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籍、藝術品、手機、汽車、服裝、音樂，乃至自然，萬千世界中，人們似乎有很多熱愛的事物，有時是“一見鐘情式”的激情，有時是長久的迷戀，但是人真的會愛上某件事物嗎？當我們談起所愛的事物時，實際在意指什么？這些“心愛之物”，又在如何影響我們？

原文作者 | 阿倫·阿胡維亞

《心愛之物：熱愛如何聯結并塑造我們》

作者：[美]阿倫·阿胡維亞

譯者：譚詠風

版本：格致出版社 2025年4月

1950年，雀巢公司的速溶咖啡在美國的銷量令人失望。當詢問美國女性為什么不買雀巢咖啡時，絕大多數人的回答都是口味問題。但盲測表明，事實上，與當時市面上大多數人喝的其他劣質咖啡相比，雀巢咖啡的味道還不錯。那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雀巢公司請求消費心理學家梅森·海爾幫忙找出答案。他發現，拒絕雀巢咖啡的女性幾乎總是認為自己的行為是完全理性的，她們告訴自己：“我不喝速溶咖啡，因為味道不好。”但通過深入挖掘她們的感受，海爾發現，這些女性看不起購買速溶咖啡的人，認為他們懶惰、揮霍、無組織，最糟糕的是婚姻不美滿。想必她們認為，婚姻幸福的女性會花時間為丈夫沖泡一杯“真正”的好咖啡。作為消費者，我們往往錯誤地認為，我們喜歡或不喜歡某種事物（比如咖啡）的原因很簡單（味道不好）。但是，身份認同問題——成為某種類型的人的愿望（在上述雀巢咖啡的案例中是，不要成為一個懶惰、揮霍無度、婚姻不幸福的人）——往往在我們買什么和愛什么中起著很大的作用，遠比我們意識到的要大得多。

尋找和追隨內在真實自我的

顛覆性力量

與過去的任何時候相比，今天，事物在我們的生活中發揮著更大的作用。導致目前狀況的變化始于18世紀60年代的工業革命。工業革命始于紡織業，帶來服裝價格的大幅下降，最終使得幾乎所有商品的價格下降。為了讓大家對這一現象有所了解，我們可以作個類比，在工業革命期間，布料價格下降的速度比數字革命期間計算機電源價格下降的速度還要快。經濟學家亞當·斯密關于工業革命的文章指出，擁有一件亞麻襯衫，這種曾經只屬于富裕階層的物品，在當時已成為社會的必需品，即使對收入最低的勞動者來說也不例外。

隨著工業革命的進展，房子里開始堆滿了各種物品，物品在人們的生活中扮演著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這種情況在上層社會中發生得更早，現在，除了最貧窮的人之外，這些物品已經滲透到全世界所有人的生活中。當我聽到因紐特人有許多不同的詞來表示“雪”這個概念時，我有時會想象一個因紐特人在思考為什么我們有這么多詞來描述各種衣服、汽車、電器和商店。

《我會好好的》（2025）劇照。

但是，工業革命帶來的變化遠不只是讓我們的生活充斥著各種物品。日益增長的財富還引發了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逐漸增強的個人主義。為什么？個人主義意味著，如果我們面臨一個抉擇，即做我們內心的渴望告訴我們要做的事，還是做家人、朋友、社會、宗教或傳統告訴我們要做的事時，我們會遵從內心的渴望。我們擁有的錢越多，其他人對我們的控制力就越小。因此，有了錢，我們就更容易成為個人主義者——不去理會別人希望我們做什么，而是遵從自己內心的渴望。

這個變化力量強大，但卻是漸進發生的。歐洲和北美花了數百年時間才使之變成今天的個人主義文化氛圍。在歐洲，隨著工業革命帶來的經濟增長，向個人主義轉變始于一場名為“浪漫主義”的社會運動。浪漫主義運動認為，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內在的“真實自我”（接下來我將使用“真實自我”這個詞，因為這是這一觀點的常用說法，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同意浪漫主義的觀點，即我們每個人都有一個唯一的、真實的內在自我，我們應該一直聽從它。因為事實遠比這更復雜），我們應該“找到自己”（即找出那個自我），過上一種忠于內在自我的生活，即使這需要挑戰我們的父母、社區或社會習俗。這場運動影響深遠，以至于歷史學家將1800年至1850年前后這一時期稱為浪漫主義時期。

