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渭在甘肅省東南部，屬定西地區(qū)。漢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置縣，有2000多年歷史，是中國最古老的縣之一。

通渭是紅軍長征經(jīng)過的地方，在中國革命史上有特殊意義。

1935年9月21日，紅軍到了哈達鋪（現(xiàn)屬甘南自治州宕昌縣），這是一個有幾萬人口的小鎮(zhèn)，有一個郵局，紅軍從郵局里得到一些大公報（這是紅軍長征以來第一次看到報紙）。

在1935年9月2日和9月23日的大公報上，有“關中匪情”專欄，其中有“匪首”徐海東在陜北活動的報道：“徐海東竄甘，劉子丹（原文如此――作者）進據(jù)綏德南區(qū)”。

毛澤東、張聞天等看到這些報道才知道，陜北有一支共產(chǎn)黨軍隊和一個革命根據(jù)地。他們一口氣讀完了這個報道，大喜過望。

9月28日，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zhèn)召開會議，決定將陜北作為長征的目的地，從此紅軍找到了落腳點。

9月29日，毛澤東、彭德懷等隨第一縱隊到達通渭縣城。接著黨中央和軍委機關的領導周恩來、葉劍英等隨同第二縱隊來到縣城。

找到了落腳點，部隊情緒一下子高漲了起來，在文廟街小學召開的聯(lián)歡晚會上，毛澤東首次朗誦了他在長征路上吟成的七律《長征》：

紅軍不怕遠征難，萬水千山只等閑。

五嶺逶迤騰細浪，烏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浪拍云崖暖，大渡橋橫鐵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軍過后盡開顏。

然而，24年以后，通渭卻發(fā)生了慘絕人寰的災難。

據(jù)新修《通渭縣志》，1961年全縣人口比1958年減少了78462人，減少人數(shù)占1958年總?cè)藬?shù)的28.1％。

1956－1958年三年的人口平均增長率是2.67％，1958年的平均人口為276742人。

按這個增長率計算，如果沒有大饑荒，1961年應有人口299506人，1961年實有人口只有201255人，比應有人口少了98251人，相當于應有人口的32.8％。

這98251人包括餓死人口、少生人口和外逃人口。

據(jù)資料記載，1960年2月外逃未歸人口只有3892人。地處大西北的一個小縣，在兩年時間內(nèi)，人口減少如此之多，其慘烈程度可以想象。

省衛(wèi)生廳組織的醫(yī)療隊一份報告描述了人們是怎樣因饑餓而致死：

城關公社東方紅生產(chǎn)隊五小隊張家岔村，1958年有人口204人，從1959年11月起到1960年底，人口減少三分之一。

現(xiàn)有的128人當中，有65人生病，最近又死亡13人，主要是老人和小孩，都是突然死亡的。

城關公社雙堡生產(chǎn)隊喬底灣，全村23戶，119人，有70人患病，除12人外，其他都合并有腸胃病和蛔蟲癥。

這個大隊的申家岔小隊共35戶，130人，患者97人，其中合并腸胃病的97人，合并蛔蟲癥的93人

1965年7月5日中共通渭縣委的報告稱：

在1959－1960年，全縣人口死亡60210人，1221個孩子失去了親人成了孤兒，外流11940人，土地荒蕪36萬多畝，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停頓，學校工廠關門，社會動蕩不安。

要知道，當時的通渭縣人口只有20萬，死亡6萬人，差不多占到了三分之一，已經(jīng)屬于很嚴重的惡性事件了。

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這一切還得從1956年說起。

1956年，通渭縣迎來了一個新的縣委書記——山西人席道隆。他時年35歲，新中國成立前因參加革命坐過國民黨的牢。

當時的縣長是田步霄，陜西人，為人忠厚，辦事認真，工作實事求是。

由于席道隆“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工作積極”，省委對通渭縣的工作很滿意。

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進縣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屆二中全會。這對一個小縣的縣委書記來說，是無上的光榮。

席道隆由于“堅持運用馬列主義辨別方向”，成了全省干部學習的榜樣。

中共八屆二中全會是決定搞“大躍進”的會。席道隆在會上得到了“真經(jīng)”，回來以后工作更積極了，立場更堅定了。

1958年，他們響應毛主席“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號召，把全縣原有的169個高級合作社合并為14個人民公社，全縣為一個聯(lián)社。

