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全軍大授銜的時候，有55位戰功卓著的將軍被授予了上將軍銜，這既是對他們軍事指揮能力的高度肯定，也是對他們充分的信任。然而隨著國內形勢的發展，這些將軍們也被卷入了復雜的局勢中，在這個過程中，他們作出了不同的選擇，最終影響了他們的人生結局。只能說政治斗爭確實波譎云詭。

這些將領中有一個人的人生經歷很獨特，他因為全力支持江青，后來被開除黨籍，骨灰被移出八寶山。但他并沒有被審問，因為他當時已經病逝，他就是首先批評鄧小平的開國上將謝富治。

謝富治的老家是著名的“將軍縣”湖北省黃安縣，他和大部分開國將領一樣，出身貧農家庭，小時候吃盡了苦頭，長大后在同齡人的影響下，他接觸到了新思想，參與了家鄉的農協，在打土豪分田地的過程中走上了革命道路。

1930年，他參加了紅軍，之后從排長開始，經過一次次戰斗，逐漸成長為連隊的指導員。在他25歲的時候，就已經當上了紅四方面軍總政治部的組織部部長，這為他后來成為高級干部鋪平了道路。

長征開始后，他跟著紅四方面軍走完了長征路，全面抗戰打響后，他擔任了129師386旅772團的政委，該旅的旅長是陳賡，所以他和陳賡的關系很近。

在抗戰時期，他參與了百團大戰，積累了前線指揮經驗。到了解放戰爭時期，他被提拔為太岳兵團的政委，該兵團的核心指揮員就是陳賡和謝富治，因此也被稱為陳謝兵團。該兵團在山西地區連續作戰，然后挺近大別山，在中原地區打開了局面。

到了1948年，他擔任中原野戰軍第四縱隊政委，參加了淮海戰役，期間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指揮部隊殲滅了蔣軍的王牌部隊黃維兵團，之后參加了渡江戰役，并且進軍大西南。正是因為這段時間讓他積累了大量戰功，所以在1955年全軍大授銜的時候，他被授予了上將軍銜。因為他進軍大西南作戰，對西南地區的情況有一定的了解，所以在建國后擔任了云南省委書記和云南軍區司令等職務，成為了云南地區的一把手，時間長達近10年。

在主政云南期間，謝富治非常重視風紀，有一次他帶人去邊境縣城檢查工作，和鄉親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工作結束后，謝富治準備返程，結果卻發現汽車后備箱里多了幾只雞，他立刻意識到了問題，叫來秘書問東西從哪來的。秘書說是老鄉給的，他當場發了火，要求把雞趕快送回去，然后把秘書調到偏遠小縣當縣長，以此警告其他人不要依樣學樣。

1959年的時候，因為羅瑞卿卸任公安部長，選誰擔任該職務成了問題，當時提名的候選名單中有楊成武和張宗遜等人，但毛主席力排眾議，要求安排謝富治擔任該職務。于是他擔任了公安部部長，領導公安部隊工作。

1962年是謝富治人生的轉折之年，這個“轉折”并不是因為職務升了，而是因為他的想法變了。

在這一年的“七千人大會”上，他一開始堅持原則，和很多干部一樣，公開在會上講了過去兩三年存在的問題，毛主席也圍繞問題進行了自我批評。但令人想不到的是，在會上林彪公開表示毛主席的思路沒有錯，是地方干部理解不當，事后毛主席肯定了林彪的想法，這讓謝富治忽然感覺自己“說錯了話”。

于是他反復考慮，察覺到了政壇的微妙變化，他在同公安部政策研究室主任趙明交談時，提到：“我在會上沒有看清風頭！”這時候他的想法其實已經變了。

1966年特殊時期到來后，他第一時間批判老領導鄧小平，說鄧小平不尊重毛主席，還提到了一些事，這讓江青十分滿意。于是在毛主席的支持下，他在八屆十一中全會上被補選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進入了權力中心。

對于他的這些說法，擔任北京衛戍區司令員的傅崇碧曾經專門問過他：“你提到的那些事，我怎么沒聽說過？”他回應說：“你沒聽說過的事還多呢！”他還給傅崇碧傳授了和領導相處的經驗，例如和江青握手一定要用雙手握，否則就是不尊重，這讓耿直的傅崇碧十分無奈。

自此之后，謝富治就成了江青手下的一員干將，在1967年2月的會議上，徐向前和葉劍英等老帥怒斥江青等人，謝富治公開在會上和徐向前較勁，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后來在另外一次會議上，他又和譚震林、陳毅等老將軍發生了言語沖突。江青得知這些情況后，進一步重用他，安排他參加“中央文革小組”。

到了1969年，他在“九大”上被正式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軍委委員。

雖然他達到了權力中心，但因為幾年來他整的人太多，精神壓力大，導致他患上了疾病，1971年，他的健康狀況已不容樂觀。于是江青親手給他拍了一張照片，謝富治當時就說，如果哪天去世，一定要用這張照片當遺照。

1972年3月，謝富治病逝，中央為他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用的遺像照片就是江青拍的那張照片。1980年，他被定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主犯，并開除其黨籍，撤銷其悼詞，骨灰盒移出八寶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