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參考歷史資料結合個人觀點進行撰寫，文末已標注相關文獻來源。

（古代 郯城 樹林）

清朝康熙初年，山東郯城有一個叫做王氏的女人。

郯城，這個地方在今天的山東臨沂下邊，地處魯蘇交界，是山東的南大門，更是齊魯之地和江淮之間的要道。

王氏沒有留下具體的名字，就只知道她叫做王氏，包括她的來歷，父母是誰，家世如何，全然不知，唯一的信息是：王氏嫁給了郯城縣一個叫做任某的男人。

史料中也沒有王氏和她娘家的任何親人的書信和活動往來，似乎在嫁給任某之前，王氏就已經成了孤兒。

兩人具體是什么時候結婚的，不得而知，反正在康熙十年時，王氏和任某已經在一起生活，夫妻共同居住在郯城縣以西二十多里的一個小村莊，過著十分貧苦的日子。

根據統計，夫妻所擁有的財產不過一間夏天漏雨，冬天漏風的茅屋，以及屋內的一口破鍋，一床席子，?張草褥，還有一盞燈。

盡管是農民身份，以及他們有可能祖祖輩輩都是農民，但是他們沒有土地，任某為生活所迫，又要養家糊口，只好給村里的大地主做佃農，為其耕種，換取微薄的酬勞。

至于王氏，她沒有固定的工作，或者說一年中只有農忙時，地主們缺少人手，她才能干上一些零散活計，而大部分的時間，王氏都要負責照顧和夫妻二人一同居住的公公，也就是任某的父親。

任父已經七十多歲，身體不善，自然需要兒子兒媳的贍養，但不知道因為什么原因，公媳之間相處的并不愉快，在一段時間后，任父離開了兒子家，遷居到了村外的樹林里。

王氏未曾生育，也沒有孩子，已經無從考證她是生育失敗之后，身體機能無法再次生育，還是她先天不孕或者是壓根就不想生，但是可以想見，即便夫妻二人生下孩子，以他們的經濟條件也難以撫養，生活必然越發捉襟見肘。

就在康熙十年的某一天，王氏在沒有任何預兆的情況下，在沒有留下任何線索的前提下，突然離家出走了。

問王氏為什么要走，已無可能，只能猜想，但其實不外乎貧窮和無聊。

（困頓之際）

米缸見底的恐慌，補丁摞補丁的衣裳，冬日刺骨的冷風，這樣的生活日復一日，年復一年，仿佛永遠望不到頭。

當王氏獨自在家時，對著空蕩蕩的屋子，看著陽光從門縫里爬進來，又一點點移走，影子在墻上拉長變形，她想，一個人的每一天竟然可以像一張磨得發白的舊紙，毫無色彩，毫無波瀾。

她又低頭看著自己的手，是粗糙而皸裂的，她的青春，她的活力，就在這無邊的等待和死寂中，被一點點吸干，碾碎。

所以，王氏決定離開。

要命的是她不是自行離去，而是和一個叫做趙某的男人私奔了。

關于趙某的身世，同樣是撲朔迷離。

趙某有可能久居此地，和王氏一樣為本村人氏，王氏不守婦道，趁著丈夫任某白天在地里做工，她難耐寂寞，和趙某有了私情，進而產生了私奔的念頭。

然而更加可能的是，趙某不過是途經此地，他和王氏并不相識，只有這一面之緣，便有露水之緣，短暫交談后，王氏為了擺脫這種讓她難以忍受的生活，毅然決然的請求趙某帶自己離開。

無論如何，趙某成了王氏實際意義上的情郎。

趙某帶著王氏離開了村莊，但二人也不知道應該去向何處，向東是郯城縣，但二人在縣里并無親戚，他們也無安身立命的技能，至于向西，向北，向南，均要離開郯城地界。

有讀者可能會問，既要私奔，離開郯城豈不是更好？

理論上這的確很好，但實際上很難辦到。

一旦離開土生土長的村莊，外界對他們來說就完全是新世界，他們一無所知，但一定知道本朝施行戶籍和路引制度。

在逃走的路上，有官兵巡邏，有關卡哨所，因此兩人會被經常性的盤問，他們需要不斷重復的說明自己從哪里來，到何處去，主動交代自己的個人資料和家庭結構，以及出具官府開具的路引。

倘若沒有路引，必然在遭到嚴肅的處理（很有可能是物理處罰）后被遣送原籍，還要承擔牢獄之災。

因為，明清兩代，如王氏這樣身份的人，但凡遠離她所居住的地方超過百里，都需要提前向當地官府進行報備，由官府發給路引，類似于今天的介紹信和通行證。

王氏沒有路引，所以她很快發現，自己已經是杌隉之象，寸步難行。

別說浪跡天涯，流浪天下根本不現實，眼下就是落腳休息都成了問題，因為就算投宿旅店，也需要路引。

王氏鋌而走險，在不惜違反道德和法律的雙重風險下，選擇了和趙某私奔，可此時的趙某卻發現，王氏對自己來說完全是拖累。

（古代的一種路引）

趙某沒有猶豫，甚至沒有做出任何解釋，直接撇下王氏，自行離去了，只留王氏一人在冷風中。

其實，在被情夫拋棄之后，王氏反而獲得了更多的選擇，她可以投奔大戶人家，如果她此時年紀尚小，可以做一個丫鬟，如果她年紀以長，也可充做使喚女工，實在不濟，她還可以選擇流浪，成為乞討者，但王氏沒有選擇以上去路，而是原路返回了丈夫所在的村莊。

