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邁克·內伯格(Michael Neiberg) 美國陸軍戰爭學院歷史系教授，國家安全與戰略研究協會首任主席

1919年，意大利外交部長西德尼·桑尼諾（Sidney Sonnino）憤怒地對著伍德羅·威爾遜吼叫道，“通過一些外交官的活動，在一個屋子里改變世界，有這樣的可能性嗎？去找巴爾干人試試‘十四點’?！焙痛蠖鄶禋W洲同時代的外交官一樣，桑尼諾對美國人的觀點感到惱火，但又因為缺乏美國人推動那些原則的真正實力而倍感挫折。他和其他很多歐洲人同樣對當時負責歐洲的食品救濟的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感到生氣，因為美國人的理想與行動存在反差。胡佛曾經使成千上萬（可能上百萬）的歐洲人免于被餓死，但他在1919年警告歐洲說，美國人能做和會做的都有限度。盡管美國財富雄厚，而且嘴上很大方，不過胡佛告訴歐洲，美國很快就會退回到大西洋對岸，讓歐洲應付自己的無常命運。歐洲人發現有理由批評美國既沒有支持自己的理念，也不愿意付出大國應有的代價，雖然美國認為自己已經成了大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理想和行動之間那種同樣的鴻溝有可能重現。早在美國參戰之前，富蘭克林·羅斯福就發表了《大西洋憲則》，這個威爾遜主義的原則宣言得到丘吉爾的同意。整個戰爭期間，美國將理想主義的言辭和支持歐洲重建的承諾放在一起說。然而戰爭結束后，哈里·杜魯門在波茨坦表示美國政府為不會為1945-1946年冬季意大利的食物供應買單，這種話又很像胡佛。他和詹姆斯·伯恩斯也曾宣布，即將提供的援助只是與軍事打擊日本明確有關的租借援助。然后杜魯門說，“美國很富有，但美國不能為了幫助別人，一直將自己的資源傾囊而出?！倍鹏旈T剛到歐洲，伯恩斯聽到一位顧問告訴總統，現在是“山姆大叔停止扮演全世界的圣誕老人”的時候了，伯恩斯注意到，“這種話總統想聽”。

但是，如果杜魯門這一代似乎發現自己又一次進退兩難，夾在威爾遜的理想主義和不愿以實際行動實行支持的矛盾中時，這種情況在1945年已經發生了急劇變化。從1941年簽署《大西洋憲則》到波茨坦會議開幕的短短四年時間里，美國有了很大進步。盡管杜魯門承認美國能力有限，不過他所領導的這個國家實力遠比1919年的時候強大，因此能夠將原則變成現實。新的權力手段以布雷頓森林經濟協議、聯合國和原子彈等形式為美國的話語提供支持，原子彈尤其讓美國信心倍增。杜魯門這位撲克手在1945年掌握的牌，比伍德羅·威爾遜做夢想到的都多。

波茨坦會議象征著美國在30年的時間，對自己及其國際地位了解到何種程度。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孤立主義和威爾遜主義都沒有發揮理想作用。這一次，美國人也想盡可能迅速地復員軍隊，但他們計劃在1945年之后的日子里，利用國家力量的其他工具控制或影響海外事務。很快，他們手里的牌就會更多，其中包括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軍事聯盟、馬歇爾計劃援助帶來的連串反應，還有與一個經濟超級大國進行貿易所具有的誘惑。（經常自利的）理想依然存在，但美國領導人如今既有硬權力，也有了軟權力。

