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接見吳桂賢

她是毛主席親自選定的第一位共和國女總理，也是新中國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副國級干部，她還是改革開放后下海經商最高級別的領導，成功從副總理轉變為董事長。

她就是富有傳奇人生的吳桂賢。

從紡織工人到政壇新星，從殫精竭慮的副總理到宦海沉浮的董事長，吳桂賢的一生與時代緊緊相連，誰都沒有想到一個普普通通的擋車工居然能被毛主席親自點將擔任副總理，更想不到這位傳奇女總理竟然放棄高位選擇創業。

那么，吳桂賢是如何得到毛主席的認可的？又為何在頂峰之上選擇辭職返鄉，最后下海創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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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吳桂賢出生于河南鞏義，那個年代戰亂天災不斷，尚在襁褓之中的吳桂賢跟隨家人四處逃荒流落街頭，好在老天爺眷顧，吳桂賢一家從河南逃到了陜西，吳桂賢的父親早年讀過幾年書，因此找到了一份記賬先生的工作。

雖然收入微薄但總算能艱難度日，吳桂賢家中有九個孩子，她是家中老大，母親每天除了家務之外就是照顧她們。晚年吳桂賢回憶小時候時曾說：“那時候根本不知道菜是什么味，有時候一整年吃的都是野菜。”

也正因此，13歲的吳桂賢在新中國成立后加入了西北國棉一廠。

當時工廠對招工人員的身高體重都有要求，吳桂賢為了順利通過面試考核偷偷在衣服里放了很多石頭子，并且謊報了自己十六歲的年齡。

然而，開工第一天，廠里要對這些工人進行啟蒙教育，要告訴他們“人民當家作主，要忠誠國家忠誠黨”。結果會后，連同吳桂賢在內的幾個13歲的小女孩就哭了，她們深受其感，并找到廠長坦白了事實，可是誰都不愿意離開。

廠長也不忍心讓她們離開，可畢竟是一天十來個小時的工作，廠長都擔心幾個孩子承受不住，可吳桂賢她們硬是用瘦弱的身軀堅持了下來，并且一待就是二十多年。

從1951年到1974年，23年來，吳桂賢兢兢業業默默無聞的堅守崗位，她也從一個不經世事的小女孩蛻變為一位模范標兵，并且多次參加了陜西和全國的勞模大會。

吳桂賢這個名字也是在這時傳到了中央。

1963年，吳桂賢入選陜西省人大代表。

次年，她作為紡織工人代表到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并且見到了毛主席和周總理。其實，直到這時吳桂賢都沒有絲毫意識到自己即將步入國務院。

不只是她沒有想到，時任陜西省委副書記的黃經耀也沒有想到。

其實這件事的起因是，在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江青向中央提議，政治局女同志太少應該增加一位，本來提議的人選是上海一位女同志。但是周恩來總理考慮到現實情況決定從西北的工人模范中選擇，此事匯報給毛主席后，毛主席深思熟慮之后決定讓吳桂賢到北京來擔任副總理一職。

按照陜西省委副書記黃經耀事后回憶，當時周恩來總理親自打電話給的山西省委人大主任李瑞山。

李瑞山等人連夜將吳桂賢的檔案送往中央。

要知道，這一年吳桂賢才36歲。而且在幾位政治局委員中，她的年齡最小，資歷最淺，每次開會討論問題時她都不敢發言。吳桂賢當時被安排住在釣魚臺國賓館11號樓，晚年吳桂賢回憶時曾說：“住進去的第一個晚上根本睡不著，心里也很不是滋味。”

畢竟昨天還是一位紡織工人，今天就要到中央當領導，吳桂賢感覺就跟做夢一樣。

1974年年底吳桂賢去看望病重的周恩來總理，并且向他表示自己想回國棉一廠的想法。可還沒得到解決，1975年的四屆人大召開后，吳桂賢的名字便赫然出現在國務院副總理的候選人名單上。

誠惶誠恐的吳桂賢再次找到周總理表達自己既年輕又沒有經驗，完全勝任不了副總理的職位。周總理和藹地回答道：“桂賢同志，這只是候選名單，能不能選上還不一定呢。”

結果不出意外，在這次大會上同時任命了十二位副總理，其中有三位副總理格外引人注目——第一位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陳永貴，在十二位副總理中排名第七；第二位副總理是吳桂賢，排名第八，最后一位是天津內燃機廠工人孫建，排名第十二。

很多人對此十分詫異，到底是什么促使了吳桂賢三人身份的巨大轉變呢？

原因在于時代的特殊性，在那個風雨如晦的年代里無數人的命運因此轉折，當政治局會議上江青提出要增加女性成員時，睿智的周總理深知其用意，與其擴大聲勢不如讓真正的工農基層加入到中央來。

恰好毛主席也希望把黨中央打造成“工農商學兵集合”，希望政治局能有這五個方面的代表人物，而吳桂賢三人的出身也恰好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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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上國家領導人崗位之后，中央要給吳桂賢配警衛員和秘書。起初，吳桂賢連連拒絕，在她的潛意識中自己還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工人。加上特殊崗位的保密性，吳桂賢幾乎每件事都親力親為，所有的文件都自己保管。

結果有一次一份重要文件找不到了，吳桂賢翻遍各個角落都沒有發現，最后工作人員在抽屜的縫隙里發現，此事過后吳桂賢找到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的汪東興決定還是配個秘書。

