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如同帝國的太陽，但秦始皇仍無法避免被凝視。

劉邦到咸陽，見到秦始皇出行的排場，感嘆道：“大丈夫當如此！”秦始皇游會稽，渡浙江，項羽見到如此盛大的場面，也動了取而代之的念頭。

后來，皇權成了不可直視之物，再難有人像劉邦、項羽一樣輕易生出僭越之心。每當皇帝出行時，人們的灼灼目光紛紛看向了車駕上的另一個人。

武帝朝，金日磾“出則驂乘，入侍左右”，霍光“出則奉車，入侍左右”。宣帝朝，杜延年“出即奉駕，入給事中”，張彭祖“出常參乘，號為愛幸”。元帝朝，史丹“出常驂乘，甚有寵”。哀帝朝，董賢“出則驂乘，入御左右”。……

與皇帝同車輦，意味著權勢滔天。此時，人們可能會想：皇帝身旁的那個人，可否取而代之？

▲【明】劉俊：《漢殿論功圖》。圖源：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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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天下人來說，皇帝制度的確立，究竟有何意義？

庶民百姓生于斯，長于斯，死于斯，葬于斯，生活中接觸的人，要么是家人，要么是鄰里。圈子不會太廣，無論是婚姻，還是出行，基本不出縣境。成年男性要外出服兵役和徭役，遠赴邊塞或是都城，通常也就一年。小吏多在本地任職，少部分人能夠出差公干，極少數人能夠升至二百石，脫離鄉里在全國游宦。除此之外，人們見識世界的機會并不多。

劉邦是熟人社會的一個異類。他做過張耳的賓客，云游四方；去咸陽服徭役，見到了秦始皇；任亭長時，押送罪犯到驪山。像他這樣能夠跳出鄉里的人，在社會中占比極其微小，比如長吏、博士、太學生、大商人、游俠等。這些人占據了史書幾乎所有的篇章。

戰國以來，官僚制產生，郡縣制逐步完善，人們與陌生世界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某種聯系。墨家講兼愛，儒家講仁義，法家講法，道家講道，都是在給一個全新的世界提供解法。

帝制建立后，絕大多數的臣下和百姓，皇帝終其一生也不會認識，但他們之間天然擁有了一層上下級的關系。盡管庶民“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一旦被貼上“民”的標簽，就變成人格化的賦稅和力役，正所謂“見萬民碌碌，猶群羊聚豬，皆可以竿而驅之”。歷史之中不乏“民貴”“民本”的論調，但難掩君民關系空洞、疏離的本質——它就像一個巨大的泡沫，雖一觸可破，卻總是壓得人喘不過氣。

秦帝國的失敗，也說明了這一點。齊地有齊俗，楚地有楚俗，晉地有晉俗，對關東人士而言，在后世看來相當成熟的秦法是一種違反人性的東西。成為“秦民”，意味著要橫跨千里跑到關中或者邊塞輸租服役，如此，誰會想成為帝國的一分子？

漢武帝時期，朝廷對外用兵、興建宮室的規模，比秦朝更大，時間也更長，關東百姓付出的代價也比秦朝更重，卻未激起秦末那樣強烈的反抗。中間經過了一百多年，百姓似乎已將“民”的身份默默忍受下來，融入到帝國秩序之中。是他們不懂得反抗嗎？倒不如說，由于他們處于封閉社會，相互隔離，難以形成合力，才會被區區一個皇帝、一群官吏給輕易統治了。

▲漢武帝畫像。圖源：網絡

反過來，皇帝要做的就是控制或籠絡那些能夠跳出鄉里的人。劉邦建國后，“徙豪杰諸侯強族于京師”，此后百余年間，漢朝堅決執行這一政策，如“徙郡國豪杰及貲三百萬以上于茂陵”，“徙郡國吏民豪杰于茂陵、云陵”，“徙郡國豪杰任俠及有耐罪以上”，“募郡國吏民貲百萬以上徙茂陵”等。

元朔二年（前127），漢武帝想要強遷富豪，家境貧寒的郭解也在名單之中。此人任俠殺人，雖不富有，但影響力極大。他入關之后，關中人士紛紛與之交往。漢武帝很快對其動手，捉拿郭解，有人為其求情，御史大夫公孫弘說道：“解布衣為任俠行權，以睚眥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于解殺之。”