在一個月之內(nèi)辦起了2759個食堂，男女老少都得到食堂吃飯。農(nóng)村管理實行組織軍事化、行動戰(zhàn)斗化、生活集體化。

在全縣組織一個民兵師，各公社成為戰(zhàn)斗團，大隊為戰(zhàn)斗營，生產(chǎn)隊為戰(zhàn)斗連，連下設排，排下設班。

“出工一條龍，干活一窩蜂”。在生產(chǎn)上提出了“千斤元帥升帳（糧食單產(chǎn)），萬斤洋芋上天（洋芋單產(chǎn)）的口號。

在公社化中雖然得到了大部分人的支持，但阻力也不小。有些農(nóng)民搶收自留地里的莊稼，殺羊殺豬，他們說：“看著啥都成公家的了，趁早弄完得了！”

為了清除阻力，全縣開展共產(chǎn)主義大辯論。辯論的題目是：什么是共產(chǎn)主義？怎樣建成共產(chǎn)主義？

顯然，對這樣深奧的問題農(nóng)民是說不清楚的。但有一點是很明確的：共產(chǎn)主義是全國人民的共同理想，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通向共產(chǎn)主義天堂的“金橋”。

誰反對組織人民公社，誰就是反對共產(chǎn)主義，誰就要受到批判、斗爭。有不同看法的就是“白旗”，要“拔掉”。

僅1958年，全縣共“拔白旗”565人（其中縣機關干部3人，公社干部66人）。

為了迎接共產(chǎn)主義，全縣大平大調(diào)，大刮共產(chǎn)風，使農(nóng)民受到很大損失。

從土地、勞力、畜力、農(nóng)具、樹木、房屋、家禽家畜，以至盆盆罐罐及其它財物，平調(diào)總價值990多萬元。

在生產(chǎn)上集中指揮。種什么，不種什么，不根據(jù)農(nóng)民的意愿，不顧自然條件，提出“四不種”、“五消滅”、“八登殿”，隨意改變種植結(jié)構(gòu)。

與此同時，把大量勞動力調(diào)離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戰(zhàn)線。1958年春，抽調(diào)勞動力17900多人（占總勞動力的19.7％）大搞工業(yè)。5月，又抽調(diào)18000多勞動力投入引洮水利工程。

8月正當田黃在地，不顧收割，為迎接中央水土保持檢查團的檢查，以10多天時間，集中5萬多勞動力（占全縣勞動力總數(shù)的51.4％），從劉家埂到華家?guī)X公路沿線，擺了60公里的長蛇陣。

扎彩門，飄紅旗，大字報滿山，鑼鼓喧天，突擊水土保持工程。

10月，又抽調(diào)25000多名勞動力，大戰(zhàn)華家?guī)X、史家山。1959年，又調(diào)5萬多勞動力興辦水利工程。

一個僅有20多萬人口的縣，如此大規(guī)模抽調(diào)勞動力，使得耕地荒蕪（年底荒蕪耕地11萬多畝）糧食產(chǎn)量大幅度下降：

1957年糧食總產(chǎn)16423萬斤，1958年11576萬斤，1959年8386萬斤，1960年3632萬斤。

一方面糧食大幅度減產(chǎn)，一方面向上級虛報糧食豐收。

1958年計劃總產(chǎn)38000萬斤，秋后上報數(shù)為26000多萬斤（相當于實際產(chǎn)量的2.25倍），征購任務定為4360萬斤（實際入庫4154萬斤，占實際總產(chǎn)量的36％）。

1959年計劃總產(chǎn)24000萬斤，秋后上報數(shù)為18000萬斤（相當于實際產(chǎn)量的2.15倍），征購任務為5400萬斤（實際入庫3958萬斤，占實際總產(chǎn)量的47.2％）。

