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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一場圍繞前國腳孫繼海創辦的 “嗨球” 青訓機構的爭議,激起了中國足球圈的廣泛討論。當一位母親在網絡上控訴 “青訓退隊被索要 18 萬元自由身證明費” 時,公眾輿論經歷了從 “共情家長” 到 “質疑白嫖” 的戲劇性反轉,這場風波不僅折射出青訓行業的深層矛盾,更暴露出職業體育規則與公眾認知之間的鴻溝。
自稱 “張卓毅媽媽” 的網友在短視頻平臺發布的控訴視頻,成為事件導火索。她聲淚俱下地講述:孩子在 “嗨球” 青訓免費訓練一年后,因膝蓋重傷無法承受高強度訓練,決定回歸校園,卻被青訓機構索要 18 萬元 “自由身證明費”。她強調孫繼海曾承諾 “零費用”,質疑機構 “仗勢欺人”,甚至提到孩子因教練語言擠兌產生心理陰影。這段充滿情感張力的表述迅速引發共鳴,網友一邊倒地指責青訓機構 “吃相難看”。
隨著青訓圈從業者的介入,事件細節逐漸清晰。有博主指出,所謂 “回歸校園” 并非普通學業回歸,而是加入以俱樂部形式運作的校園足球隊,因此 “自由身證明” 是球員轉會或參賽的必要文件。孫繼海青訓的 18 萬元費用,并非 “獅子大開口”,而是按照每日 500 元的訓練成本核算(一年約 18 萬元)。更關鍵的是,青訓機構為培養張卓毅投入的資源遠超普通學員:包括送往德國、日本短期培訓,對接國際球星交流機會,甚至可能因優先培養他而淘汰其他學員。
隨著輿情升溫,更多信息浮出水面:有知情人士透露,張卓毅入隊前已存在膝蓋舊傷,家長疑似隱瞞病史;所謂 “下家俱樂部” 雖被當事人否認,但陜西某中巴背景俱樂部緊急發聲明撇清關系的舉動,暗示轉會傳聞并非空穴來風;甚至有圈內人指出,張卓毅在原球隊已是 “最佳射手”,其天賦正是青訓機構重點培養的原因。這些信息逐漸扭轉輿論,網友開始質疑家長 “以傷為由,實則跳槽” 的可能性。
孫繼海的青訓模式本質上是一種 “風險投資”。不同于體制內青訓的財政支持,民營青訓需自負盈虧:教練薪資、場地租賃、賽事組織等日常開銷已屬沉重,而送學員出國培訓、對接國際資源等 “增值服務” 更需巨額投入。所謂 “免費”,實則是機構押注學員未來發展 ,若學員成才,通過轉會分成、商業價值開發等方式回收成本;若學員中途退出,則意味著前期投入血本無歸。這種模式下,“自由身證明” 成為約束雙方的重要契約,18 萬元費用可視為對機構沉沒成本的補償。
家長對 “免費” 的理解往往停留在 “零現金支出”,卻忽視了青訓機構的隱性成本。在傳統觀念中,體育培訓常被視為公益事業,但職業青訓本質是商業行為。當家長以 “傷病” 為由要求解約時,其訴求已從 “退出訓練” 轉變為 “解除職業培養契約”,而職業體育領域的契約精神,要求雙方遵守 “投入 - 回報” 的等價原則。正如前國腳徐亮所言:“若真退出足球,一分錢不賠;若另謀高就,就該承擔違約成本。”
事件初期,公眾因 “母親哭訴”“前國腳權勢” 等元素自動代入 “弱者敘事”,忽視了青訓行業的特殊性。當行業規則、成本核算、轉會傳聞等理性信息介入后,輿論開始反思:是否存在 “利用輿論施壓,試圖低價解約” 的可能?這種轉變暴露出公眾對職業體育規則的認知盲區, 在歐美成熟青訓體系中,學員違約賠償、培訓補償等機制早已制度化,而中國球迷對 “免費” 的浪漫想象,與商業邏輯產生了激烈碰撞。
孫繼海青訓并非個案。中國民營青訓長期面臨 “投入大、回報慢、流失率高” 的困境:據《2024 中國足球青訓行業報告》顯示,73% 的青訓機構年均虧損超百萬,52% 的學員在訓練三年內因升學、傷病、轉會等原因退出。此次爭議中,家長的 “刪視頻改名字” 行為,折射出部分人對契約的輕視,而青訓機構為自保不得不強化解約條款,進一步加劇了雙方的信任危機。
事件暴露出中國足球青訓缺乏統一的學員轉會規則。在國際足聯《培訓補償和聯合機制》框架下,學員轉會時,原培訓機構可獲得培養補償(通常為轉會費的 5%-10%),但國內青訓因缺乏權威注冊平臺,常陷入 “自由身證明” 的拉鋸戰。此次爭議中,“嗨球” 索要的 18 萬元若視為 “培養補償”,與國際慣例相比并不算高,但因缺乏透明的計算標準和第三方仲裁機制,容易引發爭議。
家長利用短視頻平臺 “鬧大事情” 的維權策略,雖在短期內吸引關注,卻可能對行業造成長期傷害。當青訓機構因忌憚輿論而不敢嚴格執行契約,將導致 “劣幣驅逐良幣”—— 認真投入的機構難以為繼,投機者反而利用規則漏洞獲益。正如足球評論員王濤所言:“輿論可以監督不公,但不能替代規則;同情弱者是人性,但縱容違約將摧壞行業。”
借鑒國際經驗,建立全國統一的青訓學員注冊系統,明確培養成本核算標準、解約賠償機制及仲裁流程。例如,可參考英國足協的 “精英球員表現計劃”(EPDP),要求青訓機構與家長簽訂書面合同,詳細列明訓練成本、解約條件、補償方式等,從源頭減少模糊地帶。
通過媒體科普、青訓開放日等方式,向公眾普及職業青訓的商業邏輯。孫繼海青訓的 “免費” 本質是 “獎學金模式”, 機構篩選潛力學員,承擔培養成本,換取未來收益分成,而非 “公益慈善”。這種模式需要雙方以契約精神為基礎,而非依賴道德綁架。
青訓機構在堅守規則的同時,應展現人文溫度。例如,對因傷病徹底退出足球的學員,可減免賠償并提供學業支持;對確有天賦的轉會學員,可協商分期支付補償或納入轉會分成體系。正如孫繼海本人的沉默處理 ,避免公開激化矛盾,為學員留有余地,體現了行業大佬的格局。
這場風波的本質,是中國足球職業化進程中 “理想主義” 與 “商業現實” 的碰撞。孫繼海的青訓探索,既是前國腳對行業的反哺,也是民營資本在青訓領域的試水。當家長試圖用 “免費” 思維突破商業規則,當機構用賠償條款捍衛生存底線,雙方都需明白:足球夢的培育,既需要熱血與情懷,也離不開規則與信任。
或許正如事件中一位青訓教練的感慨:“我們不反對學員追求更好的發展,但請尊重那些為你砸鍋賣鐵的人。” 中國足球的崛起,需要更多孫繼海們的勇氣,也需要整個社會對職業規則的敬畏。唯有如此,青訓才能真正成為孕育球星的搖籃,而非消費情懷的名利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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