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爾各答是印度最有文化和藝術氣息的城市，你一定會愛上這座城市”。

印度向導薩爾曼臉上充滿自豪地繼續(xù)說：印度有9個諾貝爾獎獲得者，加爾各答就有4個；這里被譽為“宮殿之城”，擁有無數英國維多利亞風格的百年老建筑；也是“創(chuàng)造力之城”，全市有9所大學500多個附屬學院30多萬名大學生，為加爾各答注入最年輕的血液和創(chuàng)造力。

對于薩爾曼的自吹自擂，我并沒有想著去拆穿他，因為印度宣稱的9名諾貝爾獎獲得者中，有2位是英殖民期的英屬公民，出生于印度、但獲獎時卻以他國公民身份領獎的有4人，剩下3人是印度獨立后獲獎，其中的特蕾莎修女是出生于北馬其頓的阿爾巴尼亞后裔，而且獲得的是和平獎。

薩爾曼和其他印度人一樣，日常交流都會刻意隱瞞加爾各答這座城市由英國建立、發(fā)展，并設為殖民首都140年的歷史，他們不會說英國人將城市分為“白區(qū)”和“黑鎮(zhèn)”，禁止印度人進入白人生活區(qū)；不會對外人真實描述加爾各答一年堵車、霧霾各超過300天的現(xiàn)狀；也不會告訴外人加爾各答1500萬人口，只有20萬人能飲用到干凈的水源；更不會把加爾各答超過三成人口住在貧民窟里的事實公之于眾。

加爾各答位于印度東部的恒河支流胡格利河東岸，1690年莫臥兒帝國收了一筆錢，任由英國人自尋土地建立貿易站，河邊的三座村莊被選中成立東印度公司總部，并在此后百年中逐步擴張為中小型城市。

為了蠶食印度，英國人先以法國入侵為由建立防御工事威廉堡，后又借口印度土著逃稅大規(guī)模派駐軍隊，再以公司員工被殺的理由要求莫臥兒王朝割地賠償，完全控制加爾各答數百平方公里土地后再慫恿低種姓平民種植鴉片，成為18-19世紀東印度公司最大的鴉片貿易中心。

到了1850年，英國人把加爾各答整座城市以鐵路線為界一分為二，南面白人聚居區(qū)名為“White Town”，約3200個英國人生活在“白區(qū)”內；北面是印度人生活的“Black Town”，字面意思就是“黑鎮(zhèn)”，白皮膚以外的膚色人種只能在“黑鎮(zhèn)”居住，大約有40萬人。

《加爾各答殖民期》一書有載：報館、郵局、酒店、警局、醫(yī)院等設施全部都在白人區(qū)里，只有仆人、廚師和人力車夫等白人雇傭的印度人才能進入白區(qū)。而“黑鎮(zhèn)”所見最多的除了煙館就是人力車行，據說鴉片成癮者達十萬人之多，沒有本錢的印度人只能去人力車行租車營生。

隨著特蕾莎修女等公益人士的到來，英國殖民者迫于輿論壓力不得不在黑鎮(zhèn)投入資金發(fā)展工業(yè)，其中投入最大的就是黃麻種植與紡織廠，使得加爾各答出現(xiàn)第一批親英派印度中層階級，他們帶動了農業(yè)與運輸業(yè)的發(fā)展，逐漸壯大勢力。

但隨著殖民者“吸血式”的剝削，這批最早富起來的印度精英也扛不住了，于是就組建了“印度國民協(xié)會”與英國面對面交鋒，加爾各答就這么成為印度獨立運動的中心（印共總部）。

恨到咬牙切齒，但又不能與印度中層階級發(fā)生直接矛盾，于是當時的印度總督出了個陰招：實行孟加拉分治，由穆斯林參與管理東孟加拉，而加爾各答部分權力交給印度教徒，不出五年兩地就被攪的烏煙瘴氣，從早期謾罵演變成宗教對抗，直至爆發(fā)大規(guī)模械斗。

1911年，英國人將印度首都遷往新德里，理由是加爾各答因東部地緣不便管理，而英國人早在一年前就開始轉移資產。消息公布后，加爾各答瞬間淪為印度教與伊斯蘭教的“沖突前沿”，數百萬印度人這才發(fā)現(xiàn)：各方勢力都在奪取城市控制權，卻忽略了失業(yè)者和難民越來越多，加爾各答似乎一夜之間從“天子驕子”淪為“人間地獄”。

雙方好不容易在1930年達成一致各管各的地盤，結果“圣雄”甘地又在加爾各答發(fā)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再次掀起數百萬人參與的大規(guī)模動亂。這次騷亂后，連印度中層階級也被迫搬走了，僅有的幾家本土紡織廠和加工廠也全部關閉，加爾各答從印度最早發(fā)展的工業(yè)城市變成失業(yè)率高達90%的“難民之城”。

緊接著二戰(zhàn)爆發(fā)，加爾各答港因轉運盟軍糧食而被日軍兩次大規(guī)模轟炸，十多萬人死于戰(zhàn)爭和饑餓；二戰(zhàn)結束后又被英國人的“印巴分治”擺了一道：東孟加拉要求成立“穆斯林邦”，印度教堅決不肯，于是第N次爆發(fā)兩教武力對抗，超過2000人喪生。

