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諸多關于伏羲的神話傳說里，往往帶有濃厚的神秘色彩和超自然力量，使得伏羲的形象在一定程度上被神化。然而，如果我們能夠剝去這些玄幻離奇的外衣，深入分析和理解，便能夠揭示出一個更加真實、更加貼近歷史的伏羲形象。伏羲絕不僅僅是遠古時代的一位部落首領，更是對當時的生產生活進步作出了不可磨滅貢獻的人文始祖，他的智慧推動了農業的發展，促進了社會的變革，為走出蒙昧時代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伏羲形象的演變

伏羲的發明和創造，對應到歷史上的時間并不完全相同，甚至有很長的時間跨度，因此學界普遍認為，伏羲是一個大歷史時代的象征，這個時代從父系氏族社會形成開始，到黃帝部落崛起為止。根據考古學家的調查研究，渭河中上游有著非常豐富的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存，其中，大地灣遺址位于天水市秦安縣五營鄉邵店村，師趙村遺址位于天水市秦州區太京鄉師趙村，西山坪遺址位于天水市秦州區太京鄉葛家新莊村，這些遺址均位于史書記載的伏羲部落活動的關鍵位置，所屬年代或與伏羲時代相對應，出土的遺物也基本符合傳說中伏羲時代的社會發展程度。我們目前的確無法弄清楚伏羲時代的具體年代，不能和上述的考古遺址一一對應，但是當我們回望歷史的時候，黃河的最大支流——渭河流域，卻是毋庸置疑的文明搖籃，先民們在這里篳路藍縷、刀耕火種、采集漁獵，為中華文明的發展進步不斷積蓄力量。而更為巧合的是，傳說中的伏羲誕生地就在這里，“庖犧氏生于成紀”，這個傳說雖然不能全信，也不可全不信。伏羲的時代，就是從蒙昧到文明的時代。劉惠萍教授在《伏羲神話傳說與信仰研究》中說：“從伏羲創制文明的神話傳說中可以發現，這些所謂的功績，大概都代表一種文化現象產生或發展的階段。”“與伏羲相關的神話傳說中，充分表露了人們對于萬物起源以及人類繁衍、生命生生不息的最素樸的理解與愿望。”

伏羲畫像

伏羲的別名有很多，其中對后世影響最大的是青帝、太昊與伏羲。西漢末年，劉歆借“五德終始說”對古史系統進行了整理，促進了太昊與伏羲的合二為一。經過漢代人的不斷創造、附會層累，實現了從文字記載的神話傳說到真實圖像的轉譯，伏羲的形象也在神話記載的人首蛇身的基礎上，逐漸融入了部分漢代的現實元素，呈現出世俗化的演變趨勢。漢代的畫像石、畫像磚、墓葬壁畫等遺存豐富，且分布與傳說中的伏羲部落遷徙途經之地不謀而合，顯示了伏羲文化在地域上的傳播和影響。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原地區的戰亂導致人口流動與遷徙，推動了伏羲文化向周邊地區的傳播及其與外來文化的融合，大量中原先民避亂外遷，使遠離中原的遼東、河西地區出現了伏羲形象，此時的伏羲多是與女媧在一起，伏羲女媧的對偶形象無疑是整個時代的神來之筆，廣為接受，綿延不絕，即使后來中原地區的伏羲女媧圖像漸漸變少，甚至消失，而周邊地區的人們卻把這種信仰堅持了下來，這就是唐代河西、西域多有伏羲女媧圖像的原因之一。

經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長久醞釀，在唐代，伏羲正式成為三皇之首，被推上神話中的至高地位，不僅被視為整個華夏民族的始祖，還被賦予了畫八卦、結網罟、興嫁娶、造書契、作歷法、創樂器等的文化內涵，這意味著人們開始將伏羲視為神話傳說中的重要人物，并將他看作華夏文明的締造者和傳播者，確立了伏羲在傳統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從文獻記載來看，唐代對伏羲的崇拜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唐代文獻中對伏羲的描述更加詳細，強調其作為中華民族人文始祖的地位。唐末五代戰亂雖使官方祭祀衰微，但伏羲文化通過地方政權與民間社會得以存續。在宋代，伏羲的形象則更加多樣化，有時被描繪為穿著長袍的老者，有時則被描繪為身披獸皮的獵人。此外，宋代伏羲形象的細節也更加豐富，例如面部表情、服飾紋理等，這些形象特征的變化反映了不同歷史時期人們對伏羲的不同理解和想象。

