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標題：

《傅斯年與1934年的國醫、西醫之爭》

1934年8月5日傅斯年在《大公報》言論欄目“星期論文”上發表一篇評論《所謂國醫》，一石激起千層浪，引發了一場激烈的國醫（即中醫）與西醫的辯護者之間的論戰。這場論戰可以看作科玄論戰在醫學領域的拓展。傅斯年當然是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史學大家，也是一流的學術組織家，海峽兩岸頂尖的學術機構，從中央研究院到北京大學、臺灣大學，能有今日之輝煌，都有他當年的一份功勞。除此之外，傅斯年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

圖 | 傅斯年

傅斯年確實是如論者所言的一代豪杰“傅大炮”，“童言無忌，心直口快”，他一開篇就痛心疾首地說：

中國現在最可恥最可恨最可使人短氣的事，不是匪患，不是外患，而應是所謂西醫中醫之爭。……只有中醫西醫之爭，真把中國人的劣根性暴露得無所不至！以開了四十年學校的結果，中醫還成問題！受了新式的教育的人，還在那里聽中醫的五行六氣等等胡說！自命為提倡近代化的人，還在那里以政治的或社會的力量作中醫的護法者！這豈不是明顯表示中國人的腦筋仿佛根本有問題？對于自己的身體與性命，還沒有明了的見解與信心，何況其他。對于關系國民生命的大問題還在那里妄逞意氣，不分是非，何況其他。對于極容易分辨的科學常識還在混沌的狀態中，何況較復雜的事。到今天還在那里爭著中醫西醫，豈不是使全世界人覺得中國人另是人類之一種，辦了四十年的學校不能脫離這個中世紀的階段，豈不使人覺得教育的前途仍在枉然！

在這段話里，傅斯年一副恨鐵不成鋼的語氣，把中醫、西醫的論爭歸咎于教育的失敗，而教育在他的潛意識里當然是現代化的教育，也就是歐美所代表的以現代科學為基準的教育。在他看來，這種教育才代表了正確的方向，也才是改變中國積貧積弱的唯一途徑。而中醫、西醫的爭論就說明了這種科學常識教育在當時的中國并沒有取得實效。所以，一個醫學上的論爭在傅斯年的思想世界就決不僅僅是一個“技術的問題”，而是一個“文化的問題”，甚至是“國格的問題”。科學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這種歐美中心主義的科學觀的視野里，中醫是與古來的衰朽的中國文化牽扯在一起的，自然是迷信的、愚昧的、禍害黎民的“巫術”，是無稽之談和裝神弄鬼，“科學”給了傅充足的底氣。

傅斯年接著把中國人到了科學昌明的二十世紀還迷信中醫的原因歸結為三點：“最可恕的是愛國心，可惜用的地方是大錯了。”因為“所謂中醫，并非純粹的漢土產品，這類的方技在唐時頗受印度及中亞的影響，在宋元更受阿拉伯人的影響。中醫本來既無病理，又缺診斷，無非是一部‘經驗良方’”。第二個原因在他看來是因為“頭腦不清楚，對于一切東西皆不深信，也皆不不信，人云亦云，生病請醫全是試試看，恰如鄉下老太婆生了病時拜一切神佛一般。這全是以做夢的狀態對付死生的大事”。第三個原因則是“教育不好的結果，中國的教育中沒有給人安置一個堅實的科學常識訓練，故受此教育者后來糊涂如此”。可見，在他看來，中醫、西醫論爭的存在僅僅是說明了科學教育的失敗，是知識分子的恥辱和失責，反映了國民狹隘的民族主義情緒和“庸眾”的無可無不可的社會心理。這自然是受“五四”新文化運動洗禮的闖將傅斯年的“合理邏輯”。于是，中醫的沉渣泛起和甚囂塵上就不僅僅是醫學領域的內部爭論，而是折射了“五四”以來的啟蒙運動的某種失敗，至少是在社會層面的“失效”。傅的這種言辭激烈的批評有著切膚之痛的歷史感和現實感。

正是對啟蒙運動局限于上層和精英階層的反思，傅斯年在接著的評論中建議政府介入醫療衛生的社會改革，他的思維方式從“形而上”自然地發生了“形而下”的位移。這是他精神品質中最可貴的地方。從政府管理的角度，他提出了六個方面，即：