手下殺了人，郭解不知情，這比他親自殺人危害更大。公孫弘為什么這么說？

因為這意味著郭解的聲望已經大得嚇人，做任何事情都不必他親自出馬，甚至不必讓他知道。往深了想，如此權威恐怕比得上皇帝了吧？

此話一出，郭解非死不可。

與此同時，形形色色的豪族大姓涌入關中，成為維護體制的力量。齊國貴族田氏就分化出好幾個大家族。比如漢武帝晚年的丞相田千秋，其先祖于漢初徙居長陵。再如田氏改作法氏，“齊襄王法章之后。秦滅齊，子孫不敢稱田姓，故以法為氏。宣帝時，徙三輔，世為二千石”。漢末的第五倫本為田氏后裔，由于田氏遷徙的次數實在太多，竟然以遷徙的次第為姓氏。那時，第五倫家族已是京兆郡大姓了。最諷刺的一個例子是，霍光幕僚田延年的先祖乃是漢帝國徙陵政策的“受害者”，而他本人卻成長為一介酷吏，專事打擊地方豪強。

只有處于帝國秩序之外的地方精英，才是真正的“關東余孽”。

既然帝國體制不可抗衡，如何才能破除這種疏離、空洞的關系？答案還是熟人社會那一套。國家雖然能榨取民脂民膏，但對鄉里的控制是有限的，各地的“風俗”依然在發揮作用。每個王朝末期都有一種積重難返的無力感，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鄉里私情侵蝕了統治。而跳出鄉里的人，多半精通人際交往的種種規則——請客吃飯、迎來送往、相互扶持。當他們進入陌生世界，自然會將人情攜帶進去，以抵抗冷冰冰的律令、制度和禮儀。

皇帝其實也想從帝國體制中逃逸出去。即便每個天子都自詡為天下的、公家的化身，但他們都是活生生的、有感情的人。他們生活在深宮之中，脫離現實，見過的大臣不會太多。正月的元會、朔望的朝見，都是程式化的流程。兄弟因儲位之爭相互防備，只有母家和妻黨可以親近。對皇帝而言，最悲哀的，不是感情促使關系得以穩固，而是穩固的關系培養了感情。

不過，皇帝既然是權力的頂點，世上大部分的私情與私愛都將向他涌去。他的每一個私心，都極大地影響了歷史的走向，比如侍從之臣成為決策首腦，比如宦官、外戚被重用。

而廣大的“民”，為了不淪為豬和羊，只能拼命向上位者獻寵。史書里幾乎全是爭寵的描寫，無論出身、性別、職位。事實上，能在史書上留下姓名的人，基本都是幸運者。很多人走出了鄉里，卻未能爬到高位，等不及史書的一筆，人生就已經戛然而止了。

湖北隨州孔家坡漢墓出土的《日書》里有“居官圖”。居官圖相當于當官指南，用來預測官吏前路的吉兇。當官就像爬金字塔，有升有降，如官運不順，“一曰除（免職），二曰貲（罰錢），三曰耐（輕刑），四曰刑（重刑），五曰死”；如官途亨通，“一曰進大取，二曰多前毋□，三曰□□□，四曰深入多取，五曰臣代其主”。

西北烽燧遺址出土了一封漢代的私人信件。寫信者是一個名叫孫賞的小吏，寫給他的長官宋巨卿。信中內容大致為，他因左右有事，不能到舍中問候長官的起居；隨后長官接待府君，他又因病不能去，故請求長官諒解。

敦煌漢簡里也有一封信。一個叫“政”的人，在定襄郡（今內蒙古呼和浩特附近）任職，寫信到敦煌，要一位名叫幼卿的官員照顧自己過去的同事王子方。政還在信中大倒苦水：任職五年多，沒能升遷，“道里遠辟，回往來希，官薄身賤，書不通”。多半是因為交通不便，與官場中人聯系太少，才不能升遷。

即便在偏遠的地方，人們仍在反復練習溝通的本領，巴結著長官，積累著人脈。他們相信有一天機遇降臨，自己可以走上朝堂，幸運的話，還能成為皇帝身邊的那個人。這份愿望，讓無數人在漂浮的帝國幻象中找到了立身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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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元二年（前87），漢武帝突染重病，不得不于生命垂危之際，立年僅八歲的幼子劉弗陵為太子，令霍光、金日磾、上官桀、桑弘羊、田千秋五位大臣鼎力輔佐。