當然，這些沒有完成的計劃數(shù)和浮夸的上報數(shù)也是上級逼出來的。

《通渭縣志》上記載的歷年糧食征購數(shù)比上述報告要少一些，但兩者還是比較接近。

從縣志上列出的歷年數(shù)字可以看到從1953年到1959年通渭人民負擔之重。

到1960年，由于人口大量死亡，生產(chǎn)力遭到嚴重破壞，征購任務不得不大量減少，一直到90年代還沒有恢復到1959年的征購水平。

資料來源：《通渭縣志》，第361頁。

糧食產(chǎn)量逐年下降，而征購任務又逐年增加，只好讓農(nóng)民勒緊褲腰帶。

早在1957年糧食征購入庫中，有些地方糧食就很緊張，政府動員群眾賣陳糧、吃陳糧。

公社分配時只分現(xiàn)金，不分糧食。1958年春季，碧玉、第三鋪、義崗等地就出現(xiàn)餓死人現(xiàn)象。

到1959年情況就更嚴重了。當年冬季，全縣162個大隊中，就有102個大隊三個月沒給社員分過口糧。

有些地方社員40天沒有吃過糧食，以草根、草衣、樹皮充饑，還出現(xiàn)了人吃人的現(xiàn)象。

進入1959年春天，通渭糧食局勢日趨緊張。到5月20日止，全縣庫存糧食僅有62萬斤。銷售量每天平均達11多萬斤。

通渭縣委卻不承認現(xiàn)實。他們認為，“沒有糧食是思想問題，不是實際問題。”

誰要求供應糧食，就給誰扣上“以糧食問題攻擊縣委，是富裕中農(nóng)，是怕死鬼”、“右傾機會主義分子”、“壞分子”、“動搖人心”等等政治帽子。

席道隆還公開說：“當前糧食趕不上去，主要是富裕中農(nóng)和五類分子在一起搞鬼，要進行打擊。剝樹皮是冒尖人物搞破壞，鬧糧兇的地方，查了一下，都是彭德懷的黨羽搞鬼。”

縣委召開全縣電話會議，要求公社召開“萬人斗爭大會”，生產(chǎn)隊召開“千人斗爭大會”，開展兩條道路的斗爭，批斗要求政府供應糧食的農(nóng)民和說真話的基層干部。

還提出“對富裕中農(nóng)要來個雙倍打擊、加倍賠償，算清不勞動、破壞生產(chǎn)、不合法收入三筆帳，把他們壓在泰山底下，叫他幾輩子翻不過身來”。

通渭縣委這么做，是上級逼出來的。高征購指標是國家定的。甘肅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又是一位只對上級負責、不對群眾負責的官員。

在他的高壓政策下，干部不敢講實際情況，不敢講（餓）死人，不敢講指標高，不敢講公購糧食任務完不成。

定西地區(qū)從1958年以來產(chǎn)量一年比一年低，而征購任務一年比一年高。

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在電話會議上說：“公購糧入庫時，是非常時期，要采取非常手段。”

1960年春季，農(nóng)村斷糧時，竇明海說：“寧餓死人，也不能向國家要糧食。”

竇明海是省委書記張仲良十分看重的干部，是全省有名的“積極分子”、“先進人物”。

正在糧食緊張的時候，省委決定將席道隆調(diào)往岷縣任第一書記。岷縣的條件比通渭要好一些，人口也多一些，這一調(diào)動對席道隆來說是一個好消息。

但是，省委有一個附加條件：完成糧食征購任務以后才能到岷縣上任。

為了早日到岷縣上任，席道隆就采取了更加嚴厲地手段加強征購。

1959年8月開始，通渭縣“反右傾“斗爭，有1169名生產(chǎn)隊長以上干部因反映農(nóng)村真實情況而被說成是右傾，遭到批判斗爭。

縣長田步霄到基層搞調(diào)查，回到縣里講了真話，席道隆把田步霄打成“反黨分子”，“小彭德懷”，多次批斗。1959年10月29日田步霄自殺身亡，時年35歲。

田死后，縣委以“徹頭徹尾、誓死不改的右傾機會主義首要分子”為罪名，上報中共定西地委批準開除黨籍，并組織機關干部對著尸體開批判會。

反右傾斗爭是完成征購任務的主要手段，對講真話的干部動輒批判、斗爭、撤職、開除、法辦，在斗爭中普遍推、撞、打，進行肉體摧殘和人格侮辱。

一方面睜眼不看餓死人的事實，一方面向上級說假話。

碧玉公社趙河生產(chǎn)隊已死亡50多人，生產(chǎn)已經(jīng)停頓，席道隆等卻在向上級報告中寫道：“社員情緒飽滿、牲口體力壯，生產(chǎn)搞得較好。”