祖先崇拜與文化表達

祖先崇拜是一種以崇敬死去祖先亡靈而祈求庇護為核心內容，由圖騰崇拜、生殖崇拜、靈魂崇拜復合而成的原始信仰，是遠古時代原始先民的群體意志，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上產生了極為廣泛而深遠的影響。中國的祖先崇拜至少可以上溯至新石器時代中期，大致經歷了從“集體祖先崇拜”到針對個人祖先崇拜的過程，從集體祖先到個人祖先祭祀儀式的轉換過程，恰與從平等社會發展到等級社會的過程相呼應。進入殷商之后，祖先崇拜儀式高度制度化，祖先崇拜滲透到國家政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國家的起源和統治集團的合法化方面均發揮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就歷史上官方對伏羲的祭祀來看，不同歷史時期對伏羲的象征有著不同的解讀和闡釋，但伏羲之所以被納入國家祭祀系統，歸根結底還是源于其開創文明的圣王屬性。譚德貴教授在《從廟堂到廟會：伏羲的祭祀與信仰》指出：“伏羲被納入國家的祭祀系統，在原初的意義上脫離不了祖先崇拜的板式……民眾在親情中將孝悌等倫理道德規范與外化的對祖先的祭祀活動融為一體，使人們的人性意識、血緣感情、宗教心理有機地結合在一起，無須任何玄奧信仰體系，便得到了理性與神秘性的雙重滿足。”

伏羲作為傳說中的氏族英雄和文明始祖，自古以來，不僅被官方祭祀，更為民間所崇拜。地域性的神靈上升到國家祭祀的層面，官方的冊封和民間的申請是常見模式，兩者處在一種互動的博弈狀態，這種博弈狀態不斷地需要某種東西來緩和。這種緩和可以是儀式性的，諸如官方對民間信仰神祇的不斷加封等，也可以是實質性的，諸如民間的信仰對象被納入官方祀典等，地方士紳和精英階層的權力展示體現在制度的規范化和儀式的標準化。

伏羲廟

如明成化十九年（1483年），秦州知州傅鼐在州城西一里處，主持修建太昊行宮。明弘治三年（1490年），秦州士紳劉克己等，捐資重修太昊行宮，新建太昊宮門坊。明正德十一年（1516年），巡按甘肅御史馬溥然、馮時雍建議恢復秦州伏羲祭祀。正德十六年（1521年），巡按甘肅御史許翔鳳上奏朝廷，建議將建于卦臺山的伏羲廟，改建于秦州城西太昊行宮。嘉靖元年（1522年），巡茶御史陳講指示秦州地方官員，于太昊行宮處謀劃修建伏羲廟，至嘉靖十年（1531年），秦州伏羲廟終于建成。自此，秦州的伏羲祭祀中心，由卦臺山移至天水西關伏羲廟，再經胡纘宗、張鵬、黃仕隆等人修訂禮儀、規整制度，秦州伏羲祭祀規程嚴謹，漸漸成為全國祭祀伏羲的典范與代表。追古思遠，教化萬民，緊要處在于地方士紳和精英階層措之于其中的權力和文化表達。

綿延不絕的民間祭祀

作為伏羲的誕生地和伏羲文化的發祥地，以天水為中心的渭河流域，祭祀伏羲的傳統由來已久。秦宣公四年（公元前672年），秦人設密畤，祭青帝，青帝即為后世文獻中的太昊伏羲，按陰陽五行，伏羲的位置排在東方，顏色配青，故曰青帝。就算青帝與太昊、伏羲之間，仍然有說不清的關系，但顯而易見的是，秦宣公時期已經出現了伏羲祭祀的萌芽。當然，密畤的地點不在今天水地區，而是同屬渭河流域的寶雞地區。

皇甫謐《帝王世紀》曰：“庖犧氏生于成紀。”雖然皇甫謐的《帝王世紀》亦是雜采傳說而成，但其已成為后人了解三皇五帝不可或缺的早期文本，司馬貞《史記索隱》就完全接受了皇甫謐《帝王世紀》中關于伏羲的記載與傳說，并不斷突出“太昊伏羲氏”的特殊地位。如此，天水與伏羲的聯系又是切不斷的。故明代中期以來，天水民間又自發形成了祭祀伏羲的傳統，并綿延至今。天水民間相傳正月十六是伏羲誕辰，民間春祭日期遂定為每年的農歷正月十六，秋祭則是相傳的伏羲去世的時間，即每年的農歷七月十九。天水民間的伏羲祭祀活動一般有出告文、取圣水、迎神、出榜文、開山攢神、安神、領牲、獻毛血、迎獻飯、上香明燭、化表行禮、恭讀祭文、焚燒祭文、送神等儀式。

迎喜神是民間祭祀伏羲不可或缺的重要儀式，迎神儀式中，設香案時，需要先推算出當年的喜神方位，并以此來判定香案位置。民間傳說喜神方位不固定，是變化的，所以每年都要先尋找喜神所在的方位，以求得萬事順遂、一方康寧。天水伏羲廟內植有柏樹64棵，過去一般由當地懂易學者推算喜神所在的方位，選出當年廟內的“神樹”，并在喜神所在的柏樹上專門設置紅燈籠，以供民眾在特定的柏樹上貼紅紙人灸病，民間相傳把紅紙人貼在值班神樹上用香頭灸，有禳病奇效，所以每逢廟會時，當地民眾都熱衷在伏羲廟內古柏上灸紙人以求身體健康、平安吉祥。

