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5月，解放軍總參謀部迎來了一位新任副總長，名為閻仲川。盡管此人即將擔任重要職務，但在當時卻鮮有人知他的名字。相較于開國將領與一些中將、少將，閻仲川的知名度實在不高。他直到1960年才晉升為大校，算得上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官員。

閻仲川的升遷頗具戲劇性，其實在此之前，他只是在廣州軍區擔任參謀長，盡管這是高層軍區的副職，但他的資歷實在不算深厚。許多副總長在被提拔之前，往往都擔任了多年大軍區副司令員，像李天佑、溫玉成、張才千等人，不是被授予上將，就是中將或少將。而閻仲川在1960年僅晉升為大校，成為第一位校級軍官擔任副總長一職的案例。

他在總參擔任副總長兼作戰部部長，全面掌握作戰部的工作。李天佑上將因病去世后，閻仲川接手了他的工作，而作戰部長一職則由王扶之接任。軍隊是個重視資歷的環境，盡管閻仲川此時已有三十年的軍旅生涯，但在眾多上將、中將與少將面前，他的資歷顯得格外薄弱，這使得他在發言時顯得微不足道。

在北京的工作環境與大軍區有著顯著差異。大軍區中司令員、政委、副司令員以及參謀長掌握著更大的權力，工作也相對容易，全憑經驗。然而在北京，優秀的將領眾多，隨便挑出的人都是中級將領，工作中面對的領導指示來自各方，復雜程度大大提升，令閻仲川倍感壓力。

在這樣的壓力下，閻仲川選擇了封閉自己，除了工作以外，盡量不參與其他活動。例如，曾有老上級邀請他與舊部下共度看電影時光，他卻未對此表示興趣，盡管他在簽到名單上。這種情形同樣出現在黃永勝身上，后者已是總參謀長兼軍委辦事組組長，從1955年擔任廣州軍區司令員已整整十三年，1968年調任總參工作，但閻仲川對此也并未去看望過。

閻仲川的崛起、成為副總長并主管三軍作戰，究竟是誰在背后推薦他，我們不得而知，但與他過往領導的扶持是否有關聯，仍是一個謎。他的這種“孤僻”風格也使一些老上級對他心生不滿，認為他上任后未曾走訪舊部。

閻仲川希望自己不被歸類于某個“山頭”，尤其是在這個指標簽的敏感時期。“山頭”是戰爭年代的潛在現象，即使在和平建設時期，依舊有所存在。因此在干部選用上，往往需要兼顧各方勢力。而閻仲川作為抗戰時期的干部，曾在呂正操的領導下工作，直到東北分開后才揮手別離。

在東北，呂正操作為西滿軍區司令員，曾有意將閻仲川調回身邊，但閻仲川選擇了拒絕。這時外界已有人對他貼上了“呂司令的人”的標簽。然而，閻仲川在副總長的位子上僅僅任職兩年，1971年因被隔離審查而被迫揭發他人問題，最終他在沉寂中消失了七年，直至1982年正式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