美國領導人在1945年主要出于自己的想象，希望利用那種權力重塑歐洲。他們認為，有著開放市場和全球貿易的民主歐洲能為未來的和平與穩定提供必要基礎。雖然他們知道，他們的目標并不總是與蘇方合拍（或者說在這個問題上，也與英國和法國有分歧），美國官員離開波茨坦時并沒有想過未來與俄國人的沖突不可避免，或者有可能發生。杜魯門后來說，他在波茨坦與約瑟夫·斯打交道時，看到的是一個“天真的理想主義者”，但是他在這次會議上得到了想要的東西，離開德國時心中充滿自信與喜悅。盡管他知道，俄國人會提出更多要求，而且那些要求很可能與美國利益相沖突，但是他認為波茨坦會議至少在那個時候，證明未來的合作還是存在可能的。就像他對自己的新聞秘書所說，“約瑟夫·斯和我每天晚上相處都很融洽，除了關于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的（外交代表）待遇問題，我們沒有什么分歧”。杜魯門在7月29日寫給妻子貝絲的信中說，“我喜歡約瑟夫·斯，他是個坦率的人，知道他想要什么，得不到時會妥協。”然后杜魯門又特別補充說，“他的外交部長不是那么直率。”與參加波茨坦會議的其他領導人一樣，杜魯門依然沒有發現，西方和蘇方的碰撞在未來不可避免會發展成沖突。

盡管克萊門特·艾德禮和喬治·凱南這些知情人預言，東西方沖突在未來將會增多，不過離開波茨坦的時候，樂觀者要比悲觀者多。杜魯門認為，1945年以后美國與俄羅斯的貿易會有極大發展，德國將作為一個統一的經濟與政治體獲得重建。詹姆斯·伯恩斯相信，將德國分區進行賠償，就把賠償這個可能發生摩擦的問題排除了，從而保證未來會是合作而非沖突。他離開波茨坦時對未來的美蘇關系感到樂觀，盡管他知道在某些地方依然存在分歧。那個時候，伯恩斯認為美國與英國的關系問題更多，他認為英國領導人對于恢復其帝國更感興趣，對于必須保證使歐洲大陸獲得重建的這個艱巨而昂貴的任務較為冷漠。他還猜測法國、意大利甚或英國會成為難纏的盟友，因為他們和美國的戰略目標并不總是重合在一起。他準確預言說，美國在歐洲最親密和可靠的和平伙伴可能會變成德國，只是這個曾經兩次與美國為敵的國家不管用什么辦法，能夠建立民主政府并構建功能經濟模式。

伯恩斯的看法凸顯了波茨坦會議的根本意義：它確實按照1945年的領袖們所理解的方式，解決了1914-1945這個時代的中心問題。那些問題——特別是法德關系、東歐民族構成、波蘭邊界和德國在新歐洲中的地位等——并沒有對1945年以后出現的問題造成影響。當然，冷戰的動力——兩極格局、以超級大國為基礎的聯盟作用和伴隨發生的非洲與亞洲非殖民化浪潮——依然與1914-1945年的那段歷史有關系，但它們基本上源自另一種力量。丘吉爾在波茨坦把歐洲稱為“噴發戰爭的火山”，不過歐洲并沒有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的跡象。這種幸福結局并不完全歸功于波茨坦會議上達成的協議，但就是那些協議表明，1945年的領袖們是在解決過去30年間的問題為角度進行考慮的，目的不是為了處理勝利者之間的新沖突。

同時代的人也是這樣看待波茨坦會議。多年以后回望時，波茨坦會議被視為冷戰的開端，我們必須謹慎看待主要參與者的回憶。當他們撰寫回憶錄時，他們知道了柏林空運、凱南的所謂長電報、中國內戰、朝鮮戰爭和其他成為冷戰的重要事件。與之相比，大多數觀察家在1945年都把這次會議視為勝利，特別是因為過去30年間的問題似乎有了解決之道，盡管那些方案存在一些缺陷。杜魯門認為未來與蘇方的關系會出現問題，但他想避免凡爾賽會議制造出的更大的問題，并且確實避開了。更重要的是，由于德國被分區占領，美國不會陷入1920年代貽害無窮的賠償循環，而且歐洲最終有了連貫的邊界，杜魯門認為這會促進和平。

