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你的降落點不在計劃內。”1990年8月25日深夜，蘇聯遠東克涅維奇機場的塔臺里，值班軍官伊萬諾夫盯著雷達屏幕上突然闖入的光點。駕駛艙里的王寶玉攥著操縱桿的手心滲出冷汗，他操著生硬的俄語回應：“我是來尋求自由的，請幫我聯系美國大使館。”

這個山東漢子可能永遠想不到，他精心策劃的叛逃計劃從降落蘇聯領空那刻起就注定失敗。當蘇聯邊防部隊包圍殲-6戰機的瞬間，機翼上褪色的八一軍徽在探照燈下格外刺眼。彼時的莫斯科正忙著籌備戈爾巴喬夫訪華，誰會在意這個自投羅網的中國逃兵？

王寶玉的悲劇早在四年前就埋下種子。1986年的飛行大隊晉升考核現場，三十出頭的他第三次落選中隊長。走廊拐角傳來戰友的竊竊私語：“老王技術沒得說，就是嘴上沒把門。”這話不假，有次空中演習結束，他當著全中隊的面調侃政委：“咱這殲6飛得再快，也趕不上您思想進步的速度啊！”哄笑聲中，政委鐵青著臉拂袖而去。

家庭生活同樣雞飛狗跳。妻子抱著兩歲女兒沖他嚷嚷：“隔壁老張家屬都住上師部家屬樓了，就你還窩在筒子樓！”轉業到地方的發小開著桑塔納來部隊顯擺，更刺激得他整宿失眠。有意思的是，組織上并非沒有關照，特意安排他們全家去青島療養，沒成想海濱的歐式建筑和免稅商店的進口電器，反而成了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不得不說他是個“用功”的叛逃者。在航圖室里，他偷偷用圓規丈量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直線距離；熄燈后打著手電研究《航空知識》里的跨國飛行案例；甚至算準了8月25日這個特殊節點——當天北方戰區有六架民航客機執行中蘇包機任務，混在民航雷達信號里或許能蒙混過關。

可惜現實比王寶玉想象的殘酷百倍。當他把殲-6滑進蘇聯軍用機場時，迎接他的是五輛裝甲車和三十支AK-74。更諷刺的是，蘇聯人根本沒打算拿他當籌碼。克格勃檔案顯示，就在他降落后四小時，蘇共中央國際部就致電中國駐莫斯科使館：“貴國飛行員在我方機場迷航，建議立即派員接回。”

那個年代的叛逃者往往高估自己的價值。王寶玉在赤塔州邊防軍的審訊室里還在討價還價：“給我政治避難，我能提供殲6的全部數據。”殊不知蘇聯專家早對這款仿制米格-19的戰機了如指掌。更戲劇性的是，押解回國的航班上，看守他的中國武官正是當年航校同窗。舷窗外的西伯利亞荒原掠過時，對方淡淡說了句：“你女兒前天學會叫爸爸了。”

1991年春天的軍事法庭判決書只有薄薄三頁，但檔案柜里封存的審訊筆錄足有半尺厚。這個夢想著紐約自由女神像的飛行員，至死都沒搞明白：為什么蘇聯人寧可放棄唾手可得的戰機情報，也要急著把他這個燙手山芋扔回來？他更不會知道，自己叛逃后第23天，中蘇外長在哈爾濱簽署了《中蘇邊境地區裁軍協定》。

那架歷經波折的殲-6倒是見證了歷史時刻。當中國試飛員重新啟動引擎時，蘇聯地勤特意在跑道旁擺了張長桌，上面放著伏特加和紅星面包。兩國機械師用扳手互相敲擊致意的場景，被塔斯社記者拍下后登上《真理報》頭版——當然，這些照片永遠不會出現在王寶玉的案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