在隴川公社召開了一次整社征糧的千人現(xiàn)場會，席道隆在講話中強調(diào)說：

“要繼續(xù)反右傾，鼓干勁，特別是在糧食問題上，無論阻力有多大，困難有多少，糧食征購任務一定要完成，對于那些頑固不繳的，要想盡一切辦法迫使其繳出來。”

“必要的時候，我還是那句老話，要政治掛帥。政治就是革命，革命就不是請客吃飯，不能文質(zhì)彬彬，要有革命的鐵的手腕和鐵的行動。”

縣里向公社下達命令：“完不成糧食任務，提頭來見！”

常河公社書記趙殿京聽完全縣電話會議以后，已經(jīng)是凌晨兩點了，還坐在床邊不說話。

縣團委書記孫毓業(yè)看他神情不對，問道：“怎么啦？”趙殿京說：“明天完不成任務，讓我提兩個人頭來見。我趙殿京只有一個人頭，哪有兩個人頭！”他們只好連夜下鄉(xiāng)搜糧食。

會后，縣里成立了“萬人整社團”，到各生產(chǎn)小隊和農(nóng)民家里搜糧食，挨門挨戶，翻箱倒柜，普遍搜查，斤兩不留，有的地方挖地三尺。

搜查中見什么拿什么，連婦女的針線包也拿走了。

如隴陽公社搜查了637戶，無償拿走了農(nóng)民雜糧43833斤、面粉3235斤，洋芋31089斤，菜150斤，銀元272枚，銅404斤，布30匹。

農(nóng)民說，“萬人整社團”實際是“萬人搜糧團”、“萬人搶劫團”。

在搜糧食過程中，對群眾采用各種殘酷的刑罰。

當時的口號是：“寧欠血債，不欠糧食。完成糧食任務就是血的斗爭”，“決心要大，刀子要快，哪里擋住，哪里開刀”，“向小隊長要糧食，向資本主義要糧，為全縣爭光，為公社爭光”。

為了搜糧食，把生產(chǎn)隊干部集中起來算賬，逼著他們交待糧食藏在哪里。

他們提出“一個會議，十個戰(zhàn)場”的口號，把逼糧食會當成對敵斗爭的戰(zhàn)場。

有的公社開萬人斗爭大會，民兵帶上機槍、步槍、馬刀警戒助威。馬營公社黨委書記張學圣親自主持斗爭，毒打群眾160多人，當場扣押勞教的66人。

在全縣大搜查中，搜出糧食1100多萬斤（大部分被“萬人社團”的人吃喝揮霍掉了），打死、逼死1300多人。

群眾將這些惡行比作為“秦始皇”、“活閻王”、“黃世仁”、“狼狗”等。搜糧活動一共搞了40多天。

1959年11月3日，通渭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向各公社發(fā)布指示：“凡被批斗的人，一個也不準回家，編入勞教隊，配備干部民兵持槍看管”。

全縣以公社為單位，組織了14個勞教隊，集中勞教1637人。這些人白天勞動，晚上斗爭逼審，遭受到種種折磨。

1960年春天省、地委工作組據(jù)揭發(fā)材料統(tǒng)計，全縣50個公社黨委書記當中，有11人有人命案件，共打死、逼死了79人。42個公社主任中，有3人有人命案，共打死、逼死22人。

他們的口號是“立場穩(wěn)”、“心狠”、“手快”、“刀子利”。隴陽公社黨委書記李生榮打過53人，打死逼死12人。

馬營公社書記張學圣主持召開了千人斗爭大會，民兵架起輕機槍12挺，步槍和土槍50多枝助威。

他在會場主持斗爭、拷打群眾160多人，其中，當場被縛送勞教的66人當中因傷致死4人。

農(nóng)民正在大批死亡的時候，干部卻大搞特殊化。

據(jù)定西地委擴大會議1961年1月13日的簡報記載，省委第一書記張仲良到臨洮縣店子街搞試點，不吃農(nóng)民的苜蓿飯，從蘭州飯店用專車送吃的。

定西地委書記竇明海僅1960年就從商業(yè)、糧食部門要去肉339.7斤，油23斤，雞蛋260多個，糧食473斤，糖及糕點62斤，紅棗320斤，還有火腿、雞、罐頭、粉條、茶葉、水果等。

