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Robert Skidelsky）

英國華威大學政治經濟學榮休教授。他撰寫的三卷本《凱恩斯傳》曾獲多項殊榮，包括萊昂內爾·蓋爾伯獎（Lionel Gelber Prize）等。他于1991年被冊封為終身貴族，1994年當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

歷史上大多數經濟體都是“ 國家主導型” 的, 因為統治者的行動決定了它們處于增長、 停滯還是衰退狀態。 但是, 只是到了17 世紀和 18 世紀, 增加財富或者我們現在所講的經濟增長才明確成為國家政策的目標。 重商主義者第一次嘗試通過科學推理, 探究財富增長的根源。 在這一探索中, 重商主義者重點關注貨幣和貿易的作用, 以及國家對兩者的影響。 對外貿易被視為財富增長的主要推動力, 但是, 前提是它能為國家帶來更多的貨幣。 因此, 重商主義者癡迷于 “貿易盈余”。 按照丹尼斯·奧布賴恩 (Denis OBrien) 的觀點, 重商主義的主要特征就是 “金銀是主要的財富,應當通過對外貿易管制促進金屬貨幣的流入, 通過低價進口原材料促進工業發展, 鼓勵出口, 而貿易被視為一種零和博弈”。

《貨幣與政府：對主流經濟學的挑戰》

[英] 羅伯特·斯基德爾斯基 著

郭金興 譯

中信出版集團

2025年3月

盡管這一理論結出了碩果, 但是重商主義的結論源自錯誤的推理, 就像現代以前的醫學, 其中既包含正確的元素, 也有錯誤的成分。 重商主義的謬誤在于, 它認為出口比進口更好, 因此經濟政策的目標應該是確保貿易盈余。 這一時期大多數歐洲國家普遍信奉這一觀點。 當然, 所有國家不可能同時實現貿易盈余, 因此, 推行這些政策就導致了歐洲主要大國之間持續不斷的貿易戰爭。

亞當·斯密指責重商主義者將 “ 財富” 等同于 “ 黃金”。 重商主義者中認識更為深刻的人從來不相信這一點。 他們認為, 通過成功的貿易奪取黃金是提高一國在世界財富中所占份額的一種手段。 這似乎是一個循環論證, 即貿易順差是發動貿易戰的必要條件, 而貿易戰又會帶來貿易順差。 但是重商主義者相信, 對每個國家而言, 壟斷貿易的收益會超過為了獲得這種壟斷而付出的成本。 此外, 一些重商主義者認為貴金屬的流入將降低利率, 從而刺激國內制造業。

重商主義者采用的策略是剝奪競爭對手的貿易機會。 從 1651 年開始, 英國通過了一系列 《航海法案》, 主要針對荷蘭的海運行業, 這是一項典型的舉措; 這些法案和其他禁令一起, 要求英國與其殖民地之間的貿易只能使用英國的船只。 阿爾伯馬爾公爵(DukeofAlbermarle)說: “我們想要的是,將更多的荷蘭擁有的貿易搶過來。”另一個例子是1703年的《梅休因條約》(Methuen Treaty), 該條約允許英國紡織品免稅進入葡萄牙, 交換條件是, 英國從葡萄牙進口的葡萄酒獲得優惠關稅。

因此, 重商主義最好被視為這樣一種政策, 即通過操縱貿易條件來增強各國的相對實力, 并借助于這種實力增加各國的財富。亞當·斯密聲稱自己是科學經濟學的創始人, 這是因為他證明了貿易不一定是零和博弈, 重商主義政策通過限制市場規模抑制了財富增長, 并使各國為了維護自身的貿易利益而陷入戰爭的泥潭。大衛·李嘉圖為自由貿易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他通過數學證明, 如果各國專門生產并出口自身效率相對較高的商品, 那么所有貿易伙伴的實際收入將實現最大化, 這是一個經得起時間考驗的邏輯, 也經受住了所有的批評, 并為自由貿易政策提供了強有力的規范性論據。 然而, 李嘉圖關于專業化是最優選擇的數學證明, 無法安撫其中一些國內生產者, 他們的效率已經達到了現實條件和資源稟賦所能允許的最高水平。 與他的科學論證相悖, 國王詹姆斯一世文告的核心內容如下, “ 如果自然法則偏愛我們自己的子民而不是陌生人, 那么, 比起讓我們自己的子民失去生計, 對其他國家的工業品征收關稅要合理得多”。盡管有證據表明自由貿易是更好的選擇，但是這種保護主義的論調一直能夠引發共鳴。

