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一篇文章《為新四軍貢獻最多兵力的高敬亭到底是如何一步步失去中央信任的？》我講到堅守鄂豫皖根據地三年的高敬亭，一手創建了紅軍主力部隊紅28軍，為中國革命立下汗馬功勞，在抗戰初期深受中央信任，為新四軍下屬的四個支隊司令員之一，實際上是新四軍在江北戰區的黨政軍一把手，中央對他寄予厚望。

然而深受中央信任的高敬亭卻逐漸與中央唱上了對臺戲，排擠中央派來四支隊工作的干部，對中央東進的指示置若罔聞，最終失去了中央的信任，人生以悲劇結尾。

這實際上體現了在以農民為主體的土地革命戰爭中的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山頭主義，由于長期與中央隔離，高敬亭成為鄂豫皖紅28軍這個山頭的精神領袖，大多數指戰員都是高一手提拔，跟隨他出生入死，唯高敬亭馬首是瞻，中央對這支部隊的控制力非常薄弱，這也導致江北新四軍的力量長期發展不起來，中央東進創建華中戰略區的目標長期無法落實，令主席頭疼不已。

鄂豫皖根據地走出過紅四方面軍、紅25軍，紅28軍三大紅軍主力，仔細分析一下就可以發現這三支紅軍主力部隊，竟然只有紅25軍無條件服從中央，紅四方面軍與紅28軍都與中央產生了隔閡，在經歷過一番斗爭之后，中央才最終將他們收復。

那么問題來了，同是出自鄂豫皖的紅軍主力部隊，為何只有紅25軍會無條件服從中央，而沒有像另外兩支紅軍部隊那樣與中央唱對臺戲？

對比一下紅四方面軍和紅28軍就會發現一個問題，紅四方面軍有老張，紅28軍有高敬亭，都是權力高度集中的人物，集黨政軍大權于一身，并且利用肅反手段鞏固其領導，最終形成了家長式統治，部下只認張、高，不認中央，普通的指戰員到底對張、高這樣的一把手敬佩、畏懼到啥程度？從當時還是一個小團長的秦基偉見老張的例子中就可以看出。

1934年夏，此時紅四方面軍的川陜根據地搞得如火如荼，多次反圍剿戰爭的勝利使得部隊發展到八萬人，一掃當年倉皇撤離鄂豫皖蘇區的陰霾，老張的威信也是空前提高。

這天，身為團長的秦基偉突然受到老張的單獨接見，一個小團長受到總領川陜蘇區，統領八萬大軍的一把手的接見他當時是啥心情？

在秦基偉的印象中，張特立是一個精力充沛的人，似乎有永不竭盡的激情，說起話來總是滔滔不絕，他感到這個人實在太了不起了，太神秘了，太有學問了，天上的地下的，中國的外國的，現在的過去的，一會兒是布爾什維克，一會兒是托洛斯基，一會兒批判單純的軍事觀點，一會兒指責托陳取消派，前所未聞的新鮮詞從這個人的嘴里源源不斷地流出來。

老張對于這個農民出身的不到20歲的團級干部來說簡直是太震撼、太神秘，太偉大了，都快成老張的粉絲了，崇敬之情無法言表，都不敢正眼看他，老張談話時很平靜、很和藹，但是秦基偉心里卻很忐忑。

這只是一次普通的接見，但是從中可以看出普通指戰員對老張的崇拜、畏懼之情，實際上在老張麾下的指戰員有的甚至都還用“天神”這樣的字眼來形容他。

如果是你，長期在老張麾下，不知不覺成了老張的狂熱粉絲，現在老張跟中央鬧別扭，你是聽老張的，還是聽從那個從別人嘴里聽說的中央的？

這也不奇怪為何老張能夠順利帶走八萬紅四方面軍，同理，高也是一樣，最后終于釀成了草地風波，高敬亭事件這樣給中共力量造成重大損失的事件。

實際上紅25軍也很有可能走上與兩支兄弟部隊一樣的道路，只是最后偶然因素太多，導致紅25軍走上了支持中央這條正確的道路。

1932年10月，紅四方面軍主力在反圍剿戰爭中失利，被迫轉移，留下部分主力部隊堅持鄂豫皖的斗爭，老張走了，最高領導機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也走了，那么留下的一把手是誰呢？

留下負責鄂豫皖蘇區的領導機構是鄂豫皖省委，擔任鄂豫皖省委書記的沈澤民自然成為鄂豫皖蘇區的黨政軍一把手，而沈和陳昌浩是老張手下的兩員大將，并且和陳昌浩還是留蘇的同學，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在六屆四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宣傳部長，經常和老張的意見一致，深受老張的信任。

這和后來紅25軍長征后留下鄂豫皖省委常委的高敬亭擔任鄂豫皖黨政軍一把手的情形何其相似，沈會成為與老張一樣的擁有至高威信的領導人嗎？

沈澤民時年30歲，在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之后的危急時刻挑起了堅守鄂豫皖的重擔，此時大別山一片腥風血雨，國民黨軍在血洗大別山、鏟除干凈、絕盡根苗等口號下，縱容還鄉的鏟共義勇隊等反動武裝，正在對鄂豫皖革命根據地軍民進行肉體和精神的消滅。