浪漫主義關于真實內在自我的觀點對婚姻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年輕的浪漫主義者認為，愛情是由遵循內在自我的聲音，找到正確的結婚對象，而不是聽從父母的意見去選擇應該結婚的對象。由于“愛情決定婚姻”的觀點在浪漫主義時期廣為流傳，戀人之間的愛被稱為——你猜對了——浪漫之愛。而且，這種忠于內在自我的觀念遠遠超出了婚姻范疇。

想想那些對身份認同有重大影響的事情，比如我們住在哪里、我們的朋友是誰、我們的工作、我們的宗教信仰、我們的性別、我們愛誰、我們如何著裝以及我們與誰結婚。在浪漫主義時期之前，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不受個人控制。絕大多數人都遵循著狹隘的性別角色，居住在出生地附近，在宗教、飲食、音樂和服飾方面遵循著社區傳統。他們還從事家族職業，與父母認可甚至為他們選擇的人結婚。但是，今天，我們生活中的所有這些方面都是我們可以（也必須）做出的選擇。

《我會好好的》（2025）劇照。

浪漫主義運動不僅允許我們做出這些決定，而且為我們應該如何做出這些決定提出了一套哲學。浪漫主義主張忠于我們的內在自我。因此，當我談到對事物的浪漫之愛時，我指的并不是性愛，甚至不是激情之愛；我指的是愛某件事物，因為你認為它反映了你的內在自我。

我們中的許多人都沉浸在浪漫主義的愛情觀中，可能不會想到還有其他思考方式。愛情難道不總是來自你對某人或某物的內在渴望嗎？事實是，并非每個人都是如此。我記得在新加坡采訪過一名女士，她告訴我，她很喜歡自己在一次大型社交活動上穿的一件禮服。盡管她并不喜歡這件禮服的樣子，但她覺得那真的是“她”的衣服。她解釋說，在她的身份認同中，愛家人和幫助家人要比她的衣著品位重要得多。在這場大型社交活動上，她媽媽的朋友們告訴她媽媽，她的女兒看起來有多漂亮，品位有多高。這讓她媽媽覺得臉上有光。在這名女士看來，她的真實自我就是做一個愛父母、孝敬父母、尊重家人的人。這件衣服幫助她實現了這一身份。因此，這件衣服就是“她”，無論她對其禮服的樣子有什么內在感受。

這名女士就是研究者哈澤爾·馬庫斯和北山忍所說的“相互依存的自我概念”的完美范例。他們的大量研究證據表明，在集體主義文化中，人們普遍認為一個人的真實自我是由他與其他人的聯結（你的家人是誰，你的朋友是誰，你在哪里工作，等等）決定的，而不是由個人的品位和信仰所決定的。我并不懷疑這一點。但是，通過我在強調經濟成功的亞洲文化中進行的訪談，我開始懷疑，浪漫主義、個人主義的愛情觀已經變得越來越流行。這一趨勢部分歸因于這些文化中日益增長的財富，而財富也帶來了個人主義，就像其他地方一樣。

《走走停停》（2024）劇照。

盡管歷史學家通常將浪漫主義時期的衰落時間定在1850年左右，但“忠于內在自我”的核心理念卻從未衰敗。在隨后的每一個時代，對真實內在自我的信念都在不斷增強。例如，女性主義就植根于同樣的基本理念：女性應該關注自己真實的內在自我，決定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即使這與關于傳統女性角色的觀念相沖突。在過去的250年里，人們一次又一次地證明了尋找和追隨內在真實自我的顛覆性力量。正如我們常說的，“現在的孩子”拒絕遵循傳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人們需要的不是

