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陶斯亮

轉自：《人民日報·海外版》2008年6月25日第7版

原載：《中華兒女》雜志2008年4月刊

一

在父輩中，我最親愛的人除了父母外，就是干爸爸王鶴壽了。

在我的相冊中，有一張在延安時期我與爸爸陶鑄、干爸爸王鶴壽的合影，大約只有四歲的我，坐在干爸爸的懷里，卻扭頭望著爸爸。他們兩人都在開懷大笑著，而我則傻乎乎地摸著頭，稚氣的臉上有一些嚴肅，似乎在想：他們為什么這樣高興呢？這張相片非常形象地反映了我與兩位爸爸之間的關系。

1945年延安，陶斯亮與干爸王鶴壽、爸爸陶鑄（右）

我爸和干爸爸是國民黨時期南京軍人監獄的難友，他們都是獄中最英勇頑強、鐵骨錚錚的共產黨囚徒，彼此都很敬佩，結下生死之誼。被黨營救出獄后，先后到了延安，關系自然密切。據說他倆與胡耀邦當時被稱為“桃園三結義”。

別看我那時小，卻特有主意，這個干爸爸就是我自己認下的。搖籃中的我，對前來看望的父親眾多朋友都無動于衷，唯獨對干爸，只要他一來我就莫名地高興，要他抱，對他咯咯樂，而他一走就大哭不止，要傷心上好半天吶！這種天然的感情至今也解釋不了，或許歸于“緣分”之說吧。

事實證明，我在一歲時給自己找的干爸爸是多么英明。在我人生中，特別是童年和少年時代，他給予我的父愛，絲毫也不亞于我的親生父親。

我至今存留著在哈爾濱干爸家生活的美好記憶，我想我當時一定是個被嬌寵壞了的小女孩，因為等我稍長大后，干爸最喜歡逗我的一句話是：“亮亮啊，你還記不記得你在哈爾濱的時候，一次就吃掉半只雞的事呀？”

我當然記得，因為我竟霸道到不許干爸和干媽動一筷子。

在東北解放戰爭期間，我的父母都在前方，幸虧有干爸的撫育，使我在烽火連天的年月、在寒冷的白山黑水間，安逸地度過了童年。

二

全國解放后，我隨父母南下。因不適應廣東的語言環境，加之思念干爸爸，無奈之下，父母將我送到時任冶金部部長的干爸家。這一住就是四年。干爸無微不至地關心我的衣食住行，對我的寵愛那是出了名的。

任冶金部部長時的王鶴壽

干爸家有個小月亮門，每當春天，門上便會垂下一串串的紫藤蘿花，宛若紫煙一般，散發出淡淡的芳香，成為我對福綏境胡同最清晰的回憶。干爸爸每天下班回來，只要一從大門拐到這個小月亮門，就開始大聲叫：“亮亮！亮亮！”我則會歡呼雀躍地跑出去迎接。唉，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時光啊。

那時學生們都是自帶午飯，每天上學時在書包里塞進一個鋁制的飯盒，到學校放籠屜蒸。由于干爸每天都要親自檢查我的飯盒，所以廚師總把好吃的東西塞滿我的飯盒。

久而久之，同學們就都知道我的飯盒里有好吃的東西，于是一到開飯時間女同學就會走過來：“亮亮啊，有什么好吃的呀？”說著說著就分享掉了我的好飯，我自己則什么也沒吃到。

終于我不干了，拿回飯盒后兩手護著就是不打開，什么時候她們吃完了我才開始享用干爸爸給我準備的美餐。

幾十年過去后，每當我和初中同學憶起此事，都會忍俊不禁。那個時代，吃飯實在是一件頂重要的事情。

北京這四年的生活，不僅享盡了干爸干媽的寵愛，而且在很多方面都受到干爸的潛移默化，甚至說干爸在塑造著我。如他對信仰的忠貞不渝，對黨的事業的熱忱虔誠，對原則問題絕不妥協的政治操守，固執倔強又不善掩飾的性格，以及看似剛強嚴肅實則體貼細膩重情的特點……這一切對我人生觀的確立都有著重要的影響。

王鶴壽致陳云夫人于若木書信手跡

有件至今難忘的小事：

我在北京讀高一時，一天在家寫入團申請書，團支書讓我深刻挖挖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根源。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小資產階級”，更不用說“思想根源”了。

干爸見我抓耳撓腮的樣子，問明原因后，說了句：“胡鬧！你一個小孩子家哪里談得上什么小資產階級思想，你無非就是自由散漫點！”

我頓開茅塞，給自己戴了頂“自由散漫”的帽子，果然管用，很快就入了團。

甚至，我的很多生活和飲食習慣也都深受干爸的影響，如不愛吃魚，愛吃硬的醬豬蹄，愛吃蕎麥面，愛聽侯寶林相聲……

唯獨在讀書上，雖然我還算比較愛閱讀的人，但與干爸那是沒法比的。在共產黨的高級干部中，很少有像他這樣終日與書相伴的人，他的身邊永遠有一大摞已經讀過的書和另一大摞準備要讀的書。

王鶴壽與侄女王昆（著名歌唱家）

三

上世紀八十年代，我曾又一次在干爸家住過一年。這座位于麻線胡同的四合院，古樸別致，因為住了干爸這位手不釋卷的老翁，常給我一種書香繚繞的書院感覺。

大概是1981年，干爸讓我陪他去北京飯店探望一位美籍華人。據我所知，中紀委的工作與外國人素不相干。這是位什么樣的外籍客人，竟要中紀委的領導同志親自去探望？我很納悶。

