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婚算不算數？

王熙鳳一句話，撕開了三百年后的法律盲區

蘇漸霞

訂婚，在今天的中國，常被視為感情的儀式、彩禮的借口，或是“有了就算，沒有就拉倒”的中間態。

但在《紅樓夢》里，王熙鳳輕輕拆散的一樁訂親，卻讓人看清這兩個字背后，曾有多重、沉重的東西。

PART.01

替他出這口氣

?拆婚 ?

第六十九回，鳳姐正在庵中料理喪事，凈虛老尼趁亂送上一樁“活兒”——拆一門已經訂下的婚。張財主家的女兒金哥早已許配給守備家的公子，如今卻被地方權貴李衙內看上，動了“搶婚”的念頭。

怎么辦？張家不敢得罪衙內，又怕退親惹惱守備。凈虛便替張家找上鳳姐，要她出面幫忙。

鳳姐一開始是拒絕的。她笑著說，“我也不等銀子使，也不做這樣的事。”但凈虛一句話戳中她軟肋：“張家已知我來求府里，若如今不管這事，張家倒像府里連這點子手段也沒有。”

這就是王熙鳳的死穴：她可以不愛銀子，但不能失面子；她可以不行賄，但不能顯得“管不了事”。

于是鳳姐話鋒一轉：“你叫他拿三千銀子來，我就替他出這口氣。”

訂婚變買賣，三千兩銀子買走一個姑娘的命運。

你說古人禮教森嚴，不講人權？但其實，清代律例中，訂婚遠比你想象得更“講理”。

PART.02

其實極為危險

? 犯法?

在《大清律例》中，婚姻是一項法定契約，六禮中“納采”一成，就已經具有法律效力，尤其是男家送出定禮、女家回信，即構成“婚約既成”。

如果此后單方毀約，不僅可以打官司，還可能面臨“退賠、責打”乃至“犯法”的后果。

特別是對于女方來說，毀婚后另嫁，有可能被冠以“不貞”之名。而男方若毀婚，除非是女方“出丑”或“出疾”，否則也難脫干系。

所以，鳳姐能以一句“我一句話作廢”拆掉訂親，在清代現實法律語境中，其實極為危險。這絕非主母權力的應有范圍，而是赤裸裸的“權壓律”。

但曹雪芹不想塑造什么女權英雄。他寫王熙鳳拆親，不是為她立人設，而是冷冷地告訴你：

在權力面前，契約是紙，女兒是貨，婚姻是棋。

PART.03

在細節中展現

訂婚既不能保障婚姻，又容易被利用為綁架女性自由的借口

?大同案 ?

我們再拉回今天。

2024年，發生在山西大同的“強奸案”被廣泛討論：一名女性被男子以“未婚夫”身份帶走囚禁并性侵，法院初審判處強奸罪，二審維持原判，引發極大爭議。

這個案子最大的爭議點正是：“訂婚”是否構成某種親密關系授權？是否削弱了女性的拒絕權？

在民法典中，“訂婚”是一個文化意義大于法律意義的行為。它不等于婚姻，不構成強制履約，也無法限制人的人身自由。但在很多鄉村和地方風俗中，它仍然意味著一種“所有權式的預占”。

這就像王熙鳳拆婚那一段：守備家的公子覺得“已經訂了”，李衙內卻仗著家勢要硬搶。而張家夾在中間，求的是關系網、走的是門路，最后靠鳳姐三句話、三千銀子搞定。

三百年前是這樣。三百年后，形式變了，本質沒變。

你會發現，在那些沒有足夠法律認知與制度保障的地區，訂婚依然是一種權力游戲的中間狀態——被權勢介入、被父母操控、被金錢左右，而其中最容易被犧牲的，仍然是那個“金哥”一樣的女孩。

《紅樓夢》寫訂婚，不為寫情，而是寫局：局中人人都能說話，只有女孩無權決定；局中人人都怕得罪人，沒人怕拆婚錯殺。

大同案也一樣。那不是一樁簡單的法律判斷，而是一樁文化病灶的顯影——訂婚既不能保障婚姻，又容易被利用為綁架女性自由的借口。

所以我們必須承認一個現實：

訂婚，在當下的中國，既缺少法律保障，也缺乏文化認知。

它既不能保護你，也不能約束對方。

它可以被權勢輕輕一句話推翻，也可以被惡意當作“侵犯的預授權”。

在這種脆弱中，我們需要的不是更多的“鳳姐式調解”，而是更多透明、公平、法治的制度，讓婚姻不再是一場“有價無權”的合謀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