“非此即彼”的決定

今天，人們既可以決定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也必須決定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當我們被兩種或以上的身份認同吸引，而我們又認為這些身份認同相互沖突時，決定自己想成為什么樣的人就變得更加困難。例如，請看下面《凱茜》漫畫的創作者凱茜·吉塞維特的評論：

我收到過的最好的禮物是我十歲那年圣誕節收到的兩件禮物——一個新娘娃娃和一列電動火車。我從來沒有告訴過別人我想要這些東西。它們就像是我內心深處的秘密渴望，因為它們與我當時的性格和當時愛的東西完全相反。

電動火車就是我的樣子。我喜歡一切機械的東西，我希望自己是個男孩……新娘娃娃是我浪漫的一面，我覺得它并不那么明顯，但它代表我和媽媽一起做娃娃衣服時共度的時光。

無論好壞，這兩面都是我內心“精神錯亂”的沖突，它幾乎推動了我所有的創作。如果你看看《凱茜》的歷史，它一開始就是在這種沖突中寫出來的。

吉塞維特女士在這里描述了一種典型的身份認同沖突。在她的心中，有兩個“完全對立的”身份，即“我是誰”和“我愛什么”。她體驗到身份認同的沖突，因為在她的心目中，假小子身份和女性身份互不相容。

要解決這些身份認同沖突，有幾種并不能令人滿意的方法。一個糟糕的選項是選擇其中一種身份，拋棄另一種身份：只做假小子或只做小公主。第二種糟糕的選項是在兩種身份之間尋找折中方案。例如，吉塞維特女士可以在假小子和小公主之間選擇一個性別中立的角色。但是，在這種“和稀泥”的妥協中，人們往往會失去他們喜歡的相互沖突的身份優點。一個更好但仍不太理想的選擇是采用“我具有多種身份”的方法。在這種方法中，你接受自己具有許多相互沖突的身份，硬把這些身份拼湊在一起并沒有什么意義，你只需忍受它。比起放棄一種身份認同或做出令人模糊的妥協，我們許多人更愿意這樣做。但是，這只是部分解決辦法，因為人們喜歡自己的身份認同感覺上是連貫且有意義的。

《蒂凡尼的早餐》（1961）劇照。

人們真正想要的是保留這兩種身份認同，但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使兩種身份認同不再相互沖突。例如，如果吉塞維特女士發現一種方式使自己既可以是百分之百的假小子，又可以是百分之百的小公主，并且不會產生沖突，那會怎么樣？也就是說，人們需要的不是“非此即彼”的決定，而是“兼而有之”的選擇，讓他們“魚與熊掌兼得”。吉塞維特女士喜歡火車和洋娃娃禮物，就是因為它們可以幫她同時擁有假小子和女性化的身份認同。在她看來，要做到這一點，需要兩份不同的禮物，每種身份各一份。但是，如果她找到了一件心愛的物品，向她顯示一種重新思考這兩種身份的方式，使之不再相互沖突，那會怎樣呢？哦！現在，這可真是個好辦法！

這種情況確實存在，我稱之為“原子之愛”。在原子反應中，原子各部分之間的張力得到釋放，產生巨大的能量。在“原子之愛”中，一個人的身份認同中相互沖突部分之間的張力得到調和，產生巨大的情感力量，創造出特別強烈的愛。

我訪談過一名女士，名叫帕姆，她從小就被灌輸了一種上流社會的老派女性氣質。她在倫敦海德公園附近長大，“和外交官的孩子們”一起上學。據她回憶，這使她進入了上流社會：

對（我的父母）來說，受邀參加秋季舞會是常有的事……

我的父母經常在晚上帶我出去玩……那時候他們還不信任保姆。

她的父母強化了她的上流社會身份，并送給她符合這種生活方式的禮物。盡管她將自己的身份認同內化為那種參加倫敦名媛舞會的人，但她的生活最終還是遠離了這種身份。我訪談她時，她20多歲，住在芝加哥一個廉價但具有嬉皮風格的社區，正在努力成為一名電影配樂作曲家。她的主要身份認同可能被描述為前衛、波希米亞、文藝和知識分子。然而，她并不想完全放下在她記憶中的上流社會名媛形象。她想用某種方式將過去的生活與現在的生活結合起來。