武帝之死僅僅過了六年，朝廷召集了各地賢良、文學，“問民所疾苦”。六十多位基層儒生痛斥武帝政治，他們認為：武帝即位后，開疆拓土，用兵四夷，勞民傷財；隨后引發財政危機，“興利之臣”應運而生，為朝廷開辟財源；然而“興利”活動攪亂民生，造成社會動蕩，武帝于是起用酷吏，以嚴刑峻法鎮壓百姓。

以桑弘羊為首的公卿極力為漢武帝辯護。桑弘羊是武帝親信，他不可能認為開邊、興利有任何錯誤。這場會議看得見的成果僅僅是罷除關內鐵官及酒類專賣。

▲桑弘羊畫像。圖源：網絡

正史記載，漢武帝晚年曾頒布《輪臺詔》，公開承認錯誤，宣稱“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很多人認為，這是漢武帝晚年悔過、改弦更張的標志。事實上，武帝只是推遲了征服匈奴的時間，放慢了經營西域的節奏，讓百姓喘上一口氣。武帝去世當年，聽聞長安監獄有天子氣，就將里面的犯人，不論罪過輕重，一律處決。這些屠殺正是酷吏政治的繼續。如果武帝真的悔過了，鹽鐵會議根本沒有召開的必要。

鹽鐵會議是在另一個權臣霍光的授意下進行的，但這并不意味霍光與桑弘羊之間有多大的政見分歧。正如歷史反復上演的那樣，靠近權力中心的人為爭奪或維持皇帝的恩寵，往往相互猜忌爭斗，甚至你死我活地廝殺，難以構成一個穩定的集團。

武帝托孤沒多久，金日磾便去世。田千秋只求明哲保身，對政務不肯多言。此后，霍光與上官桀、桑弘羊之間展開了權力角逐。上官桀本是霍光的姻親，昭帝即位后，每當霍光休沐時，上官桀“輒入代光決事”。興許是體驗到了權力的快感，上官桀的野心開始膨脹。他聯合昭帝的姐姐鄂邑長公主，冊立自己的孫女為皇后。另一邊，七十多歲的桑弘羊為自己的后輩謀官，屢屢被霍光拒絕，從而產生了怨恨。最后，兩人合作，彈劾霍光，甚至還要推翻信任霍光的漢昭帝，結果雙雙斃命。

霍光未能專政之前，行政頗為寬仁，又是減田租，又是息馬政，又是發動鹽鐵會議。匈奴屢屢進犯，霍光只是采取有限的反擊。

元鳳三年（前78），匈奴擊烏桓。應是疲竭的民力得到了恢復，霍光“欲發兵邀擊之”。護軍都尉趙充國表示反對，他認為蠻夷自相攻擊，本是好事，主動出兵，乃是招惹生事。霍光不聽，派遣范明友率軍出遼東，臨行前告誡明友，“兵不空出”，如果追不上匈奴，便擊烏桓。匈奴聽聞漢朝出兵，果斷撤退，范明友改擊烏桓，取得大勝。

此事之后，“開邊”的風氣刮回了朝堂。宣帝本始二年（前72），朝廷派遣田廣明、范明友、趙充國等五將軍率十六萬余騎兵，輔以烏孫五萬騎兵，共擊匈奴。就人數而言，出征將士超過了元狩四年衛青、霍去病的遠征；從里程上看，各路出塞二千余里，可謂是深入漠北。這不正是桑弘羊在鹽鐵會議上高呼的“一舉則匈奴震懼，中外釋備”嗎？

然而，這次遠征的結果出人意料。匈奴聽聞漢兵大出，不敢迎擊，四處逃散，五路漢軍鮮有斬獲，反倒是烏孫騎兵獲三萬九千余級，搶得各種牲畜七十余萬頭。

既然要“開邊”，便不可能廢“興利”。因此，哪怕賢良、文學攻擊鹽鐵、均輸等最力，霍光基本沿用不改。

“開邊”“興利”皆存，民生不可能好，嚴刑峻法也不能免。霍光誅殺桑弘羊之后，桑弘羊之子桑遷逃跑，曾在父親舊下屬侯史吳家中留宿。后來，桑遷被捕后處死，侯史吳自首入獄。適逢大赦，廷尉王平與少府徐仁都認為侯史吳罪過不大，赦免其罪。但有人認為侯史吳是包藏謀反者，乃重罪，不能赦，順便彈劾王平與徐仁。徐仁是丞相田千秋女婿，因此田千秋多次為侯史吳開脫，還召九卿、博士討論此案。眾人畏懼霍光威嚴，認為侯史吳不能赦。

