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梯文明作為印歐語系最早的實證，其楔形文字與金屬革命為人類文明史提供了關鍵坐標。對赫梯人的研究不僅可以揭示上古歐亞大陸文明互動網絡，解碼赫梯記憶，還可以在人類文明坐標系中更清晰地定位華夏文明的精神基因與演化邏輯。

原文 ：《赫梯人文獻書寫之路》

作者 |北京大學 李政

圖片 |網絡

大約公元前三千紀末或兩千紀初，古代印歐人的一支赫梯人遷入并定居于安納托利亞半島中部地區，并逐漸發展強大，從一個弱小邦國最終建立起安納托利亞乃至古代地中海東部世界一大強國。有文獻可考的赫梯人的歷史大約在公元前1600年到前1198年，盡管文明史短暫，赫梯人的書寫活動卻十分活躍，他們編撰的文獻在類型和內容上確有獨到之處，數量上與同時代的其他古文明不相上下。

20世紀初，赫梯人都城遺址哈吐沙被發現，捷克學者赫羅茲尼成功破譯赫梯語，證實了赫梯語在印歐語大家庭中的歷史地位，也是現存有文獻可考最古老的印歐語文獻。迄今，除了赫梯人的都城遺址博阿茲卡萊（哈吐沙），他們的文獻在今土耳其瑪沙特-休雨克、奧塔科伊、庫沙克里、奧伊馬池、卡亞里皮納爾等地均有發現。

百年赫梯學

赫梯學創立以來，赫梯歷史文化的研究歷經百年，赫梯人的文獻出土和研究日新月異。赫梯人的銘文數量超過了35000塊，他們書寫在泥板或木板、青銅板、鐵板、金板、銀板或石碑等材質上，由楔形文字和象形文字文獻兩大部分組成。一般而言，楔形文字文獻書寫在一塊泥板的正反兩面，除了篇幅較長的節日文獻和較短的書信，其他大約在150行到300多行。迄今發現的唯一一篇青銅板銘文，保存完好，長達327行。象形文字早期主要使用在印章上，赫梯帝國時期出現了碑文，刻寫在石塊表面或者露天巖壁上。

赫梯人書寫的文獻不僅采用段落線區別上下文的內容，而且通常在文末書寫題記，如“所有神職人員：諸神的廚師、農夫和神靈的牛倌以及羊倌的訓誡條例”“穆爾什里大王的大事記”“阿拉克桑都的泥板條約”，等等。因此，借助赫梯人對文獻分類和我們對文獻內容的認識，其文獻可分成七大類，即歷史、行政和技術、法律、文學、宗教、與阿卡德語和蘇美爾語相關的文獻，以及與哈梯語、魯維語和胡里語等語言相關的文獻。其中，歷史文獻包括大事記或年代記、敕令、條約和書信；行政和技術文獻涵蓋經濟文書、訓誡條例、財產目錄和馴馬文獻；法律文獻包括法典和法庭報告；文學部分有神話和史詩以及諺語文獻；宗教文獻由禱文、節日、預兆、神諭和儀式（部分）文獻等組成。

文獻的書寫活動在赫梯古王國時期（公元前1600年—約前1500年）已經十分活躍，他們不僅記錄國王遠征的活動、王位繼承者的選拔和任用等重大事件，出具財產贈與證明，制定對官員的職責行為訓誡條例和面向整個社會的法律條款，而且也開始記錄他們的各類儀式、占卜、節日活動內容以及神話故事等。此外，他們也開始接受新的文字形式，亦將象形文字書寫在國王的印章上，出現了雙文字符號-語言印章現象。在赫梯中王國和新王國時期，大事記、財產贈與文書、訓誡條例、法典、儀式和條約文獻等形式被傳承，而且有了新的發展，由平等條約衍生出附屬國條約和封侯條約，從書信到控告詞，還應運而生出獻祭名單、禱文和誓愿文獻、詞匯表、法庭證詞等新的楔形文字文獻形式，文獻種類和數量大幅增加。同樣，象形文字魯維語的運用也從印章延伸到記載國王的大事記等活動內容。

