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時的中國人眼里，阿爾巴尼亞是“情同手足的兄弟國家”。在阿呆了22年的新華社記者王洪起，是中國常駐該國時間最長的新聞記者，經歷了霍查、阿利雅和劇變后至今的各個階段。在《“山鷹之國”親歷》一書中，他揭示了中阿兩國之間一些不為人知的內幕。

中國政府1954年開始向阿爾巴尼亞提供援助，而大批援助則在1961阿蘇關系破裂以后提供，文革時期，援助達到了最高點。

當時中國的經濟和技術還比較落后，中國人節(jié)衣縮食、勒緊褲帶、萬里迢迢運去的大量鋼材、機械設備、精密儀器等，阿方卻隨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被風吹雨打。中國專家看到他們這樣嚴重糟蹋援助物資，心疼得直掉眼淚。有些同志對當時對阿的援助不理解，私下里說了一句“打腫臉充胖子”，卻遭到了批判。當中方人員向阿方提醒不要隨便浪費時，阿國人竟毫不在乎地說：“沒關系，壞了沒有了，中國再給嘛。”

時任駐阿大使耿飚回憶說，“ 我國對阿爾巴尼亞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鎖、存在經濟困難的情況下提供的。從1954年以來，我們給阿的經濟、軍事援助將近90億元人民幣，阿總人口才200萬，平均每人達4000多元，這是個不小的數字。我們援阿的化肥廠，年產20萬噸，平均一公頃地達400公斤，遠遠超過我國農村耕地使用的化肥數量。而軍援項目之繁多，數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國防的需要。霍查曾經毫不掩飾地說：‘你們有的，我們也要有。我們向你們要求幫助就如同弟弟向哥哥要求幫助一樣。’謝胡還說：‘我們不向你們要，向誰要呢？’”
1971年秋天，三條消息擾亂了地拉那的平靜。

第一條：阿爾巴尼亞駐北京大使羅博被告知，中國共產黨由于國內原因，將不派代表團參加阿黨六大。

第二條：林彪從公眾生活中消失。羅博大使說，所有這些消息是從其他國家駐華大使那里聽到的。霍查很不高興，因為他沒有得到關于這一極其重要事件的大道消息。他一直等到1972年7月，才得到期待已久的信件。這時全世界都已知道了林彪的事情。

第三條：在美國總統(tǒng)特使、國務卿基辛格1971年7月秘訪北京后，確定美國總統(tǒng)尼克松于1972年2月正式訪問中國！

霍查于8月上旬，以阿黨中央名義致中共中央毛澤東主席一封萬言長信，全面闡述了阿的立場，指責中國這么大的事為什么不事先同阿商量？（毛主席說，同他商量就干不成了）

霍查在當時屬于絕密的信件中將會晤稱為“與敵人會談”，信中還說：“ 我們認為，你們要在北京接待尼克松的決定是不正確的、不受歡迎的，我們不贊成、不支持你們這一決定。我們堅信其他國家的人民、革命者和共產黨人不會接受已宣布的尼克松對中國的訪問。”

霍查在他后來出版的日記中埋怨說，中國人對阿爾巴尼亞嚴密封鎖，不告訴他發(fā)生了什么。他認為，中國人和當年赫魯曉夫一樣越軌。其實，當時考慮到兄弟國家對尼克松訪華可能產生誤解，周恩來總理除了向其他兄弟國家的領導人通報有關情況、作解釋外，很快就約見了阿爾巴尼亞駐華大使羅博，詳細介紹中方與基辛格會談情況，特別強調中國反對帝國主義的基本原則不動搖，不會拿原則作交易。

隨后，阿主要領導人對中方先進行內部指責，繼則公開影射，進而阿媒體發(fā)表不點名批判文章。阿方不僅把反對的矛頭指向中美關系的改善，說中共搞機會主義，而且批判毛澤東關于“三個世界”劃分的理論。1977年7月7日，阿黨報根據霍查七大報告的論調，撰寫了長篇編輯部文章《革命的理論與實踐》。攻擊“三個世界”理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革命的”，“中國要當第三世界的領袖，坐不結盟的第一把交椅”。

時隔不久，復出后執(zhí)掌中央和政府全面工作的鄧小平同志在外交領域采取了第一個重大決策和斷然措施，就是指示外交部，對阿爾巴尼亞停止援助。外交部根據鄧小平的指示精神，起草關于停止對阿援助的報告和照會。報告指出，一個時期以來阿領導集團出于內外需要，對我由影射攻擊發(fā)展到公開反華。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仍繼續(xù)向阿提供了大量援助。但阿以怨報德，對我援阿工作不斷刁難，設置障礙，明明是阿方不負責任造成的過錯，反誣我懷有損害阿經濟的蓄意圖謀。

報告認為：“社會主義明燈”已經熄滅了，其分量、作用就那么一點點。從全球戰(zhàn)略考慮，我們下決心甩掉這個無足輕重的“又臭又硬”的茅坑里的石頭。1978年7月7日，中方公布了外交部照會。作為答復，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和阿部長會議于1978年7月29日致函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該信標志著中阿關系的公開破裂。

在后來的歲月里，兩國關系就是霍查所說的“只是形式上的外交關系了”。其時霍查開足輿論工具的馬力，他本人甚至不顧帶病的身軀，親自披掛上陣，對中國當時的內政外交進行全面攻擊、全盤否定。對中國主要領導人指名道姓地進行誹謗，惡毒攻擊“中國是最危險的敵人，比蘇聯更危險，因為中國打著反修的旗幟，而實際上是真正的修正主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