民間伏羲祭祀時，組織者還會加入一些貼合群眾喜聞樂見的民俗活動，如戲劇公演、嗩吶表演、秧歌表演、燈謎競猜等，從中可以窺見一些古老祭祀儀式的流傳。樂舞告祭是以盛大的儀仗隊、樂舞共同在祭壇上表演，以樂舞的方式告祭于伏羲。以樂舞祭祀神靈，古已有之。許多樂舞創制之初即具有祭祀、敬神的性質，如秦州夾板舞，最初主要用于“朝山會”祭祀活動。

民族精神與文化認同

很顯然，在兩千多年的歷史長河里，伏羲祭祀經歷了多次的演變。秦的先公先王開創并延續幾百年的畤祭制度，主要是祭祀四天帝——即白帝、青帝、黃帝、炎帝。劉邦時代，增加了黑帝祭祀，即北畤。從畤祭四方帝到畤祭五方帝是重大變化，由東西南北四方天帝，變成了東西南北中五方天帝。秦人的視野是東西南北，春夏秋冬，即四方視野，這是秦的先公先王的世界觀、宇宙觀。劉邦則與秦人不同，劉邦的知識系統是五帝，五帝對應五方，即東西南北中，五行則是金木水火土。由此可見，秦人的世界觀、宇宙觀與劉邦的世界觀、宇宙觀大有不同，但是劉邦做了皇帝之后，其世界觀、宇宙觀必然要取代秦人的世界觀、宇宙觀。

概而言之，從秦的先公先王祭祀四方帝，到西漢大一統國家的畤祭五方帝，從唐玄宗在京城春秋祭祀三皇，到元成宗詔令全國郡縣通祀三皇，從朱元璋廢止三皇廟，再到明清時期在淮陽、天水出現單獨的伏羲祭祀，歷代伏羲祭祀的發展演進歷歷在目，又紛繁復雜，甚至是眾說紛紜，但是歷代伏羲祭祀的脈絡還是有的。

伏羲作為上古圣賢，其歷史形象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層累構建的過程，無論是被視作諸天帝之一的青帝，還是三皇之一的太昊伏羲，抑或是歷代帝王之首，當時的祭祀其實是合祭，明代中葉以來才更多地表現為單獨祭祀，其實合祭的地位更高，單獨祭祀雖然也是以國家的名義進行，實際的操作者則是地方官員及士紳。

聞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中曾提出過，我國古代龍圖騰產生于上古伏羲的觀點。圖騰崇拜存在于諸多文明中，是一種古老的宗教觀念，反映了人們對于天象的崇拜，后來被封建統治者所使用，代表著至高、獨尊的權力。龍的形象伴隨著伏羲氏在遠古社會的發展，其形象逐漸變得豐滿和立體。總的來講，圖形結合了蟒蛇圖騰的身形，虎圖騰的眼睛，雄鷹圖騰的爪子等多種動物圖騰的突出特點，組合形成了一個全新的圖徽——龍圖騰。曾有人指出，這種集合圖騰可能反映了伏羲氏族在不斷壯大過程中，對其他部族的征服。龍圖騰的形成過程和龍形象的最終定形，反映了我們中華文化兼容并蓄、和諧共生、奮發開拓、自強不息的內涵和特征，龍文化也成為中國文化的代表性符號。

卦臺山劉道林

我國臺灣地區自17世紀至今，受到不同時期不同政權的統治或管轄，文化構成復雜，但一直以來保留著華夏民族的文化傳統，并作為主流文化受到人們的尊崇，伏羲文化與崇拜也保存了下來，滲透在臺灣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伏羲文化中的八卦圖為例，存在于民間的婚喪嫁娶與日常生活中，如八卦篩、八卦鏡、八卦符等，也存在于寺廟宗祠之中，如著名的孔廟正殿藻井的設計、古跡圣跡亭等，發揮著趨吉避兇、化災解厄等作用。

總之，伏羲氏用文明之火引導人們走出了蒙昧、混沌時代，肇啟了中華文明的新紀元，為中華文明的發展進步作出了巨大的貢獻。不斷探索伏羲文化及其精神，仍然是涌動在中國人血脈中、根植在中國人意識里的自覺。歷朝歷代對伏羲的崇拜和祭祀，其實是對伏羲及其時代的人們對于文明和進步作出貢獻的感恩與懷念，是后人對先民勞動和創造的肯定，這與我們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培育民族精神，建設富強和諧國家的時代精神是相一致的。共同祖先、共同節日、共同記憶、共同的生活方式等，都是精神家園建設的題中之義，伏羲女媧、周公孔子、長江黃河長城、清明寒食重陽等，都是中華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園。（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項目“天水伏羲祭祀的發展演進及其蘊含的人文精神研究”（2023YB085）階段性成果）

特約撰稿人　劉全波 吳晨曦

責任編輯：宗成賢

來源： 奔流新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