大多數非官方觀察家們都同意，盡管波茨坦協議的最后文本存在缺陷，但是三巨頭達成的結果遠較1919年的先輩們理想。1945年時媒體的批評主要不是擔心會與蘇方萌生敵對，而是害怕法國可能以本國外交官未參與為由不支持該協議。當時大西洋兩岸的人們都憂慮，沒有法國支持，關于歐洲的長期協議難以堅持。

英國的《經濟學人》（Economist）和美國的《時代》周刊（Time）等媒體機構想讓協議更為深入，能夠秉持《大西洋憲則》精神，但幾乎所有的觀察家都認為，相比凡爾賽和會的爛攤子，波茨坦會議是一個巨大進步。他們還認識到，波茨坦會議實現了兩個最為重要的直接目標：摧毀德國的力量，并讓俄羅斯同意幫助結束對日戰爭。1945年8月，俄羅斯仍然是盟友，用海軍部長詹姆斯·弗萊斯特的話說，約瑟夫·斯表明自己“不是難以對付的人”。三巨頭似乎合作無間，制定出非納粹化、非軍事化和重建德國的聯合計劃，從而使其永遠再也不能威脅到歐洲和平。

德國在一段時間里一直是個問題，強調了三巨頭（還有法國）需要維持良好關系。軍事占領直到1948年還在繼續；波茨坦會議召開時，一些觀察家認為占領政府會存在十數年甚至一整代人的時間。哥倫比亞大學心理學家理查德·布里克內爾（Richard Brickner）是國務院和陸軍部的顧問，他在1943年出版的暢銷書《德國無可救藥？》（Is Germany Incurable?）中描述了這種普遍存在的心態。布里克內爾在書中指出，德國數百年來都陷于偏執妄想，其觀點是古怪扭曲的。他認為，對這個國家進行重新教育，讓其正?；?，需要花上數代人的時間。納粹政權的極端恐怖已顯現出來，而很多對德國執行占領的官員擔心德國人仍然沒有接受他們的集體罪行，導致他們認為大國需要通力合作，或者對德國進行重建，或者根據某一方的觀點，對德國進行壓制，使其永遠不再構成威脅。

波茨坦會議沒有稱為和平會議，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不是和平會議，意味著新總統不需要讓參議院通過什么條約。盡管杜魯門面對的反對黨力量遠比威爾遜小，但他也不愿意和老同事們在參議院就細節問題吵作一團。與英國和蘇方領導人一樣，他情愿把細節談判這種沉重的外交工作交給外長委員會去做。從1945年9月11日到1946年12月12日，該委員會與意大利、芬蘭、羅馬尼亞、匈牙利和保加利亞舉行了一系列會議，對條約進行定稿。職業外交官們在遣詞用句的問題上耗費了太多時間，讓伯恩斯感到喪氣，不過超級大國協同工作的能力還是發出了一個積極信號，在莫斯科、倫敦、紐約和巴黎（這次會議更為顯著）舉行的四次主要會議就是其象征。巴黎會議表明，法國開始接受新歐洲的總體輪廓。

三巨頭在波茨坦小心避開對一些關鍵問題進行討論，盡管這些問題都沒有直接影響到他們的核心利益。他們在進行商討時，沒有提到大屠殺或歐洲猶太人的未來。杜魯門的簡報手冊包含有163種不同議題的簡報，只有一份提到巴勒斯坦，談到屠殺歐洲猶太人問題的簡報則一份也沒有。國務院建議杜魯門對巴勒斯坦問題“只進行原則討論”，對于英國或蘇聯可能提出的提議都不要同意。國務院或者想拖延時間，或者不想讓美國陷入那一塊依然處在美國利益邊緣且矛盾重重的世界。

英國特別不想把巴勒斯坦提交到波茨坦會議的談判桌，阿拉伯人的民族主義和猶太人想回歸巴勒斯坦故土的渴望讓他們進退維谷，這個難題在戰前就已經難以控制，他們不想讓外力進行干涉。艾登建議丘吉爾盡可能讓猶太復國領袖哈伊姆·魏茨曼（Chaim Weizmann）遠離蘇方官員，以免讓他說服俄國人支持猶太人移民中東?！斑@種情況只能讓我們在決策時面臨更多困難，”他警告丘吉爾說，“這個任務已經夠艱巨了?！彼膊幌胱尠⒗賳T與俄國人搭上話，他認為，巴勒斯坦只是英國的問題。只要提到猶太人遭受的苦難，就可能使外界注意到英國在該地區的利益。

