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5年，無論對于當時的中國或是蘇聯，無疑都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歷史節點。在中國，孫中山先生逝世，革命陣營開始走向分裂，為以后的4.12政變埋下了伏筆。在蘇聯，列寧時代結束，斯大林時代拉開帷幕，工業化的號角正在吹響，一個強大的蘇聯即將誕生。

徐志摩就是在這個歷史當口走進了蘇聯，遺憾的是，他并沒有意識到自己無意中站在了蘇聯的十字路口，他筆下那個糟糕透了的蘇聯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邁進了一個新的時代。

翻開徐志摩的《歐游漫錄》，我們會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那就是除了山川河流自然的風景之外，徐志摩筆下的蘇聯再沒有多少值得贊賞的地方，他筆下的蘇聯人沒有幾個是正常的，幾乎所有人都是落魄、木訥和丑陋或者恐怖的，而他遭遇到的其他國家如德國意大利等國的旅客，卻都是體面、風趣、有涵養的，好像他天生跟蘇聯人有不共戴天之仇。

不必說普通列車里的嘈雜混亂骯臟及難聞的氣味；也不必說向旅客乞討不達到目的不罷休的小乞丐和饑餓的人們。即便是徐志摩所搭乘的豪華舒適的國際列車，乘客基本都是體面有素養的歐美游客。唯有半路上來的兩個蘇聯人是不體面的，頭發蓬亂穿著邋遢，面相兇惡猥瑣，不像是好人。他這樣形容這兩個蘇聯人:我是不曾見過殺人的兇手，但如今那兩位朋友告訴我們方才是從大牢里逃出來的，我一定無條件的相信——這兩個蘇聯人還有槍，這讓徐志摩感到了恐懼和擔心。

列車上的一位餐車服務員也讓徐志摩感到很不舒服，這個服務員太強勢，叫人吃飯時咋咋呼呼的，以命令的口氣和體面的老爺太太們說話，不可思議吧？革命后的蘇聯，不但不體面的普通民眾可以坐上豪華的國際列車，就是一個伺候人的餐車服務員也可以對尊貴的客人大呼小叫，真的是叔可忍嬸不可忍。

從西伯利亞到莫斯科，除了交通的相對便利和西伯利亞的風景、空氣之外，基本沒有給徐志摩留下一點好的印象，到處都是貧窮、饑餓、落后、骯臟，人不好，笑也是假的，都是不自然的不是發自內心的，要不就是受了酒精的刺激的變態的笑，在他的眼中，蘇聯的顏色就是地獄的顏色。總之，哪兒哪兒都不好了，徐志摩好像佩戴著專門為蘇聯定制的魔鬼濾鏡，瞅哪兒都不順眼，一切都糟透了。

那么，莫斯科呢？

莫斯科更不好，相當的不好。在徐志摩的筆下，羅馬有光榮的古跡，紐約是金錢的天堂，巴黎是肉欲香艷之地，倫敦是文明的象征，唯獨莫斯科，只有殺戮的血污，沒有繁華的景象沒有和暖的陽光也沒有人道，有的只是泥濘的街市和偉大的恐怖與黑暗、殘酷、虛無的暗示，莫斯科集中了破壞的天才，一手拿著火種一手拿著殺人的刀——這就是徐志摩第一印象中的莫斯科。

按照徐志摩的慣例，莫斯科的天自然是陰暗的陰霾的凝滯的，帶著愁容和喪氣，莫斯科人的神情也自然是憂郁的慘淡的，見面不露笑容，談話時沒有精氣神，心里好像都壓著重物。街市上再也不見了拖著長裙的貴婦人，鑲金的馬車、穿著獵裝的世家子弟，再也不見了托爾斯泰筆下的社會，也不見了售賣奢飾品的店鋪，革命把貴族們嚇跑了，文化也被蕩盡了。代替這些的是滿街著裝簡單的工人和不修邊幅的人們，在爛污的街上游行的乞丐似的黑衣小孩和沿街叫賣殘廢男人和老女人，你看，貴族們消失了，滿街都是丑陋粗俗的沒文化的底層人，在徐志摩的眼中，他們根本就無法代表莫斯科，他們不配。