此時，田千秋的相位岌岌可危，稍有不慎，又要發生一場血案。霍光幕僚杜延年勸說道，百姓多言治獄嚴苛，官吏殘忍毒辣，今天丞相所議又是獄事，如果這事也連及丞相，恐不合眾心，一旦流言四起，將軍恐怕會喪失名譽于天下。最后，霍光沒有動田千秋，卻將王平與徐仁二人處死。

▲霍光畫像。圖源：網絡

既然漢武帝的事業還在繼續，那么鹽鐵會議上疾呼的儒生注定得不到重用。霍去病的孫子霍山曾回憶道：“諸儒生多窶人子，遠客饑寒，喜妄說狂言，不避忌諱，大將軍（霍光）常讎之。”這才是霍光內心深處的真正態度，與桑弘羊對賢良、文學的譏諷如出一轍。

參加鹽鐵會議的儒生大多埋沒無聞，唯一一個在歷史上留下確鑿印跡的賢良是魏相，他在漢昭帝時一度升為河南太守，后被霍光找機會下獄，遇到大赦被放出來，直到宣帝朝才迎來轉機。

霍光誅殺上官桀之后，為加強戒備，要求拜訪者露出身體，除去武器，接受搜身，并由兩個侍衛挾持進見。儒生蕭望之前來拜訪，不肯受此擺布，自行出閣，說：“不愿見。”霍光知道后，吩咐侍衛不要為難。蕭望之來到霍光面前，勸誡道，現在來見您的士子都要如此對待，這恐怕不是周公吐脯之禮節。后來，有大臣推舉一些名氣很大的儒生，霍光唯獨不任用蕭望之。

蕭望之言及周公，頗有深意。漢武帝托孤時，曾對霍光說：“立少子，君行周公之事。”可是，“周公”又怎么會將儒生拒之門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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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是我們非常熟悉的歷史大事。然而，后世長期掌握話語霸權的儒生，在西漢前中期只是皇帝蓄養的“俳優”，只有少數人通過獻媚的方式接近了權力核心。

武帝統治期間，共有12位丞相。其中3人屬于外戚或劉姓皇族，6人屬于高官或開國功臣后代。另外三人的身世就沒有那么顯赫了。一個是李蔡（李廣堂弟），以軍功起家。一個是田千秋，曾為高寢郎，供奉高祖陵寢，憑借一紙奏章，提升為九卿之一的大鴻臚。

第三個就是儒生公孫弘。他算是真正的平步青云，60歲通過察舉制進入政壇，70歲第二次擔任博士，77歲拜相。

這樣的故事并沒有在武帝朝再次上演，縱橫官場主要看的是父輩、軍功和財富。同為官場底層，刀筆吏也要比儒生更容易升遷。

《史記?儒林列傳》記載，公孫弘曾向漢武帝提議，為政者要用禮樂教化百姓，應大力招納博士弟子，通曉一種經學以上者可補文學掌故，成績優異者可為郎中。武帝同意，“自此以來，則公卿大夫士吏斌斌多文學之士矣”。

▲公孫弘。圖源：影視劇照

然而，現實與司馬遷的結論大相徑庭。武帝一朝，僅有兒寬一人通過太學入仕，擔任掌故，后官至御史大夫。細究起來，兒寬完成學業后獲得廷尉史之職，并不受重用，被派去北地管理畜牧多年。后來，兒寬的上司張湯看中他起草奏章的能力，將其舉薦給漢武帝，兒寬才得到升遷。一個人如果只靠自己在經書上的學識，恐怕難以在官場上走得很遠。仕宦成功靠的是人脈和行政能力，而非教育背景，太學只是一張極為普通的入場券。

不難想象，有些人讀了《儒林列傳》，興奮地走入官場，期待著一個光輝的未來，結果卻要面對慘烈的競爭、權貴的俯視，四處碰壁，一生蹉跎。但恰恰因為這樣的歷史敘述，使得廣大儒生擁有成為一個群體的可能，只要他們合力奮斗，確實能夠實現《史記》里描述的美好畫面。