此外，波茨坦會議召開時，大屠殺的真相還沒有完全顯現出來。官員們依然還沒有把他們看到的極度痛苦只與歐洲猶太人的境況相聯系。瑪莎·蓋爾霍恩的報道和愛德華·R.默羅在達豪集中營進行的廣播也都沒有使用“猶太人”或“猶太族”等詞語。波茨坦會議的很多主要參與者留下的日記、回憶錄和文件根本沒有提到過集中營，他們也沒有把猶太人與其他受戰爭影響的群體的痛苦區分開來。大多數官員更同情的是德國難民，而非滅絕營中的幸存者。蘇方高階領導人雖然對猶太人的困境表示出一些同情，不過非常反對那種認為猶太人或其他階級的蘇方公民遭受的痛苦很有特殊性的想法。

私下里討論猶太人受到的迫害時，反猶主義和老生常談依然很有市場，這種情況不只出現在臭名昭著的反猶蘇聯核心圈里。一位聯合國善后救濟總署的美國工作人員說，猶太幸存者“苛刻、傲慢，（而且）利用他們在集中營里獲得的經驗謀利”。數位美國領導人幾乎持反猶觀點，其中最顯著的就是陸軍部隊亨利·史汀生。喬治·巴頓以反猶而聞名，他把猶太集中營幸存者稱為“比牲畜還不如”，一位英國高級官員把納粹集中營里的猶太受害者稱為“長著罪犯臉”。在大多數地方，德國戰俘的生活條件遠比猶太難民優越，得到的食物也更多，這與巴頓的言論相一致，他聲稱被征服的德國人“是歐洲唯一剩下的體面人”。三巨頭還在波茨坦開會時，杜魯門的歐洲特使厄爾·哈里森（Earl Harrison）編輯的一份譴責性報告說，“事實證明，我們對待猶太人就和納粹一樣，除了我們沒有對他們進行滅絕?！?/p>

值得贊揚的是，杜魯門在8月底看到哈里森的報道后，下令進行政策大改變。他要求艾森豪威爾糾正資源分配的不平衡問題，把德國戰俘營的補給品轉移到難民營中。他還采取關鍵步驟，命令將猶太人登記為猶太人，而非他們戰前的民族。這一步驟承認了冰冷的現實，即有些國家不想讓他們的猶太國民挨餓，猶太難民沒有自己的國家。在哈里森的敦促下，杜魯門不顧英國人的意愿，主張立即向巴勒斯坦重新安置10萬猶太人。哈里森告訴杜魯門，歐洲猶太人“明確”認為巴勒斯坦是他們的未來家園，這使杜魯門對猶太復國主義進一步感到同情。

然而，這些問題都沒有在波茨坦進行討論。盡管哈里森報道無疑影響到杜魯門對于創建以色列國的支持，不過它晚了一個月，沒有在波茨坦會議上發揮作用。三巨頭從來沒有討論過大屠殺或猶太難民或巴勒斯坦。由于他們的注意力被其他問題所吸引，或者不愿提出巴勒斯坦和猶太問題并不出人意料，但他們顯然錯過了在這些問題上交換意見的機會，而它們對于歐洲及全世界都極為重要。

與波茨坦會議的中心議題相比，巴勒斯坦和猶太人問題似乎是邊緣性的，這次會議最重要的是維持三巨頭的友好關系。然而就在這些政治家們返回自己的首都之前，本來基礎就薄弱的大聯盟開始受到侵蝕。戰爭期間發生的猜疑和在波蘭問題上的分歧肯定會威脅到西方與蘇方在未來的合作。但是，美國人和英國人不管多么感到不齒，為了維持合作曾經愿意犧牲波蘭，而且戰爭期間的問題是可以解決的。此外，美國和蘇方依然有著共同的戰略利益，其中包括最終摧毀日本的軍事力量、穩定中方局勢和肢解歐洲的帝國。