徐志摩很形象的做了一個對比，他說站在法蘭克福的街頭就他的穿著打扮而言就好似一個叫花子，自慚形穢的感覺，而站在莫斯科街頭，卻是很闊氣的存在了，就像是闊人進了貧民窟，他自己都覺得不好意思，就像是一個有善心的富人不愿讓身邊的窮人受刺激，即便在莫斯科讀書的中國學生在莫斯科也是被同學看做是中產階級，因為他們穿的榮昌衫畢竟是北京的老字號裁衣店的產品，也是頂呱呱的，不是一般的莫斯科人能比的，徐志摩的描述一下子就把中國人的優越感拉得滿滿，這一刻，我的腦海里圖片閃過兩副圖畫，一副是跪著的，另一副是站著的，跪的是西洋人，站著嘲笑的是翻了身的蘇聯無產階級。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問，徐志摩為什么如此仇視蘇聯和蘇聯人呢？其實很簡單，因為他在蘇聯看到了自己的未來，而這個未來是他所不能接受的，一句話，當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時候，你能指望被推翻被打倒的階級對你有好感嗎？不幸的是，徐志摩正是屬于那個被推翻的階級。

階級斗爭是革命的主題，這種題材的戲曲也在莫斯科的一個猶太戲院里上演了，徐志摩觀看了這出戲，戲的主要內容是對資產階級罪惡壓迫的控訴，戲的氣氛和表演手法都是恐怖的令人壓抑的，徐志摩對戲不感興趣甚至反感排斥，他認為這是布爾什維克造出來的一場噩夢，他感興趣的看戲的人，看戲的人大都是布爾什維克，戲曲開始之前由一個人講話，這個人自然也是不正常的長相，恐怖得像一個骷髏，而周圍的人呢，雖然不像西方人丑化的那么可怕，但依然都是穿著邋遢不修邊幅的，各形各色的人都有，也都屬于不體面上不了排面的那種，徐志摩告訴我們莫斯科是噩夢的制造廠，那么，無疑，這個恐怖的戲和臺下看戲的人們都是噩夢制造廠的作品，換言之，蘇聯的革命就是噩夢的開始。

更讓徐志摩無法接受的是，他在街頭上看到了一個抱著孩子的男子，這讓徐志摩產生了很多聯想和感慨，他告訴國內的朋友，你們知足吧，你們在北京住著好幾間房子，還雇著傭人和老媽子，已經很幸福了。這里呢，一個人只能有一間房子，是政府分配的，還不準雇傭人和老媽子，什么活都得自己干，桌子得自己擦，地得自己掃，飯得自己燒，衣服得自己洗，孩子也得自己看，如果有一天中國也這樣革命了，這日子該怎么過呢？不讓雇傭人和老媽子了，什么事都得自己干了，哪有條件和精力生孩子和撫養孩子呢？為此他感到了深深的擔憂，擔憂著自己和北京的朋友們如果沒有了傭人和老媽子伺候該怎么生活，擔憂著中國的年輕人會因為沒有了傭人和老媽子的伺候而不愿意生育，他甚至預言這會造成人口生育率的下降，這問題在他看來非同小可，相當嚴重，所以，這樣的革命他不喜歡。

徐志摩是文化人，他自然很關心文化人的命運，他去拜訪了托爾斯泰的女兒，去拜訪了幾個教授，也去祭掃了契訶夫的墓園，一切都讓他失望和憤怒，托爾斯泰的莊園被充公了，只給她的女兒留了兩間房居住，托爾斯泰的作品遲遲沒有出版，教授的生活和普通人差不多，不再那么體面和優越，不再那么高高在上風流倜儻，契訶夫的墓園破爛不堪，一片蒼涼。他感覺到一切都被顛倒了，原本高貴的不再高貴，原本低賤的卻招搖過市，這不是他想象中的革命，他不需要這樣的革命，面對如此革命后的蘇聯，他不禁發出憤怒的叩問:契訶夫如果生活在現在會怎樣？他是個幽默的人喜歡講笑話，面對如此的蘇聯，他是否還能笑得出來？

反正徐志摩是笑不出來了，他聯想到了中國，聯想到了自己，于是他開始反思蘇聯的革命，開始反思中國究竟需不需要這樣的革命，于是，就有了《血——謁列寧遺體》里的所謂血海論。

當然，這個已經屬于另一個篇章了，下回再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