第一，應該多設幾個訓練在內地服務醫生之學校。第二，內地之需要公共衛生比需要醫士還迫切。第三，要多多地訓練內地服務之看護。第四，最多用的醫藥品應該由政府自己設廠制造，或促成中國工業家之制造。第五，政府應該充分的推廣生產節制。第六，政府應大量的獎勵在中國的近代醫學。

在傅斯年所設想的政府這一系列的努力中，中醫是沒有什么地位的，僅僅是因為內地還沒有足夠的醫生，所以應取“逐步廢止之政策”，而不是立即廢止。至于中醫藥的研究，不是近于巫師的中醫的事情，而是“有訓練有學問的近代藥學專家的事”。在文章的結尾，傅斯年還從私人生活的角度表態，以鼓勵人們選擇西醫：“我是寧死不請教中醫的，因為我覺得若不如此便對不住我所受的教育。盼望一切不甘居混沌的人，在這個地方不取模棱的態度。”

這篇文章引起了中醫學界乃至擁護中醫的讀者的強烈反映。在緊接著的1934年8月13日，一個署名趙寒松的作者在《大公報》發表《評傅孟真〈所謂國醫〉》。趙寒松的文章首先指出傅斯年鼓吹政府“消滅”中醫是“越界”發表意見，在他看來作為歷史學家的傅斯年根本就沒有資格以外行的身份來談論精深的“中醫學”，“因為這種專門問題，僅憑膚淺的常識，尚且不能解答，若并膚淺的常識尚還缺乏，那便根本無發言的資格，無發言的資格而任意發言，僅憑個人簡單的直覺，發為一篇感情用事王婆罵街的論調，那更非號稱學者應有的態度了”。接著他從中醫的角度詳細地分析了致病的“六氣說”，認為并不僅僅是病菌才引發疾病，內外因的“風、寒、暑、濕、燥、火”都可能引起人體的功能失調。他在文章的最后為中醫存在的合理性辯護道：“傅君對于中醫似乎非常痛恨，主張實行逐步廢止政策，并加上許多胡鬧胡說等侮辱中醫的字句，殊不知中醫的巍然存在，自有他顛撲不破的經驗與學理、真實的效用與價值，要是不然，也用不著傅君的反對與謾罵，早就不能立足了，傅君于此，不加考慮、隨便顢頇武斷，信口開河，不但失言，而且失態。”趙寒松對傅斯年等留學過的學者言必稱歐洲、美國也表達了其不可遏止的反感：“大概傅君所受的教育，都是美國式的教育，除了臉上的黃色和五官百骸的外表，雖是穿上洋服仍不能改變其為中國人外，其余的思想生活習慣，都已經全部與美國人同化了，假如中國人個個都學傅君一樣，恐怕中國立國的精神馬上就要根本動搖，中國全國恐怕就要由門戶開放機會均等主義更進一步地變為純粹美國的殖民地了。”這里除了對傅斯年的人身攻擊可以擱置不論外，其所流露的文化保守主義思想倒是現代中國一直庚續的思潮。

8月18日，一個署名叫陳澤東的人代表天津中醫公會在《大公報》發表駁斥傅的文章《論傅孟真侮辱國醫文》，這篇文章相對于趙寒松試圖調和中、西醫的改良論，顯得更為保守與正統。如果說趙寒松的反駁是試圖通過對六氣的描述來架構一個關于中醫理論的“科學體系”，以與西醫的“科學邏輯”接榫的話，那么陳澤東的駁斥則顯得更為徹底和“玄學”。他從神農嘗百草說起，將中醫的“歷史與實踐”描繪得莫測高深，他抬出黃帝之師歧伯辯白道：“精于變理陰陽之術，是哲學之極頂也，五運六氣之法，即其所創者，系分配天地陰陽氣化之法也，五運主天氣而下降，六氣主地氣而上升，陰陽氣化相合，得其平，則生萬物而無病，陰陽氣化不相合，即不得其平，則害萬物而有病。”這一套玄之又玄的話語更像陰陽家的話語，而不是醫學的語言，所以這種辯白在傅斯年看來是極其可笑的。這里趙氏與陳氏的辯白揭示了中醫面對挾科學之威勢的西醫的沖擊時兩種回應的思路，前者似乎近于晚清以來的“中體西用”觀，但一方面歷史已證明了其內在的保守性根本無法抵御列強的侵略，另一方面，器用與質體并不是可以截然區分的，器用的普及無疑將逐漸地改變質體，因此，沿著趙氏的思路，作為中國文化遺產的中醫注定是要衰落的。而陳氏則抱持一種強硬的“堅壁清野”的拒斥態度，認為中醫自身是完美無缺邏輯自洽的，它有著中國幾千年的文化、哲學與思想作支撐，因此它并不需要改良，至少并不需要西醫的“科學體系”來改塑它自身的“邏輯結構”，傳統的精義已經在中醫幾千年的偉大歷史實踐中得到說明，無須西醫或傅斯年之類學者置喙。所以，這個論題的性質其實并不是僅僅局限于中西醫之爭，而是不可避免地回到了那個古老的命題：中國文化如何實現其創造性的轉化以與現代性接榫。