儒生向來不團結。公孫弘排擠另一位大儒董仲舒，董仲舒則指責他“從諛”。一次，董仲舒寫了一篇《災異之記》，宣揚天降災異是給君主警示，主父偃將其偷走，然后呈給漢武帝。當時恰逢遼東高廟發生火災，武帝大怒，讓學者討論這篇文章，眾人都表示此文暗含諷刺意味。董仲舒的弟子呂步舒在不知道作者是誰的情況下，公開說作者“下愚”。于是，董仲舒被判死罪，后被赦免。——可見，所謂孔子門徒并無儒家的意識，一心想著如何討好君王。

《史記》里的美好愿景不是一朝一夕完成的。武帝晚年發生了一件大事——巫蠱之禍，朝廷迎來了高層大洗牌，制造了一個巨大的權力真空。我們不妨來列舉高層被殺者：丞相公孫賀、太仆公孫敬聲、京兆尹于己衍、丞相劉屈氂、貳師將軍李廣利、御史大夫商丘成、太常酈終根、大鴻臚戴仁……此外，還有11位不在朝任職的侯爵被處死。

一場巫蠱大戲，殺得血流成河，但等到烽煙散盡，已是廣闊天地、大有作為。昭宣時代，越來越多出身普通的人進入高層，新的精英占據了金字塔頂端。

最早的贏家是霍光。他欲維持自己的權勢，不能光靠鐵腕，也需要合法性，而儒學經典里有數不清的成例可以為其辯護。始元五年（前82），有人假冒衛太子，來到皇宮北闕。京城一時人心浮動，圍觀者多達數萬人。京兆尹雋不疑到來之后，立刻逮捕此人。有人說，此人是不是衛太子尚未可知，先等等看吧。雋不疑援引《春秋》，說太子得罪先帝，逃亡在外而沒有接受處死，乃是罪人。霍光聽聞后，非常贊賞雋不疑，說道：“公卿大臣當用經術明于大誼。”

漢昭帝去世后，霍光擁立昌邑王劉賀。劉賀不愿做傀儡，霍光只能想辦法將其廢黜。一日，儒生夏侯勝攔住了劉賀車駕，勸諫道：“天久陰而不雨，臣下有謀上者。陛下出欲何之？”但劉賀竟然感受不到周遭的危險，也理解不了夏侯勝話外的提醒之意，只是將其斥為“妖言”，并將夏侯勝逮捕治罪。此事令霍光大驚，“益重經術士”。

不過，觀霍光的用人，儒生基本上不占優勢，高層中尤其少儒生。漢昭帝統治的13年間，只有一位儒生進入高層官員之列。

廢劉賀后，霍光立劉病已為皇帝，是為漢宣帝。劉病已是衛太子之孫，因巫蠱之禍下獄。望氣者說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武帝下令將獄中所有人犯一律處死，使者到了監獄，卻發現大門緊閉。廷尉右監丙吉拒不開門，說：“皇曾孫在，他人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武帝聽此言，竟然醒悟，宣布大赦天下。霍光廢劉賀后，丙吉贊揚劉病已，稱其“通經術，有美材，行安而節和”，是第一位公開建言劉病已繼承皇位的大臣。

▲丙吉畫像。圖源：網絡

當高層不斷援引儒家經典為自己造勢，大批的儒生自然而然進入官場。再加之漢宣帝生長于民間，朝中毫無勢力，只能仰仗一些出身卑微的人。因此，宣帝統治的25年間，有12位儒生成為朝廷重臣。

霍光死后，霍氏未倒，但儒生開始醞釀反擊。時任御史大夫的魏相先聲奪人，主張對霍氏子孫要“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之后，魏相又指控說，尚書官員竟然可以先皇帝一步閱奏章，如果奏章的內容不當，就擱置起來不上報，這番言論直指領尚書事霍山。宣帝聽從魏相的建議，削奪了霍家的權柄。

地節三年（前67），蕭望之上書，借京師下大雹子一事，控訴“大臣任政，一姓擅勢”。蕭望之上書后，“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

地節四年（前66），魏相升為丞相，“盡變異大將軍時法令，以公田賦與貧民，發揚大將軍過失”，使得霍氏對他又怨又懼，最終鋌而走險，企圖謀逆，結果事敗被族誅。

自戰國以來，儒生便開始擁抱世界的劇變。對于君民關系，他們要比百姓多一些想象力：庶民無法自我管理，因此要分貴賤，君主由此而生。同時，他們十分追求秩序：皇帝雖凌駕于眾人之上，卻大不過王道正義。這就是儒生的信條。

