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30日，由我國牽頭組建的國際調解院將在香港舉行意義非凡的簽約儀式。

這本是全球南方國家在國際治理舞臺上攜手共進的高光時刻，可印度卻在5月底緊急遞交申請，試圖加入國際調解院，這一舉動著實引人深思。

回溯國際調解院的誕生歷程，早在三年前，我國就聯合20個發展中國家精心策劃其成立事宜。

目的純粹且實際，就是為全球各國搭建一座“吵架不用掀桌子”的溝通橋梁，以和談化解紛爭。

經過長達兩年多的緊鑼密鼓籌備與多輪艱苦談判，去年終于敲定將國際調解院設立在香港。

如今，萬事俱備，60多個國家和20多個國際組織的代表即將齊聚香港，共同簽署公約，王毅外長也將親臨現場見證這一歷史性時刻 。

國際調解院的核心宗旨濃縮成兩個字便是“和談”。它摒棄對抗式裁決，憑借靈活、低成本的調解方式，為各國解決貿易摩擦、領土爭議等棘手難題。

像“一帶一路”項目里的合同糾紛，或是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間的資源分配矛盾，都有望在此找到妥善解決方案，其本質是為全球南方國家爭取話語權，打破西方在國際規則制定上的壟斷局面。

印度此時急切申請加入，顯然醉翁之意不在酒。從國際形象層面看，印度一直自詡為“發展中國家代言人”，若被排除在國際調解院之外，無疑是在國際舞臺上顏面掃地。

盡管這兩年印度GDP攀升至全球第四，可人均收入卻依舊在低位徘徊，世貿組織仍將其視作發展中國家，給予諸多政策優惠。

加入國際調解院這一“發展中國家主場”的組織，既能穩固其“南方國家代表”的虛名，又能為自己貼上“和平使者”的光鮮標簽，何樂而不為？

從國內政治角度剖析，印度國內大選在即，莫迪政府正為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焦頭爛額。此時加入由中國牽頭、60多國積極響應的國際組織，既能巧妙轉移國內民眾對經濟民生問題的關注，緩解國內矛盾，又能向選民吹噓一番“外交政績”，為選舉增添籌碼。

在外交博弈層面，印度外長蘇杰生曾公然宣稱“亞洲秩序不能由某一國單獨定義”，矛頭直指中國。

這些年，印度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屢遭挫折，如制裁巴基斯坦的提案被中國一票否決。

如今眼見國際調解院影響力與日俱增，印度生怕被邊緣化，便想擠進來當個“釘子戶”。一方面可以緊盯中國在國際調解院的一舉一動，另一方面還能伺機在中巴邊境、南海等議題上制造事端，攪亂局勢。

然而，印度的算盤打得雖響，卻存在諸多矛盾之處。它一邊高呼“去西方中心化”，一邊與美國打得火熱，這種“親美疏中”的行徑與國際調解院打破西方主導舊秩序的宗旨背道而馳。

現有的國際爭端解決機制，諸如海牙國際法庭、WTO仲裁庭，基本被西方把控，發展中國家維權耗時費力還常吃虧。

國際調解院秉持“東方式和合文化”，倡導協商共贏，這本對長期受西方壓制的印度頗具吸引力，可印度更覬覦的是未來的規則制定權，妄圖混入創始成員國行列，在規則設計上動手腳，甚至將調解院淪為其與美國博弈的新戰場。

面對印度突然遞來的“入群申請”，我國態度明確且堅定：國際調解院對所有國家敞開大門，但絕非無底線接納。

印度若真心想加入，必須先拿出足夠誠意，遵守組織規則，尊重各方利益，以促進和談為目的。否則，即便勉強加入，也不過是被孤立的“局外人”，難以真正融入這個旨在維護世界和平與公平正義的國際組織。

國際調解院承載著世界對和平對話、公平解決爭端的期望，不容被個別國家的私利所玷污，其初心與使命，也將在全球正義力量的共同守護下，得以延續與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