鄂豫皖根據地大幅減少，紅四方面軍主力轉移后，留下的主力部隊只有紅25軍75師兩個團，還有軍特務營，以及紅27師3個團，總人數5000多人，另外還有近萬人的地方武裝和兩萬傷病員，還分散在各地，只能任人宰割，形勢十分嚴峻。

年僅30歲的沈澤民受命于危難之際，他總結了第四次反圍剿以來的經驗教訓，重新部署了根據地的工作，并決定重建紅軍主力部隊紅25軍，自此，大別山區在經歷短暫的混亂之后統一了領導，集中了力量。

紅25軍重建之后屢戰屢勝，鄂豫皖根據地又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好景不長，在形勢好轉之后，沈決定摒棄運動戰的正確戰略方針，執行中央的左傾冒險政策攻打敵軍重兵駐防的七里坪，不僅如此，肅反也沒停下，邊打仗邊肅反，結果可想而知，紅25軍減員嚴重，慘遭失敗，幾乎陷入絕境。

不得已，省委最后決定，各部隊化整為零進行分散的游擊戰爭，此時沈澤民的病情也加劇在這樣缺醫少藥的環境中也無法得到醫治并最終于1933年11月病逝，年僅33歲，此時距離他接掌大別山的帥印才過了一年的時間。

沈澤民雖然病逝，但是他在臨終前卻做了一件改變紅25軍甚至是影響未來中央命運的大事。

沈澤民在臨終前給中央寫了一份長篇報告，匯報了鄂豫皖根據地的情況，并派成仿吾去上海向中央匯報，此時中央早已由上海遷到中央蘇區，成仿吾又輾轉來到瑞金向中央匯報了鄂豫皖根據地的斗爭形勢，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經過反復考慮，決定讓紅25軍主力做戰略轉移，把敵軍從鄂豫皖根據地引走，減輕根據地的壓力，以免遭受更大的損失。

同時決定讓成仿吾留在中央工作，派程子華作為中央代表去紅25軍工作，中央和地方做干部交流這一招也是打破山頭主義的有效手段，程子華的到來也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紅25軍的山頭主義問題。

如果沒有沈澤民堅持向中央匯報，就沒有后來紅25軍的長征，更沒有紅15軍團的組建，更沒有在中央處于低谷時徐海東的鼎力相助，這一點估計沈澤民自己都沒有想到，但有一點早早離世的沈澤民沒有導致鄂豫皖形成一個新的強有力的領導核心。

沈澤民去世之后，接替他位置的是徐寶珊，與沈澤民不同，他沒有留蘇經歷，完全是在湖北地方成長起來的干部，與王明的中央聯系不多，雖然沒有完全停止肅反，但是也拯救了不少干部，并采取了正確的措施鞏固根據地，可惜徐寶珊在1935年5月紅25軍長征途中因病去世。

紅25軍的這個山頭的一把手再次更迭，接替徐寶珊位置的是紅25軍政委吳煥先，可惜他不久也犧牲了，吳煥先犧牲后，從中央來的程子華接替了他的位置，程子華是中央派來的，之前與鄂豫皖沒有什么關系，來到紅25軍工作也只有不到一年的時間，更不可能形成絕對的權威，此時已經到了1935年9月，距離紅15軍團與中央紅軍會師還有不到2個月的時間。

1935年9月中旬紅25軍與陜北紅軍勝利會師，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與中共鄂豫陜省委召開聯席會議，為了統一黨的領導，集中兵力，統一指揮作戰，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陜甘晉省委，撤銷西北工委和鄂豫陜省委，撤銷紅25軍、陜北紅26軍、27軍番號，組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并議定，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治委員，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

自此紅25軍番號正式成為歷史。

兩個月后紅15軍團與北上的中央紅軍會師。

在紅25軍時期，由于最高領導人接連因病逝世和犧牲，導致紅25軍無法像紅四方面軍和紅28軍那樣形成一個老張或高敬亭那樣權威式的領導人，而程子華的到來又讓中央在這個山頭產生了一定程度的影響，因此紅25軍才避免了重蹈紅四方面軍的覆轍。

但是同出自鄂豫皖的紅25軍要說完全沒有山頭主義那是不可能的，這從后來的一件事就可以看出。

抗戰開始后紅15軍團改編為115師344旅，1938年8月，徐海東因病離開部隊休養，那么誰來接替徐海東擔任344旅旅長呢？當時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想讓長期跟隨徐海東的687團團長，資歷深、作戰勇猛的田守堯接任，田守堯也很高興，結果中央任命紅一軍團出身的楊得志接任，這對于在紅25軍山頭素有威望的田守堯來說很受打擊，竟然跟中央鬧起了別扭，原紅25軍出身的指戰員也替他抱不平，影響了部隊的穩定。

為了盡快穩定部隊，朱老總親自出馬，召開營以上干部會議，對田守堯和不服從中央命令的情況進行了批評，最終終于把這股邪火給壓了下去。

從這件事也可以看出，紅25軍的山頭主義并沒有完全消除，但是還沒有發展到公然與中央唱對臺戲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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