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重返白宮以來，奉行“美國優先”，認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的是在“危險世界”中推進美國利益，為此可以無視法律契約、不講道義規則、罔顧人類福祉，“毀約退群”肆無忌憚。其種種言行，充分折射出特朗普保守主義政策理念的頑固性，意味著將拜登政府推行的“美國回歸國際舞臺”的政策再度顛覆，全面倒退并升級第一任期時的“毀約退群”政策，代表著美國的國際定位和戰略取向發生重大改變。美國正在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秩序的主要維護者轉變為頭號破壞者，從單極獨霸的戰略擴張轉變為頹勢大國的戰略內傾。同時，在美國的影響下，個別國家見利忘義、有恃無恐、跟風“退群”，對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多邊體系造成嚴重沖擊。

“毀約退群”的底層邏輯是利己主義

特朗普“毀約退群”的說辭各不相同，除去一些個性理由之外，普遍性的原因是抱怨現有國際機制對美國“不公平”或“經濟負擔過重”，即特朗普經常說的“美國吃虧論”。這既是他對于國際事務所秉持的“商人”思維、“算計”心理使然，也是其背后保守主義政策理念的價值取向作祟。

保守主義者將國際機構視為“推進美國利益的工具”，有利則進、無利則退，外交政策因而簡化為精致的成本收益計算。經過特朗普領導的“MAGA運動”（讓美國再次偉大）重塑后的共和黨，極端保守主義思潮泛濫，自私自利更是發展到無原則、無底線的“極致”。但凡認為在某個國際機構或國際協議中“美國吃虧”，就要予以改造、試圖扭轉，甚至有時“退出”本身也成為美國“要價”的一種手段。

在特朗普及其保守主義擁躉看來，國際政治遵循的是弱肉強食的叢林法則，即誰的實力強誰就有決定權。美國政府官員表示，特朗普總統實行的是以交易為本的外交，將經濟作為處理國際事務的基礎驅動力。特朗普喜歡“做交易”“得實利”，他認為美國擁有最強的實力也就擁有最大的交易籌碼，在面對任何國家和對手時“一對一談判”最為有利，這也是特朗普政府“毀約退群”背棄多邊主義轉而大搞雙邊交易的深層原因所在。

“退群外交”服務大國競爭戰略

特朗普不在乎軟實力以及諸如國際形象、國際信譽之類的無形資產，他看重的是硬實力，追求的是經濟利益和短期見效，算計的是較之其他大國的相對收益。“讓美國再次偉大”的核心即是保持美國的第一強國地位，“從實力的地位出發”與各方談判交易，獲取最有利的競爭條件，從而延續美國霸權生命。

如果說利己主義是美國“退群外交”的價值內核，大國競爭特別是與中國競爭則是美國“退群外交”的外在驅動力，中國成為特朗普一系列言行的“假想敵”。

特朗普評估國際機制和國際事務中的“美國損益”，幾乎都要和中國相比、拿中國說事。“中國占便宜”而“美國吃虧”也成為特朗普對現行國際秩序的認知偏見。特朗普大搞“毀約退群”，一個重要目的就是推卸責任、減輕負擔，回歸大國競爭的戰略主軸，據此重新調配美國的資源，調整全球戰略布局。

“退群外交”是美國相對衰落的外在表現

從更廣闊的時空背景來看，特朗普奉行“美國優先”的內政外交，統一于戰略內傾的需求，背離了二戰后美國秉持“天命觀”推廣“普世價值”的擴張主義傳統，更是對冷戰結束后美國“領導全球”戰略目標的徹底反叛。長期以來，美國的對外戰略是物質與精神并重，武力手段與道德旗幟并舉，但在特朗普的政策中，只剩下了“物質”與“武力”，只見“大棒”而沒有“胡蘿卜”。

特朗普上任以來，以打擊“深層政府”為名，大刀闊斧精簡機構、節約開支，包括關停美國國際開發署等舉動，斷崖式減少國際援助和海外投入。其主要目的是聚焦國內優先、經濟安全，此為“退群外交”的內政基礎。由內及外可以清晰地看到，特朗普領導的美國并非只是退出了幾個國際機構和國際協議，而是從全球治理和國際制度的“體系化撤退”，達到了二戰結束以來新一輪“孤立主義”影響的巔峰，折射出美國實力地位的事實衰落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與世界關系的重新定位。這一轉變的本質是美國調整對外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基本思路是減輕對世界及其盟友承擔的責任，確保美國利益特別是經濟利益最大化。

作為二戰后國際體系曾經的主要設計者、建立者和維護者，作為推動經濟全球化曾經的旗手，如今的美國已經無力維持其所謂的“自由、開放和安全”，無力再主導世界秩序，美國財政、貿易、金融乃至軍事實力都顯露出明顯疲態。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美國主流民意已經厭倦了建制派精英一廂情愿的“領導世界”，決意放棄自由貿易、全球安全廣泛介入和多邊主義的標志性政策，“退出”“收縮”“內顧”成為美國在世界大變局之下的現實選擇，這其實是美國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各種紛爭表象之下共同的戰略趨向。

其一，美國在全球經貿領域退回到保護主義。特朗普政府大打關稅戰，并揚言“世界貿易組織落后而且有害”。拜登任期內亦維持了美國的高關稅水平，同時也沒有恢復世界貿易組織上訴機構的運轉，更是提出終結自由主義國際經濟規則的“新華盛頓共識”，這些都是美國經濟特別是工業制造業競爭力明顯下降的標志。其二，美國在全球軍事安全領域持續戰略收縮。美國領導人已意識到自身軍事力量雖然強大，但過度擴張已造成戰略透支，沒有能力再充當“世界警察”。拜登政府從阿富汗倉皇撤軍，始終對其他地區沖突“保持距離”。與此同時，無論是特朗普第一任期還是第二任期，都反復申明“美國不應介入海外戰爭”，甚至還想放棄作為歐洲安全保障者的角色。其三，美國兩黨在對待國際事務上存在重大分歧，但都認為既有的國際體系已不符合美國利益和戰略需要，無論是特朗普極端的“退群”“單干”，還是拜登的“選擇性重返”一些國際組織并試圖“從內部改變國際規則”，方式手段有所不同，但都體現出美國對既有國際制度的深刻不滿和革新訴求。

總體而言，美國“領導世界”力有不逮，特朗普治國理念更趨保守自顧，承擔國際責任和義務的能力意愿大幅下降，無意亦無力為世界提供更多必需的國際公共產品，“毀約退群”正是美國相對衰落進而轉向戰略內傾的一個縮影。特朗普還夢想著“讓美國再次偉大”，殊不知，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其極端利己主義的價值取向疊加保守自顧的戰略取向，勢將加速美國霸權的終結。

作者系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副所長、副研究員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報

責任編輯：呂佳

新媒體編輯：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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