“印巴分治”達成了英國人“亂其根基”的目的，卻導致上百萬印度教徒從東巴基斯坦（孟加拉）逃難到加爾各答，其中絕大部分都是毫無積蓄的貧民，大大增加城市負擔。

在能源嚴重短缺的年代（1960-1970），加爾各答不僅變成印度面積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同時也是治安最差、人均收入最低的城市。

1971年第三次印巴戰(zhàn)爭爆發(fā)，加爾各答再次成為難民集中地，數量多到市區(qū)住不下，只能住到河邊沼澤地，加爾各答現(xiàn)在還有3000多個官方不予認可的貧民窟，就是這些難民創(chuàng)下的“功績”：他們沒有社會福利、不能享受教育和醫(yī)療資源，也沒有水電設施，只能在河邊洗菜做飯洗澡刷牙。

1990年，印度在英國指導下開始轟轟烈烈的經濟大改革，孟買等城市迅速崛起，但舊都加爾各答卻被忽略了，其享受的補貼與優(yōu)惠近乎于零，一座原本設計為鐵路公路共用的雙層跨河大橋，籌備20年才勉強建成一層，一條河濱公路歷經25次民間籌資才通車，而IT等新興行業(yè)反倒被提高稅額，據說是為了避免加爾各答的廉價人工形成競爭力。

這些都因為印共和左翼陣線的長期執(zhí)政，導致加爾各答被印度聯(lián)邦區(qū)別對待，雙方分歧多到難以復述，就連取名這種小事都能出現(xiàn)不同的陣營：印政府將加爾各答改名為更接近孟加拉語發(fā)音的Kolkata，但當地政府和居民堅持使用舊名Calcutta。

那么，加爾各答的真實現(xiàn)狀又是怎樣的呢？

在對比過聯(lián)合國、世界銀行和印度官方公布的數據后，我們會發(fā)現(xiàn)聯(lián)合國和世銀都公布加爾各答2021年的GDP總量是1500億美元，但印度聯(lián)邦公布的卻是2500億美元（購買力平價），這就直接產生了1000億美元的數差值。

之所以只對外公布購買力平價，是因為印度經常這么偷換概念：1500億美元是加爾各答的生產總值，但對比美國物價和印度物價后（假設美米1公斤2.5美元，印米1公斤1美元），得出1500億美元等于2500億美元的購買力。所以，印度聯(lián)邦認為加爾各答的GDP總量就是2500億美元。

印度聯(lián)邦的數據有多么經不起推敲，只要稍加查證就能得知。

國際慣例把GDP的統(tǒng)計分為生產法、支出法和收入法三種計算模式，第一類即總產出減去投入等于最終的GDP；第二類為消費支出加上成本凈出口值的總和；第三類就是薪資生產稅資產估值營業(yè)凈值的總和。

而印度則自創(chuàng)了第四種，據說創(chuàng)意來源于印度民間故事：三名印度人在路上看到一坨屎，A對B說“你吃了它我就給你5000盧比”，于是B吃了這坨屎，A如約支付5000盧比。吃了屎的B越想越不甘心，指著另一坨屎對A說“你吃了它我也給你5000盧比”，A照做又拿回了5000盧比。C則安慰他們說：你們剛剛達成了兩次總額為10000盧比的生意。

著名的“吃屎GDP計算法”就此誕生，且面對聯(lián)合國與世界各國的質疑后，仍然面不改色的擺爛：這就是印度特色，你們不接受我也沒辦法。

更離譜的是，在印度公布的加爾各答GDP統(tǒng)計細則中，我居然看到了“人力車與的士等值、司機以最低時薪或最低收入為準”等等計算方式。換個說法，加爾各答有證人力車達3萬輛，無證人力車約5萬輛，僅此一項就相當于加爾各答多了8萬輛的士，而8萬人力車司機無論出沒出車，也不管你當天掙了多少錢，都以印度聯(lián)邦規(guī)定的最低時薪或最低收入為標準計入GDP。

有意思的是，印度聯(lián)邦還出了一個“非正規(guī)經濟部門統(tǒng)計法”，把所有居住在貧民窟里的失業(yè)者和半失業(yè)者統(tǒng)統(tǒng)納入這個部門，然后再用加“正規(guī)經濟部門（政府公務員、外企員工、企業(yè)白領等等）”平均月收入的50%來計算失業(yè)者的收入，理由是：這些不熟練和半熟練工人至少也能創(chuàng)造一半產值吧？

更有別出心裁者，把加爾各答一年只持續(xù)10天的花卉節(jié)勞工，以全年工作的形式來計算年收入，這些莫須有的數字最終都被計入GDP總量。

加爾各答為什么要這么做得這么離譜？因為深圳。

2004年，時任加爾各答市府發(fā)言人的西塔拉曼（現(xiàn)任印度財政部長），對印度媒體提問“加爾各答是對標深圳還是上海”時，曾經藐視的回答：深圳是“小加爾各答”，并不是競爭對手，爭取5年內超過上海。

然而事與愿違，加爾各答GDP從2000年比深圳高23%（深266億美元、加327億美元），到2005年被深圳反超，再到2020年只有深圳的34%，是上海的24%。眼看差距被反著越拉越大，印度只能通過瘋狂注水GDP來拉近雙方的距離，免得被國民拿來打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