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斯克從特朗普政府離職了，他本人也在社交媒體上確認了這個消息。這不僅意味著他的政客之旅結束，同時也意味著他和特朗普友誼的小船觸礁，兩人最終政治分手（因政治而結合，又因政治而鬧崩）。

據路邊社報道，馬斯克離職時頗為落寞，在白宮的整個過程黑著臉，沒有和特朗普說一句話。之前我在文章里展望過，特朗普和馬斯克會鬧掰，只是沒想過來得這么快。我原本認為，他們的政治合作至少可以持續一年半載的。兩人的關系再次驗證了政客之間，“善始者實繁，克終者蓋寡。”

馬斯克的遭遇，讓我想起歷史上的三個人，呂不韋、王安石與康有為。

呂不韋和馬斯克的相似之處在于大商人參政。

呂不韋曾經位極人臣，但結局悲慘，成了商人參政不得善終的典型代表。呂不韋其實對嬴政影響很大，如果沒有呂不韋，嬴政未必能成為秦王。但嬴政成長起來之后，為了集權，必須除掉呂不韋。

馬斯克在特朗普贏得大選的過程中，也是出了大力氣的，按傳統思維有“從龍之功”。但是特朗普入駐白宮之后，對馬斯克反而日漸疏遠。他讓馬斯克統領效率部，其實就是讓他去干得罪人的事兒，然后把人都得罪光了。

當然馬斯克比呂不韋強一點的地方在于，他沒有如呂不韋那樣下場凄慘，還可以繼續當大富豪。但馬斯克所處的環境同樣也很兇險。過去一段時間，因為得罪了太多人，他自己多次公開表示可能遭遇刺殺。

再說王安石，歷史上也是著名的改革家。馬斯克的所作所為，也頗有改革家的風貌。如果按照馬斯克的思路，美國確實能大幅緩解財政危機，延緩帝國病爆發。

王安石改革，原本是為了天下蒼生。最初王安石是獲得了皇帝支持的，然而由于改革動了很多舊勢力的奶酪。皇帝為了籠絡人心，便拋棄了王安石。

特朗普競選的核心便是搞錢，解決帝國的財政危機。他讓馬斯克統領效率部，原本是解決財政危機的關鍵環節。馬斯克的目標是削減萬億美元的財政開支，以此提高美政府的運作效率。這個想法很好，特朗普也很支持。但馬斯克的做法（消減財政部、國際開發署等部門，動了太多人的利益）還是遭到了很多人的反對與敵視。

當特朗普看到馬斯克得罪人太多后，為籠絡人心搞了一個“大而美”法案，計劃在未來十年內減稅4萬億美元。所謂減稅，主要還是富人受益，因為富人交的稅比較多。特朗普此舉，相當于給了富人一個甜棗。馬斯克毫不掩飾他對這項法案的失望，他認為該法案不僅不能縮減預算赤字，反而將擴大赤字，與政府效率部所追求的目標背道而馳。

這個“大而美”法案，被認為是特朗普拋棄馬斯克的象征，就像宋朝皇帝拋棄王安石類似。它一出臺，馬斯克便再也沒有待在效率部的必要。

但馬斯克和王安石也是不同的。改革失敗之后，王安石郁郁而終。但馬斯克不會，他除了改革，還可以繼續搞科技公司，繼續當大富豪。只要馬斯克還在喘氣，只要他愿意，他便可以繼續享受人間的榮華。

如果繼續任由馬斯克搞下去，會怎么樣？我想起了康有為。

一方面，康有為和馬斯克搞變革的時間都很短。百日維新，前后三個多月時間。馬斯克在效率部，前后滿打滿算也就三個多月。

另一方面，馬斯克和康有為身上，都有很強的理想主義色彩。就是做事只按照內心的想法，不顧實際情況，一味蠻干。百日維新之所以會失敗，史書上說是慈禧太后為首的保守派聯合絞殺新政，但實際上也不能全怪保守派不滿。百日維新的諸多內容，看起來都不可思議，猶如要把清帝國拆了一般。馬斯克的改革，之所以遭受那么多阻力，不僅是因為動了很多人的利益，同樣很多地方也很激進。

馬斯克的宗旨，就是為了省錢。為了省錢，幾乎所有的經費預算他都想砍，這是典型的用企業思維管理國家。雖然某種程度上來說，國家和大公司有類似之處，但終究存在很多不同。大公司可以只講效益，國家除了效益，還要講責任，還要兼顧就業，還要維持各階層團結。從美國總統的立場看，如果任憑馬斯克為了效率搞一刀切，那么很可能導致階層的撕裂。馬斯克的那一套，當今可能只有一個國家能搞成，那便是朝鮮（只有朝鮮，在金正恩的無條件支持下，政府才存在追求極端效率的可能性，盡管概率也不高）。

但同樣，馬斯克的結局和康有為也不同。康有為是有理想的書生，必須依附權力而存在。當他變革失敗，離開權力中心時，只能淪為過時的老古董。

簡而言之，馬斯克這個人比較復雜，他身上既有呂不韋的商人屬性，也有王安石的改革家屬性，還有康有為天真任性的屬性。但馬斯克的結局，比呂、王、康任何一個都強。歸根結底在于歷史的前進，工業文明階段的包容性遠大于農耕文明。

我在立體史觀中解釋過，每一個新的文明周期相對于舊的文明周期，社會的自由度都會大幅提升，創造財富的能力會大幅提升，知識信息的傳播途徑也會大幅增加。舉個例子來說，農耕文明時代修筑大運河，可能就會動搖一個國家的根基。當年隋煬帝如果不修京杭大運河，那么他可能會善終，歷史地位也會高很多。但是在工業文明周期，修筑大運河不僅不會動搖國家根本，還能創造就業崗位，拉動經濟增長。比方說伊利運河開通之后，促成了紐約的崛起。

呂不韋、王安石、康有為所處的農耕文明階段，權力博弈極其嚴酷。不論什么人，一旦離開權力中心，就會變得無比脆弱。工業文明周期比農耕文明周期一個極大的優勢，就是有些人不在權力中心，也有機會影響某個領域甚至全人類的命運。比方說愛因斯坦在伯爾尼專利局的辦公室里想明白了相對論，從此就改變了整個世界。馬斯克這種人，即便在政壇一敗涂地，離開了權力中心，他仍然可以在自己擅長的領域呼風喚雨，而且大概率不會被清算。同時從另一個層面來說，美國帝國病也不會被根治。

按照立體史觀的邏輯，下一個文明周期（信息文明）成熟之后，絕大部分人的自由度、擁有的財富、獲取知識和信息的方式，都會再上一個臺階。這便是樂觀主義層面的歷史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