重商主義政策產生了一些有利的后果。 它們鼓勵國家權力的集中, 這使得私人財產更加安全, 并促進了國內市場的統一。 它們還促進了制造業的發展和出口能力的增強, 并經常授予特許公司壟斷權, 從而促進了商人階層的壯大。 它們增強了海軍的實力。流入的黃金與商業的壟斷利潤一起, 促使資金成本降低, 從而有助于為英國的工業革命提供資金, 這無疑是一個頗有說服力的觀點。 重商主義博弈中的贏家在亞洲和北美確立了非常強大的貿易地位, 這在重商主義結束以后依然延續了下來, 而英國是其中最成功的一個。 英國在重商主義時代創建的帝國主義經濟體系一直延續至 20 世紀，并且運轉良好。

尼爾·弗格森將英國作為 18 世紀財政軍事國家的典范, 并對其進行了精彩描述。憲法約束消除了英國國家獨斷專行的特性, 但意想不到的是, 合法性的增強反而使英國能夠比歐洲大陸的絕對君主制國家更有效地實現了國家的目標。 海軍的費用也要比陸軍少很多。 你可以將同樣的船只和水手用于貿易或軍事目的，自17世紀以來，英國正是通過商船創建了自己的海外貿易帝國。 努力追趕英國經濟表現的國家更多地強調國家的創造力, 而不是遵循由英國自由主義思想家約翰·洛克等人建議的憲法約束, 或者由亞當·斯密概括的有關政府財政的規則。

英國的財政立憲基于如下理念, 即財富是通過國家之間的競爭和爭斗產生的。 優勢并不屬于資源最豐富的國家, 而是屬于能夠最有效地動員資源以實現其對外政策目標的國家。 英國君主制的立憲性質增強了其籌集財政收入的能力。 更重要的是, 征稅的權力集中在一個領取薪酬的官僚機構的手中, 而不是依靠將征稅權力出讓給私人的包稅制以及賣官鬻爵。 這使得英國政府在 1788年征收了相當于國民生產總值 12. 4% 的稅收, 相比之下, 法國只有 6.8%。

正如弗格森所言, 動員資源的制度包括議會、 稅務機關、 國債和中央銀行。 18 世紀, 英國財政權力 “ 四邊形” 的卓越發展, 不僅使其相對于主要對手法國在軍事方面擁有了決定性優勢, 而且使其經濟增長得更快。

然而，這場斗爭的主要財政武器是國債, 與后世一樣, 財政政策的主要問題是國債的可持續性。 “ 在一個財政國家, 穩定而安全的稅收構成了大規模借貸的基礎, 并且不存在違約風險, 因而國家就不需要為了籌集資金而支付高利率。” 在拿破侖戰爭中, 英國的 “ 稅收、 借款和軍事力量都超過了法國”。弗格森將現代債務融資的起源追溯至英國的一系列金融創新, 這始于 1694 年成立的英格蘭銀行 ( 而法國直到 1800 年才創建了自己的中央銀行), 還包括 1717 年采用金本位, 并在 1751 年由于創建了 “統一公債” 而達到鼎盛時期, 英國政府的這種統一公債是一種可轉讓的永續債券, 并且可以按照面值贖回。這些創新的作用在于增加了可持續公共債務的規模。 這些措施雖然最初的目的是支持戰爭, 但它們不僅使英國能夠在長期爭奪統治地位的斗爭中擊敗法國 ( 拿破侖戰爭最能彰顯這一點), 而且刺激了商業的發展。 這里的關鍵在于, 可交易的公共債務工具規模激增, 通過分散風險 “ 有效地為私人部門的債券和股票創造了私人市場”。此外, “ 作為議會中有影響力的游說團體, 債券持有人的出現降低了英國政府違約的風險, 從而增強了該國以低成本借款的能力”。

