生活。在采訪中，她反復提到自己近年來的感受，“我們正處于一種系統極端強大而個人極端無力的時期”，“一天里什么都沒有做，好像就已經精疲力竭了”。但在閱讀中，她確信人類歷史上曾有過那樣精神抖擻的時期。如何讓我們的肉體與生命力重新“復活”？戴濰娜覺得，不論是個人還是如今所處的社會，都需要一場思想上的“爆破”。

戴濰娜，畢業于牛津大學。致力于智性與靈性相結合的寫作與研究。做夢和救助流浪狗是她的日常主業。出版詩集《靈魂體操》（2016）《以萬物為情人》（2024）《我的降落傘壞了》（2016）《面盾》（2014）等，戲劇《侵犯》《水泥玫瑰》，文論《未完成的悲劇》（2018），隨筆集《學壞》（2025）。翻譯有《天鵝絨監獄》（2015）等。主編翻譯詩刊《光年》。榮獲2017太平洋國際詩歌獎年度詩人，2020劍橋徐志摩銀柳葉青年詩歌獎。

采寫 | 申璐

《學壞》

作者：戴濰娜

版本：上海文藝出版社 2025年1月

“中產詩人”的“學壞”：

“幻想其他版本的生活樣態”

“你為什么想要‘學壞’？”

認識或見過戴濰娜的人，大概都會產生這樣的懷疑。就連詩詞大會的冠軍彭敏也曾直接調侃：“你真是一個典型的‘中產’詩人。”戴濰娜記得，當時彭敏特意解釋怎么理解這個“中產”，“論寫詩，你不是那種臥薪嘗膽孜孜矻矻的高產詩人，也不是恬淡無為的低產詩人，‘兩間余一卒，荷戟獨彷徨’，你是個夾在中間、既為永恒而焦慮又沒有把自己獻上祭壇端上貢桌的‘中產’詩人。”時至今日，回憶起這段對話，戴濰娜還印象深刻，她低頭笑了笑，她當然知道，這背后是有雙重意味的。

的確，從各個角度來看，她過往的經歷都稱得上順遂。18歲時以江蘇省文科高考前二十名的成績考入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外交系，2014年又赴英國牛津大學攻讀碩士學位。她寫詩，但也不太像大眾印象中的“詩人”；她在象牙塔里做研究，可一直著迷于那些長期被定義為“異端”的思想；她看似始終處于某種“系統”之內，卻又總是其中的“異類”，總在嘗試另一種版本的“自己”。

“我特能理解西爾維婭·普拉斯第一次在洛威爾的課堂上見到塞克斯頓時的心情。”戴濰娜忽然跳到了另一個話題，沒有再繼續談論自己。她提到的普拉斯與塞克斯頓是文學史上自白派詩歌的兩位杰出女性。盡管詩風相近，但兩人的現實生活任誰來看都像兩條短暫相交、而后再無交集的延長線。普拉斯的教育背景無可挑剔，她在劍橋求學、一路都是全A好學生；而塞克斯頓則是那種“會脫下高跟鞋，直接把高跟鞋當煙灰缸的叛逆摩登少婦”，她很早就輟學，幾度精神崩潰被送入精神病院，一生都在接受治療，她寫詩也是從精神疾病開始的自我療愈。

普拉斯（左）和塞克斯頓。

然而在美國自白派詩歌開創者羅伯特·洛威爾的課堂上，普拉斯初次見到塞克斯頓時內心滿是激蕩。戴濰娜說當她第一次讀到兩人在那個“鞋盒般幽暗”的小教室相遇的場景，她幾乎一下子就能感受到普拉斯的心境，“非常羨慕，但絕不是嫉妒”。“我們絲毫不需要懷疑那個表面過著傳統中產階級白人生活的‘乖乖女’普拉斯內心的瘋狂，一點兒不比塞克斯頓少；我們也不必訝異，沒有上過大學的塞克斯頓的學識和見識毫不遜色于普拉斯。不同的，只是人生際遇；但內心深處，她們同樣瘋狂。只是生活給予了她們不同的版本。”

說到這里，戴濰娜眼神閃爍，目光落在了很遠的地方。她說的好像不是普拉斯，更像是鏡子中的另一個自己。談起這本關于個人閱讀史的書為何取名“學壞”，戴濰娜解釋說她想釋放的是閱讀中的“革命力”，“真正有力的閱讀會開啟生命的‘轉變’時刻，就像禪宗里的‘見性’。這些時刻幫助人獲得了對自我的真正覺察，找回了內在的生機和光彩，它們往往意味著一場場思想革命，我們體驗生命的方式隨之發生維度性的轉變。”

