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世紀四十年代后，繼東漢、大唐之后，中國迎來第三次宦官時代。

十五世紀末葉，偉大的哥倫布船長發現新大陸。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進入峰巔，歐洲正以無比蓬勃的精神，投向海洋。

而中國卻奄奄一息，暗無天日。

01、中國第三次宦官時代

明王朝自靖難之役后，國內安定三十余年。這三十余年位于十五世紀初期，是中國人民在明王朝統治近三百年中，唯一比較幸福的日子。

鄭和下西洋，交趾省（越南北部）設立和朱棣五次親征，以及長城運河的建設工程，也都在這三十余年中完成。

宦官的災難雖然已經萌芽，像交趾監軍馬騏竟逼使交趾脫離祖國，即是一個惡兆。

可是馬騏終于受到懲罰，社會還有一線光明。而三十年代之后，宦官時代降臨，連這一線光明也都消失，而終于完全黑暗。

這是中國第三次宦官時代，距第一次宦官時代（二世紀東漢）1300年，距第二次宦官時代（九世紀大唐）600年。

我們姑且說，第三次宦官時代始于十五世紀三十年代1435年王振當權，終于十七世紀六十年代1661年（南明永歷十五年）明王朝徹底覆亡，歷時227年。

注意一個現象，宦官時代的結束，一定是王朝的覆亡。

肯定時代的起迄時間，是一件非常荒謬的事。但為了對社會形態有一個了解，必須如此，才可以有明確的印象。

事實上二百余年間，宦官并不是每年都在作怪。像十六世紀明王朝第十二任皇帝朱厚熜（嘉靖）在位的46年中，宦官就沒有啥地位。

我們把宦官時代的主要當權的宦官人物，列出一表：

上表可以看出，明王朝幾乎每一個皇帝，都有他親信并掌握權柄的宦官。沒有特別親信宦官的皇帝，如朱厚熜，則有特別親信的貪官，如嚴嵩。

當朱祁鎮即位時（1435），年方九歲，還是一個頑童。由司禮太監王振帶著他游戲，他對這個大玩伴，十分敬佩，尊稱為“王先生”。

最初，朱祁鎮的祖母張太后經常派人到內閣，查問政事，發現王振有假傳圣旨的情形。大怒之下，親自主持內閣會議，要殺王振，一批鄉愿大臣代他求情，才算幸免。

但張太后不久逝世，王振的威風日增，沒有人能控制他，不但成為太上宰相，而且成為太上皇帝。

第三次宦官時代，遂由王振揭幕。

首先受害的是皇家教師（侍講）劉球，劉球上奏章勸朱祁鎮親政，王振認為譏諷自己，即把劉球逮入錦衣衛詔獄，亂刀砍死，尸體支解，擲到荒郊。

另一位受害人是國立大學校長（京師國子監祭酒）李時勉。有一天，王振前往視察，李時勉對他并沒有表示特別的恭敬，王振就指控李時勉盜用國家樹木，把他在大學門前帶枷示眾三天，大學生數千人哭號奔走，都不能解救，最后還是輾轉求到朱祁鎮的母親何太后，何太后向朱祁鎮詢問，朱祁鎮驚愕說：“一定是王振干的事。”才下令釋放。

最高法院副院長（大理少卿）薛瑄在大庭廣眾中沒有先向王振行禮。王振即逮捕薛瑄，下錦衣衛詔獄，以貪污受賄罪名，判處死刑。處斬前夕，王振一位老仆人在廚房流淚，王振問他為什么時，老仆人說：“我跟薛瑄是同鄉，深知他的為人。”并舉出若干事證，王振才把薛瑄開釋，但仍被貶謫至邊疆鐵嶺（遼寧鐵嶺）。

然而錦衣衛一位名王永的兵士，卻沒有這種好運。王永看不慣王振為非作歹，寫匿名傳單，加以指摘，被捕磔死。

權力所在，諂媚必然集中。工程部副部長（工部侍郎）王佑沒有胡須，王振問他甚么原因，王佑說：“老爺沒有，兒子輩安敢有。”

注意王佑這件事，這是第三次宦官時代特征之一，朝廷高級官員和士大夫階層，公然無恥地爭向宦官賣身投靠，這是第一、第二次宦官時代所沒有的現象。

02、土木堡之變與奪門之變

1449年，王振力排眾議，要明英宗朱祁鎮親征瓦拉。

瓦拉部落向東推進途中，曾被朱棣在士拉河（蒙古烏蘭巴托南）擊敗，但它東進不止。不久就把蒙古諸部落，先后驅逐到更寒冷荒涼的東北地區，占領原來屬于蒙古諸部落的廣大塞北，跟大明接壤。