然而，多年被壓抑的歷史讓儒生們愈發確定一件事：大多數皇帝都是庸人，英明之主鳳毛麟角。要實現王道，皇帝必須親賢臣、遠小人。

等到他們真正取得權勢，便會把皇帝的身側變成一個你死我活的戰場，容不得私情的存在。本質而言，就是儒生群體想要壟斷皇帝身側的位置。

4

漢宣帝不是一個守文的皇帝。

史書上說，“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太子（即元帝）認為他“持刑太深”，勸他“用儒生”，宣帝勃然大怒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話語中充斥著對腐儒的反感。說完，宣帝不由得感慨：“亂我家者，太子也。”這幾乎是漢武帝與衛太子關系的翻版。不同的是，武帝晚年不惜興大獄以易儲，宣帝雖動過這樣的念頭，卻沒有付諸行動。

宣帝初即位時，想要為漢武帝歌功頌德，準備設“廟樂”。群臣紛紛附和，獨有儒生夏侯勝表示反對。他說：“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斥境之功，然多殺士眾，竭民財力，奢泰亡度，天下虛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于民，不宜為立廟樂。”最終，宣帝將夏侯勝下獄。

宣帝說自己“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恐怕是言不由衷之詞。僅巫蠱之禍便株連數萬人性命，自己作為皇曾孫，也險些喪命，漢武帝怎能稱得上“躬履仁義”呢？然而，宣帝是一個優秀的政治家，所作所為必然要服務于現實。抬高漢武帝的地位，是為了強調自身的正統性，伸張衰落已久的皇權。

霍光死后，宣帝親政，繼續武帝的事業。地節二年（前68），宣帝派遣侍郎鄭吉，發西域諸國兵萬余人及屯田漢兵1500人，討伐車師，將其降服。神爵二年（前60），匈奴日逐王帶數萬人向鄭吉投降，鄭吉率五萬人馬迎接，護送日逐王來到長安。后來，宣帝任命鄭吉為西域都護，史書稱“漢之號令班西域矣，始自張騫而成于鄭吉”。

甘露三年（前51），呼韓邪單于來到長安，向漢朝稱臣，“匈奴遂定”。漢武帝當年的期望大概也就是如此了。

另一邊，儒生們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影響力。魏相與漢宣帝的恩主丙吉十分交好，他被霍光打壓時，丙吉曾給他寫信稱，朝廷知道你的才干，將要起用你。魏相任御史大夫時，將蕭望之收為下屬，并舉薦他做大行治禮丞。

蕭望之熟讀儒學經典，辦事穩重，兼有論辯之才，宣帝認為他有當丞相的素質，決定考察一下他的能力，于是將蕭望之左遷為左馮翊。蕭望之覺得自己被貶了官，提出辭職，宣帝為安撫他，派人傳口諭說，你之前擔任平原太守的時間太短，所以讓你在三輔試一試，并非聽到什么風言風語將你貶官。

宣帝治國有一個特點，特別喜歡提拔恪盡職守、政績突出的官員，用他自己的話說就是：“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宣帝朝的重臣許多都有豐富的地方行政經驗。蕭望之任左馮翊三年，京師人人稱頌，隨即升為大鴻臚。

良吏治國還有一個特例。精通律法的小吏黃霸曾支持夏侯勝，被牽連下獄。在獄中，黃霸想向夏侯勝學習經術，夏侯勝說自己犯了死罪，拒絕了。黃霸引用《論語》說：“朝聞道，夕死可矣。”夏侯勝頗為動容，于是教他學習《尚書》。后來，夏侯勝出獄做官，向宣帝舉薦黃霸，宣帝便任命黃霸為揚州太守。黃霸歷任揚州、潁川等地，政績出色，為天下第一，可是只要在京師當官，就頻頻犯錯。黃霸雖被提拔進高層，卻落得一個“長于治民，不善為相”的名聲。

以上種種史實說明，儒生要么通過政治投機嶄露頭角，要么憑借行政才能脫穎而出，一旦身居要職，便開始傳播儒家學說，并為其他儒生提供政治便利。

以今天的眼光來看，儒生其實不比“小人”高貴多少。他們是被統治的眾生中的一員，卻自視甚高；異口同聲說著王道夢想，具體到個人，則廣泛利用關系、謀求私情。希望超越帝國，又無法脫離其中，最后化作兩千多年專制歷史的養料。

魏相在擔任宰相期間，努力向宣帝灌輸一個道理：災異與國家命運是息息相關的。他命令自己的下屬，出差公干時，盡力收集各地的奇聞異事，比如賊寇作亂或風雨災變。要知道，儒生掌握經典，也就是擁有災異的解釋權。理論上，老天的權柄越大，儒生的地位就越高。