簡而言之, 漢諾威王朝時期的英國是一臺出色的戰爭機器和商業引擎。 商業積累的財富使英國成為 “ 第一個工業國”。 后來的幾代人用經濟增長的收益償還了巨額公共債務。 18 世紀英國漢諾威王朝實施的重商主義政策為“不列顛治世”奠定了基礎, 但這些政策被英國自己拋棄了, 然而, 所有試圖趕超英國的國家都將這些政策視為成功的典范。

18 世紀后期, 這個好戰的國家出現了轉變。 亞當·斯密原本會說 “ 國防……要比富足重要得多”, 但是他認為他那個時代的重商主義體系及其貿易戰爭 “ 對年產量不是很有利”。與同時代的法國重農主義者一樣, 他認為財富來源于 “ 農產品”, 盡管他擴展了這一術語的含義, 除農業以外還將制造業包括在內。 為了反對秉持保護主義政策的重商主義, 斯密斷言消費是 “ 所有生產活動唯一的和最終的目的”。從這個角度看, 為了實現出口盈余而限制國內消費是不合理的。 為了支付重商主義戰爭的費用而發行國債, 會限制財富增長, 從而限制消費的增加。

斯密認為, 政府開支是一種浪費, 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 如果允許自由貿易, 對貿易雙方都有好處。 一個國家不需要戰爭和壟斷就能擁有大規模的商業。 在 “ 天賦自由” ( naturalliberty) 的條件下, 這自然而然就會實現。 斯密的 《國富論》 第四卷致力于駁斥重商主義體系。 重商主義戰爭是以犧牲消費者的利益為代價, 為了君主和既得利益者的利益而戰。

國家節儉學說的立論簡單明了。 斯密認為, 財富增長來自通過儲蓄和投資形成的資本積累。稅收將私人的資本積累轉為國家的消費, 因此會抑制財富的創造。 根據定義, 政府是非生產性的。斯密及其追隨者認為, 增強議會對稅收的控制權并削弱君主的權力, 是減少國家消費的重要途徑。

古典經濟學家的目標是限制而不是廢除國家。 根據斯密的觀點, “ 天賦自由” 體系給國家留下了四項職責, 即保衛國家、 司法行政、 教育責任以及建造和維護特定的公共工程和特定的公共機構, 這絕不是為了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利益, 因為由此產生的利潤永遠無法償付任何個人或少數人的成本, 然而, 它帶來的回報通常會遠遠超過一個大型社會所付出的成本。

按照現代的說法, 這些工程和機構被稱為 “ 公共品”, 由于某種原因, 這些物品無法由市場提供, 對于斯密而言, 這包括 “ 促進任何一個國家商業活動的物品, 比如良好的道路、 橋梁、 通航運河和港口等”, 以及國民教育體系, 這是為了修復勞動分工對人類智力造成的損害。為了完成這些職責, 國家必須征稅, 但是也僅限于此。 由于只有一份長短適度的職責清單, 國家征稅也應該適度。 “ 安守本分” 是邊沁為政府開出的著名處方, 即由人類追求更好生活的天性來推動經濟增長。

斯密無視重商主義者對貨幣和就業的關注。 貨幣只是一種潤滑劑。 追隨斯密的經濟學家相信, 在天賦自由的條件下, 所有儲蓄都將用于投資, 資源將得到充分利用。

稅收并沒有出現在 《國富論》 的目錄中, 但是其中有很大一部分內容是關于國債的, 斯密認為 18 世紀國債的增長是實現進一步繁榮的主要障礙。 “ 就像目光短淺的敗家子, 因家境窘迫, 只能舉債度日, 國家也在不斷地向它的代辦人和代理人借款, 雖然用的是自己的錢, 但也得為此支付利息。” 發行債務是一種偷偷摸摸地從民眾那里攫取金錢的方法。 “ 一個政府從另一個政府那里學得最快的技巧, 就是如何從民眾的口袋里把錢掏走。”