正如波蘭命運所顯示的，東歐為波茨坦協議付出了代價。參加波茨坦會議的西方政治家們知道，他們根本無力阻止蘇方主宰該地區，除非再開啟又一場戰爭。在這個問題上，他們認識到這個悲劇和他們自己的弱點，但他們也知道，他們對德國的勝利是一場聯盟的勝利。俄羅斯作為該聯盟的三個主要成員之一，期待用他們承受過的痛苦換取安全。伯恩斯回憶說，東歐對波茨坦感到不滿意的地方甚多，但他相信，這次會議“為維持（與蘇方）在戰爭中建立起來的團結建立了基礎”，并且“為早日恢復歐洲的穩定提供了基礎”。而它一直是比其他任何事務都更為重要的目標。

杜魯門甚至還沒回到美國，風向就開始出現變化。在波茨坦獲得秘密的人們都知道，原子彈將永遠改變西方與俄羅斯的關系。約瑟夫·戴維斯依然是美國最重要的蘇聯問題專家之一，他在9月份給杜魯門提交一份備忘錄，內容是關于美國與蘇方惡化的關系。他指出，美國使用原子彈打擊日本，對蘇的心態造成有害影響。莫洛托夫告訴戴維斯，“我只能依靠勸說；但國務卿伯恩斯有個小小的原子彈”。戴維斯認為原子彈對大國和諧關系在波茨坦會議結束后的數月時間里趨于惡化埋下禍根，政策分歧就沒有這樣的影響。美國擁有原子彈，使蘇方對以前的西方盟友在戰爭結束的行為感到日益“懷疑和擔心”。“他們太經常受到燒殺搶掠，”戴維斯告訴杜魯門說，以后“他們不會再冒這樣的風險了”。約瑟夫·斯稱廣島和長崎爆炸是“超級殘忍”，相信美國盡管曾對日本投擲原子彈，但他們的真正目標是俄羅斯。他覺得日本人即使沒有受到廣島轟炸，也準備投降了。他相信西方使用這種武器的目的是剝奪掉物理安全，蘇方剛剛因此犧牲了2000萬人。約瑟夫·斯相信，第三次世界大戰已經不可避免?！皬V島動搖了整個世界，平衡已被打破，”約瑟夫·斯警告說，“這是不能阻止的。”

杜魯門依然把原子彈當作盡可能迅速結束對日戰爭的手段，但這位美國人也知道，它改變了美國和蘇方之間的權力動態。杜魯門在英國南部海岸短暫停留以會見喬治六世之后，乘坐奧古斯塔號巡洋艦回到美國。當這艘軍艦駛入深海時，沃爾特·布朗看到伯恩斯和杜魯門“重重地敲著波旁酒瓶”，慶祝在波茨坦會議上取得的成功。他們可能也在考慮他們知道就要發生的變化。三天后，奧古斯塔號離弗吉尼亞海岸尚有700海里，一位海軍軍官打斷杜魯門的午餐，給他送來原子彈在廣島成功炸彈的首份報告。

大多數嚴肅的戰略家聽到這個消息后都立即認識到，世界歷史的新紀元開始了。盡管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結束并沒有為1914年的事件引發的問題畫上句號，但它確實使歐洲歷史和世界歷史開始了新篇章。這個章節在那個決定性的一年從薩拉熱窩的一個街角開始，而波茨坦會議是最后一段。在這個持續發展的故事的下一章節中，柏林、波蘭和南斯拉夫與其說是具有自主性的演員，不如說是超級大國進行對峙的新游戲中的人質。如果說1945年在波茨坦會面的人們無法預言未來，那么他們至少知道，他們急切要做的是不讓過去再度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