當時考慮到吳桂賢身份的特殊性，中央從吳桂賢的老家陜西調來了一位名叫王杰的女干部。后來吳桂賢分管了更多的工作，又調來了一位秘書張健民。

盡管多了秘書，可吳桂賢還是感到了巨大的壓力。一來沒有管理經驗，二來根本沒有踏足過官場。在紡織廠當了二十多年的擋車工如今要為國家的未來做決策，這對吳桂賢來說難如登天，很多會議吳桂賢都不知道該如何發言，更不懂該怎么處理。

不過吳桂賢有一點十分值得敬佩，那就是她的韌性很足，不會就學，不懂就問。拋開身份地位的束縛和枷鎖，在其位就謀其政，整整三年的副總理生涯讓吳桂賢學到了很多東西，也明白了責任的含義。

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末，十年動蕩時代結束后，吳桂賢繼續當選為中央委員。此時的她再次向中央申請回陜西基層工作，這次得到了中央的批準，臨別之際李先念還找到吳桂賢特意叮囑了一番。

1977年9月，吳桂賢終于回到了闊別三年之久的紡織工廠，她熟練地戴上工作帽，系上白圍裙來到車間，一如多年前一樣以一位普通女工的身份再次出現在眾人面前，以前和吳桂賢同齡的女工也都親切地稱呼“吳大姐”。

1981年，吳桂賢再次靠著出色的工作成績被任命為西北國棉廠黨委副書記，所有人包括吳桂賢在內都認為自己的終點就在這里了。

可萬萬沒想到的是，一次深圳之旅再次改變了吳桂賢的人生軌跡。

1988年改革開放之際，深圳迎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廠長帶著吳桂賢也到沿海城市考察，因緣巧合之際結識了深圳外貿集團的姚逸鴻先生。姚逸鴻當時決定合辦一家紡織服裝聯合工廠，正愁找不到合適的人選，結果吳桂賢就出現在了他眼前。多年的紡織經驗加上一段特殊的管理經驗，此時的吳桂賢再也不是當初那個開會不敢發言的小年輕。

恰逢吳桂賢的愛人從國外回來，并且認定以后沿海前沿發展一定好過內地。

在家人朋友的支持下，五十多歲的吳桂賢再次從國棉廠辭職選擇下海經商。

可創業談何容易，盡管背靠大集團不愁資金用物，可科技和人才依舊困擾著吳桂賢。為此吳桂賢再次回到陜西從老家帶走了一批精兵強將，有了這批人的底子，吳桂賢大刀闊斧地開始工作。

最累的時候一連四天在陜西、深圳之間往返兩次，在她“拼命三娘”的精神下紡織廠從最不景氣的大環境中脫穎而出，建成后年創匯高達三百多萬美元，產品產量和達標率接近百分之百。

不但成為深圳的納稅大戶，還代表深圳參加了全國的創稅大戶代表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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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顛沛流離，從未成年的紡織工人到全國勞模，再從勞模跨入政壇擔任副總理，又從工廠書記搖身一變為合辦企業董事長。

本來吳桂賢在大動亂結束后完全有機會繼續留在政壇，可她卻選擇了離開回到了基層。本來在基層可以繼續從事紡織行業，可她卻一鼓作氣把一家成立不到五年的公司帶入了納稅大戶的行列。本來在公司紅火之際她可以繼續往前沖提高自己的站位，可她卻再次選擇離開，要求回到機關工作。

1995年7月，58歲的吳桂賢開啟了退休生活，經歷過政壇的起起落落，踏過商海的風風雨雨，吳桂賢修煉了一顆歷練百態閱世閱人多矣之后的平常心。

1998年，中央組織部專門下發文件對她按照正廳級待遇。

退休后的吳桂賢依舊沒有閑著，2007年中國教育發展基金會以她的名字命名了“桂賢”教育扶貧基金，而后她又被廣東省推選為扶貧開發協會主席。在大會成立上吳桂賢還發表講話：“先富起來的個人，群體和企業應該多投身扶貧方式回報社會，這是一種義務也是一種責任。”

吳桂賢很少接受采訪，除非是具有公益性質的訪談，因為之前擔任副總理的經歷，所以面對鏡頭吳桂賢已經不那么緊張了。

“我3歲就跟隨家人逃荒，受過很多苦，所以見不得窮人，去年到甘肅考察看到那里的孩子上不起學，心里很不是滋味。”
“之所以現在愿意在鏡頭面前說話，是因為我們國家富強了，但還不是發達國家，很多事情需要梳理需要解決，也需要我們公民增強意識，所以我愿意多說一說，多為國家做些貢獻。”

吳桂賢從底層出身，她談起公益是完全沒有長篇大論的，總是用最實際的方法來了解情況。

2003年漢中水災，吳桂賢三天募集了五十萬捐給陜西，2005年又募集一百萬用于當地學校建設。

盡管不在其位，吳桂賢依舊贏得了社會的認可，獲得了多項榮譽，比如中國健康扶貧工程“愛心媽媽”的稱號等等。

拋開這些身份之外吳桂賢還是一位母親，她和王振濤結婚四十多年幾乎沒有發生過大的爭吵，丈夫也十分支持她的工作，兩人從吳桂賢當勞模時期就患難與共相濡以沫。

兩夫婦退休后和兩個兒女以及孫子們生活在一起，一家人其樂融融，雖然吳桂賢有時候還是很忙要外出，但無論多遠王振濤都會和她保持通話的習慣提醒她按時吃藥，吳桂賢多年來一直都非常感激她的家庭給予的支持，就像她曾經說的。

“每個女人都有家庭，都有母親和妻子的身份，我退休了，公家的大事不需要我操心了，但我還有一個小家要維護，古人講修身齊家，小家好了，國家自然也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