在戴濰娜看來，我們正處于系統空前強大而個人極端無力的歷史時期。她形容這種感受很像是“地球自轉的速度都變快了”，“一天里什么都沒有做，好像就已經精疲力竭了，由這樣的日日月月堆積起來的整個人生也像進入了某種被砍伐、被收割、被清算的流水線……但人類歷史上，的確有過一些精神抖擻的時期。”

那么今天的人如何想方設法讓我們的肉體復活？讀博以來，戴濰娜一直著迷于人類歷史上一些被定義為“異端”的思想，她博士論文研究的也是維多利亞時代的性心理學家靄理士。“這些異端恰恰是對舊時代固有框架、認知慣性的爆破，也正是它們推動了我們認知思想上的革新，它們是冒犯的藝術，反叛的策略，僭越的精神，失格的傳統。恰恰是這些撒旦能量，保持了一個社會機體的茁壯和健康，催生出更加健碩的公民精神。否則文明也會和人一樣，日趨僵腐，生老病死。”

《未完成的悲劇：周作人與靄理士》

作者：戴濰娜

版本：漢唐陽光｜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 2018年9月

從鮑勃·迪倫談“轉念”：

普通人該如何和莊家去玩？

這樣的時刻很早就在她的生命中降臨過。

2011年，在北京三里屯的一家酒吧，朋友將放著鮑勃·迪倫音樂的耳機扣在戴濰娜頭上。那是她第一次聽說這個名字。后來，戴濰娜回憶說，自己真正受到迪倫的深度滲透是從翻譯《鮑勃·迪倫詩歌選》開始。“翻譯是很危險的，像是在黑暗中交手，不知不覺就會被原作者侵略，允許他的靈魂滲透到你的靈魂中。”

鮑勃·迪倫（Bob Dylan），美國音樂人、詩人。2016年獲頒諾貝爾文學獎。

“那陣子我好像也沒有工作，也沒在上學，正在社會上游蕩。”戴濰娜記得，初識迪倫時，她剛從牛津畢業不久，對未來人生充斥著不切實際的幻想。可直到真正開始踏入社會，她才發現普通人時刻處于一種“被圍困”的狀態。“學校培養的目標是如何讓一個人的靈魂豐盛，而社會對新來者的要求卻是一個‘好用的工具’。”很長時間里，她無法接受那種被砍伐式的成長，好像不論去到哪個系統，總有一部分內在萌發的枝干需要被砍斷才能裝進“那個容器”。多年后，一個偶然的機會，她接到了迪倫作品的翻譯工作。她形容那是一次生命觀的重大轉變，“原來一個人最大的創作，不是創造作品，而是創造自己”。

在戴濰娜的印象中，她們這代人好像半個身子仍在古典主義的束身衣中，從小被教導如何在漫長的時間長河中一步步培養出完整的人格、過一種敘事連貫的完整人生，但這代人的眼睛又隱隱約約看見了新的不同的未來。于是身處其中的人，最常感受到的就是一種撕裂。“但迪倫給我一種不同的感受，原來一個人可以隨時隨地放棄或篡改自己的過去，不需要固守自己的性格和人生敘事，或者說，一個人可以活出無限多個自己的版本。”

從這個角度而言，鮑勃·迪倫的一生都建立在一系列流動的“自我想象”之上。他的朋友曾精準評價說，鮑勃·迪倫這個人永遠在以自己理想的方式回憶自己的過去。19歲時，他從美國明尼蘇達州的西濱小城走來，身上只揣了十個鋼镚。只身來到紐約，他有時會故意和別人說自己來自新墨西哥，因為人們對新墨西哥有很多刺激想象。當時的民謠界講究派系，需要自我嫁接進某種傳統，為了躋身其中，鮑勃·迪倫在自己的回憶錄中寫和當時的“民謠教父”伍迪·格斯里的交往，甚至他生動地復述了伍迪·格斯里是如何將民謠的衣缽傳于他。真實情況是，早在20世紀50年代，伍迪·格斯里就患上了亨廷頓綜合征——四肢都無法動彈。

戴濰娜認為，這代表了迪倫和世界交手的方式。“早在他那個年代，他就以一種頂級玩家的心態，在這個世界上游戲，他有很多個替身。”在戴濰娜看來，這種方式的啟發在于，一個普通人究竟該如何和莊家去玩。“這個世界有很多人天然是莊家，迪倫曾經也是一個npc——沒有師承、沒有背景，他怎么和那些已經上桌的人玩？他的策略就是跳出這套規則和歷史敘述。我們的人生都需要一場大洗牌！任何時刻，一個人都可以期待一場大的翻局。只要內在轉念，轉變對自己人生的敘述，翻局就已然成立，這時所謂的‘莊家’就再也預測不到你作為一個npc接下來要干什么，也就失去了對你的操控。”在某種程度上，迪倫的人生哲學和如今人們熱衷于談論的“顯化”有些相似，他似乎很早就預想好自己人生的終局，遂后在通往終局的路上不斷以之倒推自我的神話，最終達到自我的傳奇化。