通過借款, 君主得以發動代價高昂但并無必要的戰爭。 斯密不相信償債基金能夠解決 “ 永久融資” 的問題, 因為和平時期公共債務的減少永遠無法與戰爭時期的規模擴張相比。在過去, 公共收入擺脫債務負擔的束縛靠的是公開違約或 “ 假裝付款”, 也就是通過通脹來減少實際債務負擔。但是, 斯密譴責這是一種 “ 背信棄義的欺詐行為”, 將會摧毀國家的信譽。

借款為戰爭籌集資金唯一可能的優點在于, 相比單純靠稅收來支付戰爭的全部成本, 它有可能形成更多的儲蓄。確實, 繁榮伴隨著國家債務在 18 世紀的大幅擴張, 而這與斯密的論點相悖, 他認為這是由于國家借貸并未阻礙儲蓄的增長。 由于生性節儉, 英國人得以彌補 “ 政府的浪費和奢靡對社會總資本造成的各種破壞” 。

償還國家債務唯一誠實的方法就是增加稅收或削減開支。 斯密認為應該向殖民地征稅, 以支付其防衛費用。 但是, 如果不能讓他們為之付款, 英國應該擺脫自己對帝國的癡迷, “ 努力使自己未來的觀點和構想適應其表現平平的實際狀況”。

斯密關于政府支出 “ 擠出” 生產性私人支出的觀點得到了李嘉圖的支持。 李嘉圖認為所有的政府支出本質上都是浪費。 稅收和公共借款都會摧毀資本。 但是, 與斯密不同的是, 李嘉圖認為通過借款為政府支出籌集資金 “ 往往會讓我們變得不那么節儉”, 因為這會讓我們誤以為只需要儲蓄來支付貸款的利息, 而不是支付與全部借款等價的稅收。這一點很有趣, 因為盡管李嘉圖的分析讓他相信公共借款只是推遲了繳稅, 但是他并不認為納稅人一定理解這一點。

李嘉圖講道，各國應該利用和平時期盡快還清國家債務，“ 扶危救困或者逃避當前困難 ( 我希望這些困難只是暫時的) 的嘗試，都不應使我們放松對重大目標的關注”。 因此，應該建立一個償債基金。 拿破侖戰爭給英國留下了相當于國民收入 260%的政府債務，在這之后，李嘉圖在著作中斷言, 如果等到下次戰爭時政府債務沒有大幅減少，那么，或者戰爭的費用必須由稅收來支付, 或者英國將會破產。 在本書涵蓋的時間范圍內, 我們將遇到四次公共債務的高峰, 即 1815 年之后、 1918 年之后、 1945 年之后和2008—2009 年之后; 前三次都是由戰爭導致的, 最后一次則是由于政府為了應對經濟崩潰而采取的措施。 每次 “ 財政負擔過重” 都導致以財政緊縮的形式重拾 “美德”。

上述對重商主義的否定, 反映了經濟學由貨幣分析轉向了“ 實際” 分析。 重商主義者以及大多數其他 “ 前科學” 時代的經濟思想家強調貨幣、 信貸和公共財政對于促進經濟活動的作用, 而在斯密和李嘉圖的 “ 實際” 分析中, 增長的引擎是節儉和生產力, 貨幣只是一層面紗, 這使人們難以明了它們的真實狀況, 而稅收和公共借款對節儉和生產力都有損害。正如穆勒在 1844 年所寫的那樣, 再也沒有人主張 “ 為了促進工業發展而大規模動用政府支出”。早些時候, 大衛·休謨曾經指出, 重商主義者關心的是通過出口盈余確保獲得充足的貴金屬, 這不過是一種幻覺而已。 經濟的任務是確保最有效地配置 “ 實際” 資源, 這最好留給市場來完成。

在古典經濟學家否定重商主義的過程中, 不清楚是思想還是環境起了主導作用。 喬治·施蒂格勒認為, 正是 19 世紀 “ 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爭”, 才導致國家的作用減弱而 “ 自由的統治范圍” 擴大。然而, 也有可能是經濟學家關于如何獲取財富的觀點發生了改變, 才導致戰爭發生的頻率下降。 和平與戰爭、 進步與衰敗也可能都受制于長周期, 而經濟理論則會與周期中的每個階段相適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