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凱風

漲工資的信號，越來越明確了。

日前，中辦、國辦聯合印發文件提出，推動企業健全工資合理增長機制。

這不是頂層文件首次提及“工資增長”。

今年年初的國常會強調，“大力支持居民增收，促進工資性收入合理增長”。

隨后發布的促消費文件提出，更將“城鄉居民增收促進行動”置于各大政策之首。

不到一年時間，重要文件多次重申“漲工資”，釋放了什么信號？

01

為何反復重申“工資增長”？

消費是收入的函數，沒有收入增長作為根本支撐，提振消費、刺激內需就無從著手。

一個顯著的變化是，今年以來，從上到下的促消費文件，不再簡單著眼于發券發補貼，而將“增收”放在于首位。

漲工資之于經濟的意義，不只在于消費，更在于重塑預期，從而打破通縮循環。

只要收入能保持增長，每個人都有對于未來的增長預期，消費意愿的提升、生產-消費循環的暢通都不在話下。

在我國，工資性收入占了居民收入的60%左右，是絕大多數人唯一的收入來源。

因此，促進“工資合理增長”，在政策上有著獨一無二的優先級。

道理很簡單，也沒有人不想漲工資，但工資顯然不是想漲就能漲。

畢竟，收入水平，與大環境息息相關，也與企業經營形勢密不可分，但這并意味著政策沒有作為空間。

“限高、擴中、提低”，就是當前的政策公約數：

限制高收入群體的過高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提高低收入群體收入。

今年以來，多地陸續上調最低工資。

上海從2590元調整到2690元，欠發達的青海從1880元調整到2080元，漲幅達10.6%。

對于中產群體來說，工資增長取決于大環境和行業走勢，政策能做的則是穩就業和穩增長。

雖說不少省市出臺工資指導線，將工資漲幅定在3-9%，部分地區更是上不封頂。

但指導線，言外之意，只有“指導”意義，沒有任何強制性。

值得一提的是，減負也是增收，發放養老金也算是增收。

農民的養老金，中產的生育補貼，幼兒教育納入免費教育，都可視為實質性意義的“增收”。

因此，促進工資合理增長，既要著眼于經濟發展本身，也要訴諸于增收、減負、發放養老金補貼等組合拳。

02

穩住股市樓市，不是說說而已。

對于蕓蕓眾生來說，收入主要來自兩大塊，一部分是工資，一部分是財產性收入。

樓市、股市，是最大的財產來源。

房價、股價上漲有著明顯的財富效應，居民資產增值，向來都有推升消費的傾向。

關于財產性收入，向來有“中房美股”之說。

我國居民的財產近7成都來自房子，而在歐美家庭資產中，股票、基金等占了半壁江山。

即使從整體來看，我國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占比僅為8%，遠低于歐美國家15-20%的水平，仍有提升空間。

因此，在工資增長之外，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就成了關鍵，這也是重要會議多次強調 “穩住股市樓市”的原因所在。

過去我們常說“穩住樓市”，為何股市獲得了同等重要的優先級？

過去房價一路狂飆，雖然“六個錢包”的擠出效應不容小覷，但財富效應的存在，客觀上促進了消費。

如今，當樓市的財富效應大打折扣，房價波動對于收入的影響逆轉，原本就占比不高的股市，自然要形成接力。

不只如此，股市通常被視為經濟的晴雨表，與社會預期和公眾信心息息相關。

越是關鍵時刻，越需要一場牛市來扭轉預期。

因此，無論出于重塑預期、鞏固信心的需要，還是創造更大的財富效應、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做大股市都必不可少。

03

我國各行各業的工資水平，究竟如何？

就在一周前，國家統計局發布最新數據，披露2024年城鎮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情況。

數據顯示，2024年城鎮非私營單位就業人員平均工資為12.4萬元，私營單位為6.9萬元。

以月簡單折算，我國城鎮非私營單位月均工資超過1萬元，私營單位月均工資約5700元，兩者相差近一倍。

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城鎮非私營單位”包括體制內，但不全是體制內。

它涵蓋國有單位、集體單位、股份制企業、港澳臺資和外資企業等，可視為大企業的集合體。

與之對比，城鎮私營單位則以中小企業為主，受外界大環境變化的影響更大。

從行業分布來看，不同行業的平均工資存在較大懸殊，最高與最低的行業相差接近4倍。

單看城鎮非私營單位，平均工資最高的三大行業分別是信息技術、金融業、科研服務業，最高的達23.9萬元。

最低的三大行業則是住宿餐飲業、農林牧漁業、水利環境相關行業，最低的僅有6萬元。

同樣要注意的是，這里的平均工資，指的是稅前工資，未扣除五險一金，且是平均數，而非與現實體感更接近的中位數。

此外，這里只統計了單位就業人員，大量的個體戶、靈活就業人員并未納入其中。

無論如何，不同行業基本面不同，受大環境的沖擊不一，收入形勢截然不同。

這意味著，漲工資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全方位發力，更需要經濟增長作為終極支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