鮑勃·迪倫的“任性”，從另一個方面也啟發戴濰娜思考，怎么破解一個詩人、或者說一種高敏感人生的厄運。在正式以詩歌出道之前，她就清晰地看到詩歌是一場需要把一切都押上的游戲，為此，海子賠了性命；顧城不僅賠了自己的性命，也賠了別人的性命。“他們太過敏銳，以至于內在的鋒芒會割傷生活。像大家說的那樣，一陣風吹過，有人感受到的是冷，而詩人感受到的是疼。”

海子（左）與顧城。

在戴濰娜看來，鮑勃·迪倫很好地處理了“詩”與“人”的關系。“如果把厄運想象成一個緊隨身后的追捕者，想要逃脫它，只能跟它玩一些花招，怎么一個閃身在某個命運路口把它甩掉。”這意味著，面對巨大的歷史負擔，我們如何能夠讓自己的生命一直保持一種生機勃勃。那些年，她經常嘗試在太陽重新升起的新一天中，換上一副即興面孔，隨時丟掉昨天陳舊的自我，興致盎然地以不同的面貌活活看。改變有時不需要經年累月的沉淀，可能就發生在一次突發奇想的“轉念”中，“用心里的‘轉念’反過來去影響現實環境。”

“對別人誠實，對自己可千萬別吝嗇甜美的謊言。”時至今日，戴濰娜仍然覺得，這是她從鮑勃·迪倫身上學到的最棒的東西。

從波伏瓦談中年危機：

通過解放其他人，反過來解放自身

中年危機，往往比中年來得更快。

戴濰娜回憶起，大約在三十四歲前后，某種表現為“焦慮”和“恐懼”的情緒不時涌向她。那段時間，社交媒體上持續販賣中年焦慮，“據說人身體中的血清蛋白會在三個時期迎來明顯的波峰，分別是34歲、60歲和78歲，這意味著我們會在34歲左右迎來一次猛烈的衰老”。盡管這樣的信息并沒有多少確鑿的證據支撐，但周圍朋友生命狀態的變化仍然對那個時候的她產生了一些沖擊。

“我想探究其中更加微妙的精神結構。”戴濰娜如此形容當時的感受：“想到自己最好的年華反反復復消耗在垃圾時間里，也就真的明白了植入基因里的奴隸主義和歷史虛無。這是每一個個體需要終身反抗的東西。那是真正嵌入了身體里的‘體制’。”直到臨近人生的中年，她覺得自己愈發深刻地認識到它的影響竟如此強大。而她，不想被打倒，堅稱“活著就要愛，活著就要行動”。

讀書時帶著怎樣的心境，大抵就會在書中讀出怎樣的內容。戴濰娜記得，當年初讀波伏瓦時，給她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波伏瓦如何面對“像一頭獅子般到來的，中年”。在少年時的閨蜜扎扎身上，波伏瓦很早就看到了一個人如果僅僅將生命熱情投注在自身，就會時常陷入一種“被圍捕”的狀態。扎扎具體的死因至今成謎，但可以確定的是與情感相關。她在非常年輕時就死于一場“精神謀殺案”，在愛情的撕裂與個體覺醒的劇痛中被一點點耗盡。

西蒙娜·德·波伏瓦 （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國哲學家、作家、女性主義者。

波伏瓦選擇了和扎扎截然不同的道路。戴濰娜認為，這條路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她對中年危機的擔憂。“波伏瓦早早放棄了對自身的過度關注，而把她的注意力和熱情都投注在一些更廣闊的社會議題上，身上多了一分丈夫氣。她人生中最多的憤怒幾乎都投給了公共性議題。她的行動力遠超文采，那時的她將眼光投到哪里，就可以照亮那一片地區，她牽掛阿爾及利亞戰爭、古巴危機和布拉格悲劇，參與反越戰的抗議，關心非洲‘黑色大陸’的文化重塑——‘給彩虹增添新色彩’。她和薩特還一手建立了‘羅素法庭’，他們那時改造世界的欲望是巨大的。”也許，一個人嘗試通過解放其他人，反過來才真正解放自己。