瓦拉可汗也先最初對大明謹慎從事，不斷派人進貢土產，并效法漢朝時的匈奴、唐朝時的回紇，向明廷求婚。翻譯官馬云貪圖也先的賄賂和炫耀自己的權威，答復說：“皇帝已經允許。”

也先大喜。1449年，貢馬千匹，作為聘禮。明廷這才大吃一驚，告訴他并沒有這回事。也先認為明廷戲弄自己，遂發動攻擊，沿邊城堡，相繼陷落。

于是，王振主張親征。他把戰爭看成兒戲，認為權力的魔杖可以抵擋一切。詔書頒下后的第二天，朱祁鎮即行出發，因倉促間沒有準備，半路上軍士已有人餓死，到了山西大同后，王振還要北進，可是派出去的幾個兵團，先后潰敗，軍心大亂。

鎮守大同的宦官也提出警告，不但不可再北進，連大同都危在旦夕，王振不得已，始下令回京。

走到距居庸關（北京昌平）40公里的土木堡時，瓦拉追兵已至。國防部長（兵部尚書）鄺野請急速入關，但運送王振所搜刮的金銀財寶的車隊，還沒有趕到，他堅持等候。鄺野堅持迅速撤退，王振罵說：“軍國大事，你懂甚么？”把鄺野逐出營帳。

既而瓦拉騎兵合圍，大呼：“投降免死。”王振這時才發現他的權力魔杖失靈，禁衛軍官樊忠悲憤交加，用鐵錘把王振擊殺。但仍擋不住全軍覆沒，樊忠戰死，朱祁鎮被瓦拉生擒。

土木堡消息傳到北京，明廷大亂。有人主張把沿邊軍隊全部撤回保衛首都，有人主張遷都南京。高級官員的眷屬和富商，紛紛逃走。

幸而朱祁鎮的弟弟朱祁鈺是一個英明親王，在大臣于謙等人的支持下，他采取斷然措施，自己坐上寶座，用以堵塞瓦拉的勒索。又任命于謙當國防部長（兵部尚書），積極整頓已腐爛透了的武裝部隊，刷新政治，全國轉呈新興氣象。

一件利器握在力量不足的人手中，不但不能發揮威力，反而是一個負擔。也先把朱祁鎮活捉，高興了一陣之后，簡直不知道如何運用和如何處置才好，便挾持著他沿邊攻擊，勒索一點財物。但后來直抵北京城下，被于謙擊敗，就改變主意，于土木之役的第二年（1451），跟明廷和解，接受巨額贖金，把朱祁鎮釋放。

也先接著把蒙古大汗脫脫不花殺掉，稱蒙古大汗，沉迷在從大明得來的女色和美酒之中。1454年，被部將阿拉刺死。蒙古諸部落乘機反攻，瓦拉部落崩潰，向西星散逃走，退出中國歷史舞臺。

朱祁鎮在瓦拉手中時，曾向前往探望他的明廷使節禮部侍郎李實痛哭流涕說：“也先有意送我回去，請你轉告我弟弟，我回去后，只求作一個平民，便心滿意足。”

李實問他為什么那樣寵信王振，朱祁鎮說：“王振沒有死時，從沒有人指摘他不對，如今人人都把罪過推到我頭上。”

然而，這只是賭徒失敗后乞求同情的話，他內心的想法并不如此。朱祁鎮被贖回之后，對弟弟朱祁鈺沒有馬上把寶座還給自己，大大不滿。他積極地謀求復辟，一些野心家也準備把賭注下在他身上。

從這個觀點，研究十二世紀宋王朝南遷后的局勢，可以發現，趙構拒絕他哥哥趙桓回國，有充分的理由。沒有人能保證趙桓回國后不像朱祁鎮一樣，發動政變。這是專制政體的另一個死結，無法解開。

1457年，朱祁鈺病危，沒有兒子，舉朝感到將發生繼承問題。宦官曹吉祥和監察部副部長（副都御史）徐有貞，集結私人部隊和家丁，擁立朱祁鎮，于黎明時分，奪取宮門，升殿復位。