她心愛的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Lucite的透明樹脂手袋收藏幫她做到了這一點。在見到她之前，我從未聽說過這種手袋。在Lucite剛問世的時候，它被認為是一種高端材料，被用來制作奢侈品手袋。她收藏的第一個手袋是她母親送給她的禮物。帕姆說：“她送了我一個非常漂亮的包。這是她和我爸爸第一次約會時買的包，一個漂亮的香奈兒黑漆包。”后來，她又買了更多這種款式的包。這些包包也非常適合她充滿藝術氣息的波希米亞身份。它們高貴典雅，非常“不同于主流”，而且在舊貨市場很便宜。值得注意的是，這些包包既能完美地代表她童年時期的上流社會女性氣質，又能完美地代表她后來生活中的藝術氣息和波希米亞女性氣質，而且兩者都不需要互相折中。難怪她會愛上這些包包。

《時尚先鋒香奈兒》（2009）劇照。

我訪談的另一名女士辛迪在內布拉斯加州的牧場長大。但她也來到了芝加哥，成了一名成功的管理人員。辛迪在農村牧場主（夏天在拖拉機上度過）和城市精英（住在市中心的高樓大廈里）之間經歷了身份認同沖突。她深愛著從牧場帶來的家傳鄉村古董。幸運的是，這種風格的古董在她的城市朋友中也非常流行，他們中的許多人都擁有類似的家具，盡管他們與這些家具并無私人聯結。辛迪之所以喜歡這種家具，部分原因在于它讓她既能保持自己的牧場主身份，又能提升自己的都市成熟女性身份，兩者兼得，互不影響。

最后一個例子：勞力士和類似的手表在新加坡和環太平洋地區的商人中很受歡迎。這些商人面臨著一種身份認同沖突。一方面，他們中的大多數人都是華人后裔，而中國傳統的儒家價值觀認為，勤勞、耐心、舍己為人的人才是好人，同時也是明智的未來投資者。許多華商努力為自己創造一個能反映這些價值觀的身份認同。另一方面，研究表明，與西方文化相比，集體主義文化更重視通過展示自己的成功來獲得榮譽。而一個人的成功，最有說服力的體現方式就是佩戴昂貴的身份象征物。這就造成了節儉的投資者身份認同和顯而易見的富人身份認同之間的矛盾。一個成功的商人會怎么做？

在新加坡這個東亞和東南亞的典型國家，勞力士和類似價格在1萬美元以上的手表大受歡迎，使這些地區成為迄今為止最大的奢侈手表市場。部分原因在于，這些奢侈品為人們提供了一個“魚與熊掌兼得”的解決方案，解決了身份認同沖突。當我和別人談起他們的勞力士手表時，他們總是告訴我這是一項多么好的投資。“是的，這很貴，”他們會說，“但它已經升值了。”

在新加坡，人們普遍認為這些手表是可靠的投資。一名因沒有佩戴勞力士手表而在人群中格外顯眼的男士說，人們經常試圖勸說他買一塊勞力士手表，并強調這是一項多么好的投資。這種“勞力士是一項很好的投資”的信念使人們得以調和他們身份認同中原本相互沖突的兩個方面。在他們看來，購買一塊價值1萬美元的手表并不意味他們是揮霍無度的享樂主義者。恰恰相反，他們是精明的投資者，做出了明智的長期決策。與此同時，他們還能展示自己在經濟上的成功，并贏得隨之而來的榮譽。

本文選自《心愛之物》，較原文有刪節修改，已獲得出版社授權。作者：阿倫·阿胡維亞；摘編：何也；編輯：張進；導語校對：趙琳。未經新京報書面授權不得轉載，歡迎轉發至朋友圈。文末含《新京報·書評周刊》2024合訂本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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