赫梯人的大部分文獻在編撰時還會有多個抄本，早期的文獻在后期還不斷被抄寫。現存多個抄本的文獻類型有大事記、條約、敕令、訓誡條例、法典、贊美詩和禱文、節日和儀式文獻及神話文獻；當然，一些種類的文獻并沒有任何抄本，如書信、財產贈與文書、經濟管理文獻、法庭記錄、祭祀檔案、非天象預兆文獻、占卜和誓愿文獻等。赫梯人根據需要還對一些文獻進行簡寫，同一篇文獻的編撰出現了詳本和簡本兩個文本，如國王穆爾什里二世年代記和安塔赫舒節日文獻等。簡寫本的問世進一步反映了赫梯人文獻編撰與他們現實需要的關系。

學習和借鑒

印歐赫梯人在與外部世界聯系和交流過程中，學習周邊乃至其他地區國家的語言，借用大量的外來詞，借助阿卡德語書寫國王的大事記、敕令和財產贈與文書，該語言的使用在赫梯古王國時期國家內政的建設上占有重要地位。同時，他們認識到雙語或者多語文獻的價值，以極大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將雙語文獻的認識轉化成哈梯語-赫梯語、阿卡德語-赫梯語、胡里語-赫梯語、楔形文字魯維語-赫梯語、象形文字魯維語-赫梯語文獻，以及蘇美爾語-阿卡德語-赫梯語三語文獻。哈梯語-赫梯語《從天空落下的月亮》神話文獻和胡里語－赫梯語史詩《自由之歌》部分段落保存完好，清晰地展現了雙語文獻內容一致、形式上存在句子和段落的對應關系，在整個公元前兩千紀，他們擁有的多語文獻和語對的數量很可能最為豐富。

此外，他們還將引進的哈梯語、阿卡德語、胡里語和楔形文字魯維語等文獻直接譯成赫梯語，翻譯了儀式、占卜預兆、贊美詩和神話史詩以及醫術藥方等類別的文獻，如吉爾伽美什史詩、太陽神贊美詩和治療各類疾病的藥方等。在翻譯的同時，赫梯人還改編外來作品，較之美索不達米亞人的吉爾伽美什史詩文本，赫梯化的史詩文本不僅表現在內容的取舍，還體現在書寫形式和用詞上的變化。在赫梯語版本中，烏魯克不是吉爾伽美什的故鄉，而是英雄吉爾伽美什占領和統治的地方；吉爾伽美什是議事會創造的，而不是盧伽爾班達和女神寧孫的后代。段落的劃分和內容書寫的順序也不一樣。所以，這不是阿卡德語文本的翻譯，而是赫梯人在吸收原文中的一些素材后，在自身文化基礎上的全新的創作。

活力和創造力

不止學習和借鑒，印歐赫梯人在文明發展過程中表現出強大的活力和創造力，書寫下多篇國王的大事記，這種文獻形式被認為是赫梯人的一項發明創造；穆爾什里二世的瘟疫禱文等記錄了他的成長和遭遇，以及在神靈面前的坦誠和救贖，具備了懺悔作品的基本特征，這類禱文無疑是懺悔錄的早期形式；哈吐什里三世的自辯詞是一篇徹頭徹尾的自傳，其自辯技巧未見于同時代其他地區的文獻。此外，他們觀察世界，凝練思想，也總結出語言精練、思想深刻的諺語格言，流傳下來諸如“一個好人不能失敗，一個壞人不能獲勝”“不要出賣死亡，不要買進死亡”“當一只鳥在鳥巢避難，鳥巢帶來生命”“一些東西在手上，（但是）一些已不在手上”等名句。同樣，在他們的筆下，無論是書寫大事記，還是敕令、書信、條約以及禱文和儀式文獻等，赫梯人注重事件因果關系的書寫，勾勒歷史背景，誕生了具有強大敘事性的文獻。

公元前兩千紀，乃至上古時代，赫梯人文獻書寫走過的道路是少有的一個范例，借鑒與引進之廣、翻譯規模之大、改編力度之大、融合創新前所未有。值得反思的是，他們的抄寫與引入和翻譯其他文明古國的文獻與我們今天再版典籍和翻譯改編外文圖書之舉異曲同工。

這是一個善于并樂于書寫且富有創造力的文明，書寫了史料價值突出和獨具特色的文獻，使得我們認識赫梯文明成為可能；正是他們的學習借鑒，我們得以認識同期半島尚未再現的其他民族的歷史文化，這無疑也是印歐赫梯人的一項歷史貢獻，是半島諸如哈梯人和魯維人等其他文明再現的貢獻者。

文章為社會科學報“思想工坊”融媒體原創出品，原載于社會科學報第1953期第8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本期責編：潘 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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