▲魏相畫像。圖源：網絡

魏相之后，丙吉繼任丞相。他雖不是儒生，但熱愛儒學。丙吉一次外出，遇到有人在街上斗毆，死傷橫道，但他不聞不問。過了一會兒，遇到一個農夫，見其耕牛氣喘吁吁，疲憊不堪，熱得伸出了舌頭。丙吉特地停下車子，派手下詢問此牛在路上走了多久。下屬不解，詢問原因。丙吉回答道，百姓斗毆，有長安令、京兆尹來處理，我作為丞相只用考察他們的成績；此時正值春天，牛卻熱得氣喘吁吁，說明氣候不符合節令，這是影響天下的大事，身為丞相，必須過問。——可以看出，災異說已經在高層普及。

宣帝也非常吃這一套。他屢屢發布詔書，說自己不通儒家經典，昧于天道，使得陰陽失和。每當發生大災異時，他都要讓朝廷上下反思一番。西漢最早利用災異改變政局的例子，就是儒生借自然災害攻擊霍氏家族，使其倒臺。知識的力量或許真能改變政治的力量？

5

黃龍元年十二月（前48年1月），宣帝病重，詔命史高、蕭望之、周堪共同輔佐太子。

漢元帝柔懦好儒，是一個守文的皇帝。蕭望之、周堪皆師從夏侯勝，經術高深，且同為太子老師。另一個輔政大臣史高為外戚，與宦官弘恭、石顯交好，與蕭望之不對付。

蕭望之作為儒生領袖，不遺余力提拔同儕，比如宗室劉向、侍中金敞。另一邊，他的政治對手也在提拔儒生，以營造自己求賢若渴的形象，比如貢禹、匡衡、諸葛豐等人。這恐怕就是所謂的“齊王好紫衣，宮中無異色；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兩派雖然斗得火熱，但從整體上看，儒生進入高層的機會大大增加了。

蕭望之雖有帝師的身份，但畢竟不如宦官這般與皇帝親近。他向漢元帝勸諫道，中書是百官之本，應由賢人擔任。自從漢武帝游樂于后庭，才起用宦官。按古制，君王不應靠近刑余之人，應改為士人。漢元帝雖然好儒，但也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不可能平白無故遠離親近之人，因此對這一建議置若罔聞。

▲漢元帝畫像。圖源：網絡

自董仲舒以來，王道的理想從未像此時這樣真切。蕭望之剛看見曙光，便不顧一切撲入其中，結果發現是熾熱的火焰。他在地位尚不鞏固的情況下，直接以一敵二，正面挑戰外戚和宦官兩大勢力。烽火初現，勝敗已分。

當時，有一個名叫鄭朋的儒生，欲攀附蕭望之，上書元帝，稱史高派遣賓客擾亂地方，同時指出外戚史氏、許氏子弟的罪過。蕭望之將其引為同黨，而鄭朋也極力詆毀外戚。后來，蕭望之發現鄭朋為人不正，與之絕交。鄭朋的升官夢瞬間化成泡影，心生怨恨，改投外戚門下，并推諉自己的責任：“皆周堪、劉更生（劉向）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

于是，石顯等人指使鄭朋和另一位被冷遇的待詔華龍，指控蕭望之等人擅結朋黨，攻擊大臣，誹謗皇親國戚。史書里說，漢元帝不知“召致廷尉”為下獄之意，同意了石顯的請求，將蕭望之、周堪、劉向三人下獄。事實上，漢元帝8歲就被立為太子，有天下名儒伴其左右，教授治國之道，即位之時，已經26歲，怎么可能不知道“召致廷尉”之意？更大的可能是，漢元帝被夾在師傅與外戚、宦官之間，兩頭皆有舊情，不愿做的太過，于是想出這個辦法，為自己遮掩。

隨后，漢元帝“弄清真相”，將蕭望之赦免，并責問石顯等人。石顯等人不愿意蕭望之復起，提議將蕭望之革職，元帝同意了。

蕭望之被罷免后，當年春季發生地震，夏季天有異象。元帝以此下詔，賜蕭望之關內侯，加封為給事中。不久，劉向、周堪也回到了朝中。當年冬天又發生了地震，石顯一黨將災異歸于蕭望之等人。劉向意識到形勢不利，不得不冒險一擊，向元帝解釋說發生地震不是因為蕭望之重返朝廷，而是弘恭圖謀不軌所致。然而未能奏效，劉向再度入獄。同時，蕭望之讓其子上書為自己申辯。弘恭、石顯知道蕭望之性格剛直，于是向元帝報告，指責蕭望之不知悔改，應該將其逮捕。果然，蕭望之不肯受辱，飲鴆自殺。