等到早朝，全體文武官員才發現坐在金鑾殿上的已不是弟弟朱祁鈺，而是故主朱祁鎮。

朱祁鈺在病榻上聽到消息，一驚而逝。

朱祁鎮在這場戲劇化的政變中，擔任使人失笑的急吼吼角色，因為他即令坐著不動，朱祁鈺死后，既沒有兒子，帝位仍會轉到他這里。

大概他自己也發現了這種情況，遂為了表示他的奪位有其必要，所以指控于謙和大學士王文，陰謀迎立外藩——迎立遠在襄陽（湖北襄樊）的襄王之子入承大統，把于謙、王文二人抓進詔獄。

可是逮捕之后，專用來召喚親王入京的金牌，立即被發現仍在皇太后宮中，證明根本沒有此事。而自土木堡之變后，于謙獨力支持危局，成為全國所敬仰的民族英雄，所以很多人申訴營救。

但徐有貞跟于謙有私人恩怨，他提醒朱祁鎮說：“不殺于謙，我們所作的事便名不正，言不順。”

三法司只好加上“意圖”二字，定二人的罪名為“意圖迎立藩王”，判決死刑。

王文仍據理分辯，于謙嘆息說：“這不是法律問題，也不是法庭問題，千言萬語，又有何用。”二人同被處斬，家產抄沒。

這是自十二世紀岳飛死后，第二位名將死于冤獄，相距300年。

于謙行刑之日，北京天氣驟變陰霾，街巷到處聽到哭泣。民間傳說，于謙是岳飛轉生，再來世上，為國家抵抗北方蠻族。

朱祁鎮并沒有在他所受的災難中，接受任何教訓，他的智商不允許他如此。他復位后竟然仍思念王振，特地雕刻一個王振木像，招魂安葬。

朱祁鎮對王振這種反應，除了顯示朱祁鎮冥頑不靈的性格外，實在找不出其他解釋。

03、越無恥的人官位越高

宦官好像是明王朝皇帝的靈魂，明王朝皇帝不能沒有宦官，猶如一個人不能沒有靈魂。

朱祁鎮逝世后，兒子朱見深繼位，信任宦官汪直。還特地創立“西廠”，命汪直主持。詔獄系統除了錦衣衛、東廠之外，又多了一個西廠。

秘密警察布滿每一個角落，朱見深躲在深宮之中，靠著這一批耳目爪牙，統治他所統治下的帝國。

宰相商輅向朱見深指出，這種作法，并不能幫助安定秩序，反而會激起反抗，動搖國家基礎。朱見深大怒說：“一個小小宦官，怎么會危害國家？”

朱見深的話使人回憶起九世紀時唐王朝皇帝李純的話：“宦官不過是家奴。”他們對問題的反應，如出一轍。

反對宦官的固然有人，但諂媚宦官的搖尾系統，也正式建立，王佑不過口頭上說說（王佑沒有胡須，王振問他什么原因，王佑說：“老爺沒有，兒子輩安敢有。”），而監察部委員（御史）王億，卻上奏章給皇帝，頌揚汪直所主持的西廠，對治安有極大的貢獻，他說：“汪直所作所為，不僅可以為今日法，并且可以為萬世法。”

當奏章傳出時，若干人要唾王億的臉，但他立即被擢升為湖廣省（湖南·湖北）高等法院副院長（按察副使）。

從此，道德水準較低的人，官位越高。而官位越高的人，道德水準也越低。具有道德勇氣的人，加速度地被排斥于政府之外，或被誣陷在詔獄之中。

朱見深的兒子朱祐樘，是一位幾乎不出深宮的皇帝。當宦官之一的李廣死后，朱祐樘查看他家中賬簿時，見有“某官送黃米幾百石”、“某官送白米幾百石”的記載，困惑說：“李廣能吃多少米？”左右告訴他，黃米指黃金，白米指白銀，全是賄款。

王佑、王億之類的無恥之徒，在宰相階層中，也開始出現。宰相萬安完全靠進獻春藥秘方，被擢升為首相（華蓋殿大學士）。朱見深死后，朱祐樘在一個小箱子里，找到這些秘方，每張秘方上都署名“臣萬安進”，以便皇帝在淫樂中思念他的忠心。