面對這兩個中醫擁躉咄咄逼人的言論，傅斯年并沒有改變其立場，而是繼續堅定地站在西醫所代表的“科學”一方。由于《大公報》“星期論文”是實行輪流寫稿制度，下次輪到他做已是十周之后，因此傅便在其作為編務人員的著名雜志《獨立評論》上作了答復，這場關于中西醫孰優孰劣的沒有硝煙的戰爭自然也就移植到了《獨立評論》上了。傅在回復的文章《再論所謂國醫（上）》中全面地置疑了中醫所謂的“病理診斷”能力和可信度，認為建構近代醫學的四大柱石“解剖學、生理學、微菌學、實驗藥物學”都是科學的知識，而這些中醫是根本沒有的。傅斯年從各個層面論證了中醫與近代科學、近代教育不相合的“歷史事實”，實質也就是與現代歷史的展開方向不相合。言下之意，中醫是反科學的野蠻民族的迷信和巫術。對于陳澤東的辯護，傅斯年認為該文是“赤裸裸的表演‘國粹’，毫不剽竊他所不懂得的近代醫學名詞，還不失自成一派，大凡以魔術為魔術之護法，以神秘論為神秘論之護法，以巫衛巫，可成一種‘周始圈’，自己快樂于其中，若以邏輯衛護神秘則授人以柄多矣”。他吁請“政府與社會上人士想想，是否可把人民的生命交付在此等人手中，此等理論表演是否即是我主張廢中醫的強固證明？”對于趙寒松的改良論調，傅斯年如此質問到：“敢問趙君，改良的中醫是否預備全部的接受近代解剖學、生理學、微菌學？若然，中醫之為中醫還有幾何？若不預備全部接受，而只在那里剽竊幾個名詞，這些系統科學中的名詞如何在國醫系統中與其他名詞與‘哲理’合作？或者中醫本不嫌‘一束矛盾’，如道士之仿造一切教的經典一般。若果然，中醫之為物更不必談了。”

傅斯年顯然還意猶未盡，他在《獨立評論》第一一八號繼續堅持中西醫之間不可調和、折中的觀點，旗幟鮮明地反對“假惺惺”的“援西入中”。他坦言到：

西醫之進步，到了現在，是系統的知識，不是零碎不相干的東西。他的病理診斷與治療是一貫的。若接受，只得全接受。若隨便剽竊幾件事，事情更糟。……敢問主張中醫改良論者，對于中醫的傳統觀念，如支離怪誕的脈氣論，及陰陽六氣之論，是不是準備放棄？對于近代醫學之生理、病理、微菌各學問，是不是準備接受？這兩個系統本是不相容的，既接受一面，自必放棄一面。若不接受近代的生理學、病理學、微菌學，只是口袋中懷著幾個金雞納、阿司匹靈藥餅，算什么改良的中醫？若接受了這些科學，則國粹的脈論六氣論又將如何安排？中醫之為中醫又在哪里？

接下來的辯論仍舊沒有跳出改良論這個“無物之陣”，第一二零號的《獨立評論》刊登了一個署名“志云”的讀者來稿，他的文章指出，陳澤東之流本是食古不化的盲從者，根本沒有辨別是非的能力，也代表不了國醫的全體，國醫自有他的價值在，非陳澤東之流可以理解的。他指出既然傅斯年已經承認中醫不過是“經驗良方“，既然是良方而且是通過經驗得出的，自然就說明了它存在的價值，就值得學者去做認真的研究，而不是通過政府用粗暴的方式廢止。最后，他提出中西醫之間應該互通有無、揚長避短而共同進步。傅斯年在這篇文章后面撰文直接回答了作者，首先他承認自己是措辭不當，中醫不是“經驗良方”，而僅僅是“方劑”。針對志云認為他沒有資格來談論這種純技術的西學問題，他首先陳述了自己留學國外研習生理學的經歷，并措辭強硬地反駁到：“殊不知‘國醫’并非‘純技術的問題’。近代醫學是科學，凡受過一番不虛假的科學訓練的人，都有維護、支持、發揮近代醫學的立場之資格，中醫是不曾有益的受過近代科學訓練的，故沒有討論近代科學或這樣‘純技術問題’的資格。”