村里已經有了王氏和陌生男子出逃的傳聞，想來丈夫任某已經知道自己的事情，王氏十分恐懼，她的恐懼基于前文中所說的來自于道德和法律兩方面的壓力。

在道德上，她背叛了他的丈夫，她即成為了下流，不知廉恥的女人，將會受到人們的指點，社會的批判，以及輿論的攻擊。

在法律上，王氏有可能受到的制裁更加嚴重，根據清朝刑名，如果任某當場撞見王氏和趙某私通，任某可以因為一時沖動而殺死王氏和趙某且不必承擔任何責任，王氏私奔已是有錯在先，就算未被捉奸在床，她又情何以堪，如何再面對丈夫？

在家門口猶豫再三，王氏轉身離去。

村莊外十里左右，不知何年何月何人修建有一座三官廟。

三官廟，供奉三位神靈，天官賜予福澤，水官赦免罪惡，地官消災解厄，可不幸卻沒有就此停止。

道觀成了王氏唯一的去處，她棲身于這座三官廟中，勉強度日，不知道后路如何，只剩下無盡的迷茫。

三官廟里的道士看王氏可憐，時常周濟王氏，供給她飲食，這讓王氏不至于餓死，還有了一個相對穩定的藏匿之所。

不料，數月之后，丈夫任某和村里一個叫做高某的男子來廟中上香，正好撞見了在廟中惶惶不可終日的王氏。

任某和高某并非結伴而來，只不過是偶然同日到此，兩人進到廟中，遂發現王氏在此，彼時十里八鄉早已傳遍王氏紅杏出墻，與人通奸的事情，高某頗有幸災樂禍之意，遂出言譏諷任某，任某十分生氣，簡直怒不可遏，當場和高某扭打起來，奈何他實力不濟，互毆中落于下風，高某將他一腳踹倒，又結結實實的扇了他兩個嘴巴子，最后揚長而去。

（古代 廟宇）

此事過后，王氏返回了村莊，回到了丈夫家。

王氏出軌通奸，已屬有罪，但任某沒有將王氏告到官府，也沒有對王氏進行毆打和辱罵，或者是將她的丑事公之于眾，這個男人幾乎沒有任何反應，好像這一切從未發生過一樣，唯一被記錄下來的，就是王氏返回家中后，任某給家里添置了一張新的草席，鋪在了床上。

時間來到一年后，即康熙十一年。

冬，寒風呼嘯，屋外大雪，王氏在替丈夫縫補完幾件舊衣服后沉沉睡去。

王氏在這一年里沒有再出逃，或許她已經忘記了過去一年自己的經歷和行為，并且準備接受這樣的命運，就這么繼續生活下去。

然而，沉默寡言的丈夫在王氏熟睡時突然發難，原來任某并沒有原諒妻子的寒盟背信，就在這張新草席上，任某用盡全身力氣，將王氏活活掐死，旋即冒著風雪出門，將王氏的尸體丟在了路邊。

第二天一早，任某到官府報案，狀告同村的高某，也就是去年在三官廟打了他兩個嘴巴的男子，告他殺害了自己的妻子。

郯城縣令，姓黃，黃縣令一眼就識破了眼前這個男人拙劣的謊言，并且很快迫使任某承認了自己殺害王氏而栽贓誣告的行徑。

殺人償命，何況誣告在當時又是極為嚴重的罪過，任某理應被處死，但黃縣令最終只是狠狠的叫衙役打了任某一頓，讓他帶枷數月，反思自己的罪過。

本朝以孝治天下，黃縣令的考量是，任父七十有余，任某又是任父獨子，任某更無子嗣，倘若處死任某，任家絕后，于心不忍。

王氏之死，黃縣令并不同情，或許內心只覺得她曾犯奸出軌，便死有余辜。

至于高某，黃縣令無意為他做主，反而還罰了他白銀十兩。

以當時的白銀購買力來評估，這是一筆相當可觀的金錢，但黃縣令卻并未據為己有，而是用這罰來的十兩白銀為王氏打造了一具上好的棺材，更為她修建了墳冢，將其體面下葬。

難不成黃縣令竟然如此慈悲，如此有人文關懷？自然不是，黃縣令這么做的原因是：

他認為王氏死后，必然陰魂不散，化作厲鬼危害郯城，所以他要盡心盡力的安葬王氏，希望她早日投胎，不要再與人間糾纏。

高某對于這個處罰，沒有異議，卷入此事，得知王氏已死，他也心有余悸，只求花錢免災而已。

王氏生前在道德上確有污點，但卻辜未及誅，刑未抵死，她生前已屬社會中的最底層，除了傷害到丈夫任某的感情之外，恐怕難以對任何人造成實質性的傷害，可不料，死后卻成為了人人驚恐，人人害怕，連朝廷命官都不得不敬畏的兇靈了...

參考資料：

清史史料學. 馮爾康著.沈陽出版社.2004

晚清史事. 楊天石, 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

王氏之死. (美) 史景遷, 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1

郯城縣志.山東省郯城縣地方志編纂委員會.深圳特區出版社.2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