干爸告訴我，這位美國女士，一度曾是關向應同志的愛人，也是他1926年在莫斯科東方大學的同學，并一起出席過黨的六大。回國后，干爸和這位女士先后被捕入獄。這位女士很快叛變了革命，釋放后與一位男叛徒一起投奔了國民黨，解放前夕逃到臺灣。1964年夫婦二人遷居美國經商，買賣興隆，生活富裕。此次回國觀光，這位女士多次向有關部門請求，想見見當年莫斯科的老同學。組織上安排干爸前往探望，但他不想一個人面對有如此復雜歷史的人，所以就拉上了我。

關向應和秦曼云在莫斯科

這是一次讓我終生難忘的會見。房門打開后，我眼前出現的儼然是一位闊太太。雖然已七十高齡，依然化著濃妝，上著鮮艷綢衫，下穿綠喇叭褲，尖尖的高跟鞋，佩戴著項鏈和耳環。老太太首先打聽當年東方大學同學們的下落、境況，干爸簡短的回答平靜的敘述分外感人肺腑。那些東大的共產黨人，離開人世的，個個是鬼雄；尚存人間的，亦皆為人杰。

老太太面帶愧色，神情很不自然。她吞吐地向這位共產黨的中紀委副書記陳述了1927年被捕的經過，極力為自己的變節行為開脫；她從側面，卻又不無真誠地詢問了關向應同志死難的經過；她還表示，為了祖國的統一大業，愿意為共產黨盡力效勞。

秦曼云和盛忠亮

最后，她以同情的口吻問：“這幾年來，你受苦了吧？”

干爸始終神態自若地靠在沙發上，搖著一柄紙折扇，聽到這話，坦然地一笑：“這是我們黨內自己的事情，算不了什么！”

一句話，說得老太太頓時無言以對。

我望著這兩位走過半個世紀再度重逢的老人，心情極不平靜。干爸爸，舊衣布鞋，滿頭飛雪，神情冷峻，一望便知是歷盡滄桑之人。他解放前曾六次被捕入獄，表現出一個共產黨員堅貞不屈的氣節。

秦曼云（左二）

在回來的路上，我有意問干爸爸：“你看人家雖然叛變了革命，但享盡榮華富貴，到頭來還得以貴賓相待。你呢？你看看你這一輩子，國民黨的六次大獄，共產黨的十年牛棚，你不后悔嗎？”

“后悔什么！這條路是我自己選擇的，又沒有哪個強迫，為什么后悔？”他斬釘截鐵地回答。

“有些人會認為像你們這樣的人很傻。”

“我就是愿做傻子，甘當革命傻子。”他坦然地說道。

聽到這樣的回答，一股敬佩油然而生，我真正體會到了什么叫“崇高”！

右起：黃克誠、陳云、王鶴壽

四

1998年6月21日，母親離我而去，悲痛差點讓我崩潰。

1999年3月2日，干爸又以九十高齡仙逝。當我凌晨時分趕到北京醫院時，見到世界上最后一位最疼我的人靜靜躺在白布單下，我抱著他卻欲哭無淚。有一智者曾囑咐我，親人去世時千萬不可撫尸大哭，要莊嚴肅穆地送親人的靈魂升天。

告別儀式上，親屬隊伍有七十多人，黑壓壓的一片。除了老王家的，還有谷牧家的，王蒙家的，陶鑄家的（就是我），這些不同血脈的老人、年輕人和孩子們，今天都是干爸的親人，懷著沉痛敬重之情來為他送行。

干爸的夫人王穎阿姨站在首位，之后是干爸的妹妹林浦，第三位是王昆（王鶴壽侄女，著名歌唱家——編注）大姐和周巍峙姐夫，再后就是我了，我后面才是敬敬和微微。這顯然是把我當作家里的女兒來排列的。

不明就里的人，對我出現在親屬隊列中不免感到奇怪。胡錦濤同志就是，他都一一握手從我面前走過去了，卻又回頭有點詫異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問：你怎么會在這里？、

果然，沒幾天我就接到他親自打來的一個電話，我將與干爸半個多世紀的父女情講給他聽，還告訴他我要寫一篇紀念干爸的文章，“你都成了寫紀念文章的專家了！”胡錦濤笑道。

從一個人的葬禮上，最能感受到他在人們心中的真實地位，因為此刻已無須玩虛假，流露出來的應是真性情。干爸的老朋友高揚文去麻線胡同吊唁時哭倒在地。他在挽聯上寫下這樣的一行字：老領導老朋友你為什么不等等我就去了！這樣的句子必是用心蘸著淚水寫就的，讀來讓人感嘆唏噓。

在遺體告別會上，我看到很多人悲痛地落淚，他的老秘書和身邊工作人員哭得最為傷心，王穎阿姨則已悲痛得不能自控，需要人攙扶。

但最最讓我感到意外的是朱镕基，這個被稱為“鐵面總理”的剛毅漢子，在干爸遺體前站立了很久很久，眼眶漸漸紅了，眼中有淚光閃爍……

去年元月份我見到朱镕基時談及此事，他說在東北工業部時，曾是干爸的部下，“我很敬重鶴壽同志！”當時作為國家總理的朱镕基，能為半個世紀前的老領導落淚，這說明兩個人都不是一般人。

一晃八年過去，我卻始終未能拿出寫干爸的文章來。今天又到了與干爸永別的日子，坐下來，靜靜地寫這篇文章，感懷著與干爸一世的父女情，才發現我對他的思念非但沒有衰減，反而與日俱增。這是因為像他這么真誠、純粹、率性的人真是少之又少，對我而言，干爸已經升騰為一種精神象征。在現在這樣一個物欲橫流的社會里，父母和干爸的在天之靈將護佑我不致迷失，得以享受只有堅守信仰才會有的那份充實和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