蕭望之的死似乎讓元帝頗受觸動，他提拔周堪為光祿勛，周堪的弟子張猛為光祿大夫。劉向以為自己重新被起用的機會到了，再度上書以災異言事。元帝不聽。這一年，夏天陰冷，日青無光，弘恭、石顯之流怪罪于周堪等人，隨后，周堪、張猛被貶職。三年后，宣帝廟門遭火災，后又有日食，元帝認為自己先前錯怪了周堪等人，便將他們召回朝堂。

在蕭望之與石顯兩大陣營長達五年的政治斗爭中，災異說——這個由儒生創造的武器，從來沒有打擊過皇帝，卻屢屢淪為朝堂兩派政斗的制勝法寶。關于漢元帝的態度，歷史記載頗有可疑之處，但有一點是確定的——他更加寵幸石顯，而非蕭望之。有人曾警告元帝，小人當道導致各種災害層出不已，元帝則回答道:“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儒生眼中涇渭分明的賢臣小人，于皇帝而言沒有任何分別。

知識從來都只是權力的奴仆，反過來也可以這樣理解，知識群體的失敗并非他們的理想錯了，而是他們沒有取得足夠的權力。

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護騎都尉甘延壽與西域副校尉陳湯奉命出使西域。陳湯此人“喜奇功”，向甘延壽提議發動屯田官兵和烏孫士卒突襲匈奴，可建千載奇功。甘延壽欲上報朝廷，然后調兵。但陳湯認為，朝廷公卿看不見戰機，必然反對奇襲，于是矯詔發兵，率四萬人，突襲匈奴郅支單于。陳湯大軍突至，匈奴難以抵抗，郅支單于最終戰死。

郅支單于的首級運回了長安。陳湯上疏朝廷，請求將郅支單于的頭顱掛在蠻夷居住的街道，警告他們：“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當朝大儒，同樣也是丞相的匡衡表示反對，說郅支單于的頭顱從西域運回長安，已經遍歷各國，又根據《禮記》，春天是掩埋尸骨的時候，不宜懸首。

但在武官的據理力爭下，最終還是懸首十日。

論功行賞時，匡衡、石顯認為不該給陳湯、甘延壽封賞，理由是陳湯矯詔興兵，所幸未出意外，若人人效仿，必為國家招來禍端。這番說辭有一定道理，但陳湯不費朝廷一兵一卒，建此奇功，如果不封賞，如何向天下人交代？就在此時，石顯多年的政敵劉向上書為陳湯辯解。漢元帝借坡下驢，赦免其罪，予以封賞。之后，匡衡和石顯又為難陳湯，企圖削減封賞，最終陳湯只獲得關內侯的爵位，官拜射聲校尉。成帝即位后，匡衡再度發難，將其免官。一代英雄，最后竟到了論斬的地步，令人不勝唏噓。

在此事中，石顯與甘延壽有私怨，乃蓄意報復。而匡衡依附石顯，加之本為儒生，反感戰爭和逾制之舉，所以極力攻擊陳湯。有意思的是，在成帝即位后，匡衡眼見石顯失勢，立刻向皇帝列舉其罪狀，使其被罷免。

▲匡衡畫像。圖源：網絡

陳湯跌宕起伏的經歷，恰恰折射出元成之世已是一個不同于武、宣的時代。如果他生在進取的年代，封侯不過是最微末的獎勵。然而，在陳湯生活的時代，一種復古的、王道的社會愿景俘獲了世人的心，“開邊”“興利”被無情地掃進了歷史的垃圾堆。

吊詭的是，這群高舉著理想主義大旗的儒生，變得越來越功利，不斷卷入外戚、宦官、佞幸之間的斗爭，歇斯底里地爭奪著皇帝身邊的那個位置。

朝堂內外，關中關東，私情逐漸侵蝕漢朝統治，帝國秩序難以為繼。世人一面憂懼著末日降臨，一面熱情地迎接“再受命”，最終迎來了一個“怪物”——王莽。

強光之下，反而顯得幽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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