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午后，一位大學老師，被院長緊急約談。此次約談的導火索，是跟這位老師做畢業設計的學生出了狀況。但，這位老師卻認為此事并非自己的責任。

為了提高本校學生的就業率，學校管理層經過反復研究和討論，出臺了一項促進學生就業的捆綁策略。該策略規定，帶畢業設計的老師同時要負責所帶畢業生的就業。學校認為，老師在學生的學業過程中與學生接觸密切，能夠更好地了解學生的優勢和不足，從而有針對性地為學生提供就業指導和幫助。而且，將老師的利益與學生的就業情況掛鉤，可以激勵老師更加積極主動地關注學生的就業問題。

如果所帶學生的就業率達不到80%，就取消老師來年帶畢業設計的資格。這一規定看似合理，卻在老師群體中引起了軒然大波。老師們原本的教學任務就十分繁重，除了日常的授課工作，還要進行科研項目的研究、指導學生的學術活動等。現在又要額外承擔起學生就業指導的重任，這無疑讓他們的工作壓力倍增。

許多老師覺得，自己的主要職責是傳授知識和培養學生的學術能力，就業問題應該是學生自己和學校就業指導中心的事情。于是，老師們都不再報名帶畢業設計了。反正上課的工作量已經夠多，帶不帶畢業設計對他們來說似乎都無所謂。

學院領導很快意識到問題的嚴峻。于是，學院很快又出臺了補充規定。規定明確指出，大學老師如果不帶畢業設計，就不能評優、不能評職稱，甚至績效考核一票否決。評優和評職稱對于老師來說至關重要，它們不僅是對老師教學和科研工作的認可，還關系到老師的職業發展和經濟待遇。

績效考核則直接與老師的工資和獎金掛鉤。面對如此嚴格的規定，老師們無奈之下只好乖乖報名帶畢業設計。為了避免被取消資格，他們使盡渾身解數幫扶學生就業。盡管老師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五一節過后，學生的整體就業率還不到50%，其中還包括大量考研上岸的。

這一數據讓院長十分焦慮，他認為老師們沒有盡到應有的責任，于是決定對帶畢業設計的老師進行集中約談。

“學生找不到工作和帶畢業設計的老師有什么關系？這樣捆挷與連坐有何區別？”一位老師憤怒回懟。他認為，將學生的就業問題完全歸咎于帶畢業設計的老師是不合理的。這種捆綁式的政策，就像古代的連坐制度一樣，讓老師承擔了本不該由他們承擔的責任。

就業，無疑是一個復雜且龐大的社會問題。然而，現在卻將學生就業的一切責任都強行讓一介導師來承擔。這顯然是不公平且不合理的。導師的主要職責是在學術上給予學生指導，幫助學生完成學業任務，提升專業素養。要求導師對學生的就業結果負全部責任，就如同讓醫生不僅要治好病人的病，還要保證病人出院后能找到一份好工作一樣荒謬。

要想真正解決問題，就應該從領導層面做起。正所謂“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校長帶頭，院長緊跟，一般老師才能跟得上。如果真的要求老師為學生的就業負責，那么領導們就應該以身作則。可以制定這樣一種合理的機制，教師每成功安排1個學生就業，院長就需要安排2個，校長則要安排3個。這樣做的好處是顯而易見的。

一方面，領導們擁有更廣泛的人脈資源和社會影響力，他們在解決就業問題上具有更大的優勢和能力；另一方面，這也能夠讓領導們親身感受到解決就業問題的難度，從而更加客觀、理性地看待這一問題，避免制定出不切實際的政策。

然而，現實情況卻是，領導們往往不愿意承擔這樣的責任。他們更愿意坐在辦公室里發號施令，制定一些脫離實際的政策，卻不愿意親自參與到解決問題的過程中。他們害怕承擔風險，擔心自己無法完成任務而影響到自己的政績和聲譽。但如果領導們都不愿意以身作則，又有什么資格去要求老師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