朱祐樘責備他說：“這是宰相應該做的事嗎？”令萬安辭職，但萬安婉轉哀求，不肯提出辭呈，以致朱祐樘不得不下令把他免官。

另一位宰相（大學士）劉吉，是宦官汪直的搖尾系統中最得意的一員，貪污狼藉，屢被彈劾，但每被彈劾一次，他卻一定升官一次，世人稱他為“劉棉花”，意思是越彈越起。一直到汪直下臺，他才跟著下臺。

04、官逼民反

朝廷腐敗，促使地方政府加倍腐敗，因為地方政府官員必須更加貪污才能有充分的財物行賄，以保持自己的職位和再圖升遷。

而明王朝另有一種特殊的社會階層，介于官員與平民之間，即退休的官員和沒有官職的秀才、舉人、進士，以及在職官員的家屬親戚，他們被稱為“鄉紳”，在社會上構成一個新型的惡霸集團，跟地方政府官員結合，欺壓平民，尤其欺壓佃農。

佃農貧苦已極，常因無力繳納糧租，而被鄉紳縛送到縣政府打問——打問，是官員對平民的廷杖，官員只要看到鄉紳的名片，即行動刑。

貪官和鄉紳，像兩條毒蛇纏在人民身上，任何合法的手段，都不能擺脫。于是，抗暴革命遂跟明王朝同在。

十五世紀若干重要民變，我們用下表列出，它們都是大規模的流血抗暴，使大明朝堂為之震動：

唐賽兒是佛教的女傳教士，她失敗后，像被地球吞沒了似的無影無蹤。明政府疑心她逃到廟庵里偽裝尼姑，就把山東、北直隸（河北省）兩省所有的尼姑，數萬人之多，全部逮捕，送到北京審訊。在酷刑下，她們的遭遇使人顫抖，但唐賽兒不能查獲。

鄧茂七是一個佃農，在那個時代，佃農必須把糧租送到鄉紳（鄉紳和地主是一體的）家里，鄉紳總百般挑剔虐待。鄧茂七聯絡各地佃農，聲明沒有義務送糧上門，要鄉紳自己下鄉收取。鄉紳立即通知政府，政府官員立即派兵鎮壓，鄧茂七遂武裝反抗。

恰巧福建省省長（左布政使）宋彰，跟唐王朝末年的“債師”一樣，是一個同樣性質的“債官”。他用借貸來的巨款賄賂宦官王振，才得到這個肥沃的高位，到任之后，急于償清債務，用最兇暴的手段，無所不為。人民不堪忍受，尤溪縣礦工蔣福成首先發難，領導工人暴動。

鄧茂七跟蔣福成結合，聲勢浩大，最后當然失敗，但也給貪污官員一個血的回報。

不過，終局最悲慘的還是李胡子一役，鄖陽（湖北鄖縣）一帶，荒山相連，農民自從十四世紀便在山中屯墾，聚集90余萬人，有的已傳了三代。李胡子領導據隆抗暴時，大多數農民都沒有參加。

可是，等到李胡子失敗，剿匪司令官（都御史）項忠卻下令做斬草除根式的大屠殺，90余萬人，全部死于刀下，婦女兒童尸體，填滿山谷。項忠還樹立石碑，歌頌自己功德，世人沉痛地稱它為“墜淚碑”。

人民的反抗如此強烈，明廷的腐敗反而更甚。十五世紀六十年代是一個可紀念的時代，明王朝開始出現一種自從人類有政治以來，從來沒有聽說過的斷頭政治。

中國歷代王朝的皇帝，無論如何昏聵兇暴，總是經常地（甚至每天）都要出席金鑾殿上舉行的清晨匯報，跟群臣見面，討論國政。必要時還出席小型的在別殿舉行的高階層匯報，聽取并裁決大臣的意見，術語稱為“早朝”或“視朝”。

然而，自1460年起，明憲宗朱見深繼承他冥頑不靈老爹朱祁鎮的寶座后，他比老爹更冥頑不靈，索性不再露面。

朱見深在位24年，始終藏在深宮，大臣不認識他，他也不認識大臣。1487年，朱見深逝世，兒子朱祐樘繼位，龜縮如故。直到十五世紀最后第三年，即1497年，朱祐樘才在文華殿跟幾位宰相見了一面，由宦官向各人泡上一杯茶，只談了幾句家常話，就教他們退出。

這是38年來皇帝第一次召集內閣，也是大臣第一次看到皇帝的嘴臉，成為轟動一時的大事。

明政府就像一個斷了頭的巨人，在懸崖絕壁上，蠕蠕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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