而對另一讀者、研究實驗語音學的學者劉學濬的爭論文章《我對于西醫及所謂國醫的見解》（見《獨立評論》第一二一號），傅斯年也一樣不留情面地予以批駁。劉的這篇文章與前述的論理性的文章不同，他僅僅是根據實際生活中的事例來說明中醫在某些情況下能夠發揮西醫所不及的功用。他舉了自己的一個三歲多的小孩患痢疾被西醫所耽誤、幾乎致死，最后通過中醫才獲救，而其孩子的玩伴一樣地患痢疾找了最好的西醫結果被治死了。所以他認為“中醫的缺點及特點就是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不問細胞起了變化才發生疾病，只問所生的是什么病。知道了病就按病去治。所用的藥及藥方都是經驗良方。”傅斯年在文后的“附答”中倒是從西學與經驗的角度提出了一個很重要的反擊理由：

凡是經驗，一個人的不盡可靠的，要靠有資格的眾人；一生是有限的，要靠累世遺留下來。不幸我們的國醫動輒曰秘方，此言若是謊話，更不必論；如假定他真有一個不示人的方劑，則試問方既秘矣，如何可以眾人之經驗斷定其良否。……中國文化中有一件最不幸的事實，醫學也不是例外者，即是中國文化中若干事缺少繼續性。以學問論，人存學舉，人亡學息，古往今來，每有絕學之嘆，不像歐洲，能以學院教會、或學會之建制繼續推衍的。以方技論，更不必說，百科雜樣，每經亂事而失傳。

傅斯年所說的這個方面誠然是中醫的一大弊端，即祖傳秘方或傳男不傳女的方式限制了其存續和厚生利用。在傅看來，這個姓劉的學者所舉的例子根本不足為訓，因為中醫誤死人的事例更多，從統計學的意義上他“科學”地認為西醫優越于中醫的效果。

科學主義思想方式在傅的思想世界和行為世界里是根深蒂固的，甚至在某種意義上都變形成科學拜物教式的唯科學主義了。傅斯年研究專家焦潤明指出：“他在當時理解的科學知識檢討了中國傳統的學術，評價中國傳統學術缺少懷疑精神和批判創新傳統，不分學科而分宗派，缺乏個性以及與時代共進的同步意識，缺少科學精神，等等。因此，他主張將西方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引入中國學術界，建立以人的創造性為本的學科體系，進行分科的精確性研究。”因此，在這場中西醫的爭論中，傅斯年是如此堅定地固守科學第一位的原則，從各個層面耐心細致地與中醫的擁護者們辯論，力圖讓在他看來處于蒙昧中的國人體察到“科學真理的光澤”和中醫玄學的“虛妄與可笑”，當然，這在他的心目中決不僅僅是一場中醫西醫之間的技術（工具理性）上的角逐，更多地象征了中西文化或者可以說傳統文化與現代文明的較量。作為一個進化論者和科學主義者，傅的學識、信仰與氣質決定了他在反抗中醫拒絕調和中西醫的時候是不會有任何遲疑的。

七十多年過去了，歷史好像走了一圈又重新回到了起點，曾經的爭論僅僅淪落為故紙堆里煙塵彌漫的發黃的紙片，當年針鋒相對的辯論似乎消失得無影無蹤，就好像從來沒有發生過一樣。今天，我們又重新開始探討中醫藥的改革與出路了，當然，歷史似乎停滯的同時其實暗潮涌動，至少對于今天關心中醫藥出路的學者來說，已經不需要像1934年的傅斯年那么“偏激和決絕”了。在當時國衰民弱列強環伺的歷史情景中，西醫更多的是與強大的“科學、西方、現代化”等符號聯系在一起的，而科學與現代化在當時的知識分子心目中代表了中國唯一的努力方向，因此他才會這么痛心疾首地憎恨中醫。到了今天，我們已經多了一份從容與寬容，甚至，我們似乎是在中國和平崛起的世界圖景里，通過對中醫藥的出路的探討來重新找到源自我們自身文化傳統的精神養分，尋找一種獨特的中國式的現代性話語體系與文化價值，這自然也暗示了身處全球化之中的中國人的一種自我反思和自我認同。也許這是七十年前后同樣的中西醫討論背后最大的區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