其實，席道隆也不是完全不顧農(nóng)民死活的干部，眼看著大批人餓死，席道隆也允許農(nóng)民自找生路。

1959年春，借中共中央一些向農(nóng)民讓步的政策出臺的機會，將一部分土地分給農(nóng)民，實行誰種誰收；將牲口分戶喂養(yǎng)；給生產(chǎn)小隊下放權(quán)力等。

1960年1月上旬，隨著餓死人數(shù)的增加，席道隆連夜去地委匯報糧食情況和人口外流、死亡等問題，受到批評而回。

1960年1月下旬，一位放寒假回家的清華大學生發(fā)現(xiàn)了通渭縣的慘狀，直接寫信給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通渭事件的蓋子這才被揭開。

1960年2月8日，中共甘肅省委書記處書記、常務副省長王秉祥率領100多人的省、地委工作組到通渭，還帶了一些糧食。

1960年3月1日，由省、地委工作組主持，在通渭文化堂召開大會，宣布省委決定：“通渭縣委是一個現(xiàn)行反革命集團”。并當場逮捕了以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的17名縣委、縣政府領導人，說他們是“現(xiàn)行反革命分子”。

1960年4月6日，《甘肅省委關于通渭縣委完全變質(zhì)情況報告》中說：

“這個縣不是一般的落后縣，而是全縣潰爛，問題的性質(zhì)非常嚴重。以縣委第一書記席道隆為首，包庇重用了一批反革命分子和壞分子，把持了縣委領導權(quán)。從上到下，徹頭徹尾的推行了一套完整的右傾機會主義路線。”

這個報告也列舉了席道隆的“四級核算小隊為基礎”、“牲畜分散到戶”、“種籽分散到戶”、“誰種誰收”等“一系列復辟資本主義的政策”，并全部禁止，導致形勢更加惡化。

可以說，“通渭問題”本來是左傾錯誤造的問題，省委工作組卻認為是右傾造成的問題，這加劇了人口死亡。1960年死亡人數(shù)相當于1959年的3.86倍。

1960年12月上旬，西北局在蘭州召開會議，討論了甘肅的問題，揭發(fā)了張仲良、王秉祥等人的錯誤，改組了甘肅省委，由汪鋒代替了張仲良的省委第一書記的職務。

新省委對部分地委書記如竇明海、劉逄皓、胡學義等也進行了揭發(fā)批判，徹底改組了定西地委。

在這之后，通渭縣狀告省地干部的舉報信一封接著一封飛向蘭州和北京，這才真正引起中央和省的高度重視。

1961年1月，中央、省、地委，派了250人的工作組和128人的醫(yī)療隊，調(diào)來糧食3370多萬斤，救濟金330多萬元，藥品136噸，把瀕臨死亡的8萬多人搶救過來了。

而真正解除饑餓的是1962年的好年景。《通渭縣志》記載：“是年，風調(diào)雨順，夏秋作物全面大豐收，緩解了全縣人民吃的問題。”

這一年，為調(diào)動農(nóng)民的積極性，通渭縣委給社員增加自留地，并允許社員租借集體的熟荒地，耕畜、羊只分槽分圈，下放私人飼養(yǎng)。這些政策也是大豐收的重要原因。

1961年1月19日，縣委召開三級干部會議，提出“要進一步揭開’通渭問題’的蓋子，把大根、小根、毛毛根一齊拔掉”的口號。

接著，全縣開展了“揭蓋刨根”運動，當時的口號是“拔席道隆的根”。對各級干部進行“集訓”和“特訓”。

被“特訓”的人被認為是問題更嚴重的人。“集訓”和“特訓”都是集中起來進行揭發(fā)、批判、斗爭。除原來逮捕的縣級干部以外，又對360多名縣以下干部進行了處理。

在七千人大會上，毛澤東、周恩來等中央領導干部表示承擔責任，1962年5月13日，省地委決定，釋放席道隆等17名縣級干部，并重新安排工作。席道隆后來官至定西地區(qū)水利局副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