可惜波伏瓦面臨的不只是她個人的中年危機，也是整個世界的中年危機。“中年之后的她逐漸看到了整個女性主義革命的進路——那些她年輕時以為取得勝利的時刻，到老發現只是階段性的成果；她曾全身心投入過左翼革命，可晚年時卻親眼看到革命已然失控；她曾經期待年輕一代作為嶄新的血液更新這個世界，卻發現他們青春的血液被用來鞏固僵化的世界。”在戴濰娜看來，中年以后的波伏瓦面臨的是個體衰老、女性主義革命倒退，以及左翼革命走向失控的三重危機。

如果人生和歷史只是“一再地把一個錯誤換成另一個錯誤”，那這一切的意義何在？在戴濰娜看來，這種圍捕的力量是無形卻又真實可感的。“沒有確證，沒有迷失，只是如當年薩特所形容的那樣——我們‘投身到了一種自己并不太能理解的歷史之中’。”

從房思琪談女性主義進路：

“新女性”名頭下，巧人與拙人的并存

聊天的方向自然地落到女性主義。

在留學牛津期間，戴濰娜曾就讀于性別研究專業。回顧這些年國內圍繞女性主義相關話題的討論，她覺得盡管聲量越來越大，但整體的表達似乎變“輕”了。“我的一個感受是，女權革命的成果被篡奪了，變成了一些標簽和流量，曾經以血為代價鋪就的革命之路最后被與此毫無相干的人利用、變成了一樁樁生意。”

在戴濰娜的閱讀脈絡中，《房思琪的初戀樂園》曾是一部給她太強沖擊的作品。戴濰娜認為，中國文字歷來習慣用輕靈的感知將疼痛經驗意蘊化，或者說遺忘，整個漢文明始終回避對痛苦的發掘，而林奕含則把“痛苦”這件事翻來覆去，塑造成了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完整存在。然而今年以來，這部作品因其中的“痛苦”書寫而被貼上了“弱女敘事”的標簽。戴濰娜對這樣的觀念分歧感到詫異。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作者：林奕含

版本：磨鐵圖書｜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2018年2月

談及女性內部這些看似“對立”的聲音，戴濰娜想起陳寅恪的一個判斷，“在任何道德變換的年代，都會有‘巧人’和‘拙人’。巧人享受新規則的權利，用新規則的權利避開舊規則的義務，用舊規則的權利避開新規則的義務；而拙人則常常承擔新舊規則里雙重的義務、又享受不到雙重的權利。”在戴濰娜看來，如今在“新女性”的名號下有大量的“巧人”與“拙人”并存，流量生意里“巧人”頻出，而更多普通女性在她們的鼓動下卻過著“拙人”的日子，她們勉強承擔了新舊規則的雙重義務，又對享有新舊規則中的權利缺乏底氣。

戴濰娜進一步談到了如今互聯網上圍繞女性議題的爭論。“在討論具體的問題時，各方多是自說自話，空對空的交鋒中只剩下情緒。”當圍繞性別議題的探討逐漸流于“對立”，我們急需的其實是一套“超越性別斗爭思維的認知方式，最終讓女性主義成為一種超越零和游戲的思考能量”。

從這個角度而言，《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其實是將女性解放的斗爭推向了更深的一層。“這類作品不僅是女性主義的，也在拓寬整個人類的感知。文學的意義恰恰在于這里，讓每個人都由此擁有雌雄同體的認知體驗。”戴濰娜認為，女性主義革命除了爭取比如被看見的家務勞動、同工同酬這些看得見摸得著的權益，還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拓展人類感受的邊界。“因為人類歷史大多是以男性的感受來書寫并定義的，只有把來自女性的、沉默的感受充分表達，整個人類的認知邊界才能拓寬。”

說回這輪“弱女敘事”的爭論，戴濰娜覺得這似乎再次印證了“房思琪”是典型的幸存者文學。“我們很容易忘記，幸存者不是一次性被殺死的”，當一個人在世界上成了幸存者，她就永遠都是幸存者——“林奕含挺過了致命的童年，之后的生命依然四面殺聲。即便她如今已經離世，所謂的‘弱女’指控還要再殺死她一次。而她留下的文學文本還要在一輪輪討伐中再一次幸存。”

盡管如此，戴濰娜并沒有否認憤怒本身的力量。在她看來，憤怒也蘊藏著覺醒，但這種回報可能要在下一代人，甚至更遠的未來才能實現。從這個意義而言，這些年來大部分相關的討論都是為了切斷一種悲劇的自我復制的循環，讓下一代在新的常識和感受力之下，把女性的覺醒視作一種“理所當然”。換句話說，“我們如今奮力改變的，正是未來生活的空氣。”

本文為獨家原創內容。作者：申璐；編輯：張進；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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