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底，國際調解院在香港宣告成立，一場歷時三年的多邊醞釀終于浮出水面。這項由中國牽頭，聯合近60國與20個國際組織共建的多邊爭端解決機制，并非一時興起的產物，而是在美式規則秩序陷入信譽危機之際，中國試圖向國際社會交出的一份“和平答卷”。

在這里，沒有G7的獨白，沒有北約的擴軍動議，更沒有美式“制裁外交”的冷硬姿態。香港——這個經歷風雨的東方門戶，成為調解院的落腳點，既象征著中國對國際法治話語權的構建野心，也是一場制度出口的試驗場。

然而就在這場本屬“邀請制”的多邊會談落定之后，一個未在邀請名單上的國家，率先舉手申請加入。是的，印度來了——而且來得很快，仿佛生怕錯過什么關鍵的座次分配。

“調解”還是“試探”？印度的多重算盤

表面看，印度的主動靠攏似乎是在釋放合作誠意。實則不然，過去數月間印度在多個多邊場合對中國頻頻釋放敵意：先是暗示中國在印巴沖突中“傾向巴方”，接著以“暫停直航”相威脅，再以“考慮退出金磚”為要挾，終究演成一幕戰略搖擺的熟戲。

如今這份突如其來的“積極”，更像是一次外交試探：試探北京的接納尺度，試探中方是否會因印度的“一紙申請”而妥協理念底線，甚至試探是否能將一場中國主導的集體制度創新引向“印式利益平臺”。

若中方點頭，印度定會將之包裝成一場“外交勝利”，借機在國際話語場上刷出存在感，乃至模糊其在地區沖突中所扮演的激進角色。若中方婉拒，莫迪政府也大可以再度借題發揮，把自己扮作“遭排擠的合作型國家”，在全球南方世界中博取同情。進退之間，算計滿滿。

“多邊主義”的借殼之術

印度加入國際組織從來不缺技術手段，缺的是一致性。

在上合組織，印度始終對中俄主導的反恐與經濟合作體系三心二意；在金磚機制內，印度既想享受南南合作的政治紅利，又在背后與西方唱雙簧，不斷引入對中敏感議題；而在RCEP談判桌上，印度更是一邊喊著“開放”，一邊筑起貿易壁壘，以“主權”為由拒絕承諾最基本的關稅準入。

如今把目光投向國際調解院，印度是否真想擁抱“和平解決爭端”的理念，答案并不樂觀。

2023年，印度外長蘇杰生公開宣稱“南亞是印度勢力范圍”，儼然已將地區外交視為“監護人制度”。這一殖民殘響式的表述，在多邊主義理念下無疑格格不入。

而今再來敲開調解院之門，若非為了繼續扮演“地區龍頭”的角色，那就是為了在一個本應強調規則中立與權責對等的平臺中，強行插入主觀利益。

中國不急，印度在趕什么？

有趣的是，面對印度的申請，中方并未急于表態。

這背后顯然有更深一層的戰略考量。調解院的本質是制度性輸出，而非短期的外交工具；它所塑造的，是一種不同于聯合國、不同于美歐“規則制定俱樂部”的新式多邊機制——強調包容、平衡與高效的調解解決思維。是否歡迎印度，關鍵不在于是否“拒絕誰”，而是是否“破壞秩序的可預測性”。

對中國來說，調解院不是為了“圈人”，而是為了“立法”。設立香港總部，是對“一國兩制”法治形象的再確認；強調非訴訟調解，是對過去百年國際爭端解決模式的重估。若印度想成為這套機制的破壞者，那自然不值得給予門票。

再者，印度在國際制度設計上的“投機慣性”，也早已引發多國保留意見。如若輕易納入，反成內耗之源，不啻于邀狼入室。

誰來坐穩規則的桌子？

過去幾十年，印度與中國的國際制度設計之路截然不同。前者更熱衷于以地緣主張與身份認同疊加話語力量，后者則試圖通過機制創新與治理結構構建逐步獲取制度影響。

國際調解院的成立，正是中國在全球治理體系中自成一派的宣示。它既是對美式法律霸權的平衡嘗試，也是對“話語替代”的主動實踐。它不依賴大國軍事威懾，也不以聯盟為基礎分陣營，而是力圖通過對話機制推動實質性和解。

而印度，若真心想參與，需先明白一件事：調解不是占位游戲，不是又一個“棋局”，更不是搶占風頭的舞臺，而是一項需要共識、信任與長期耐力的制度工程。

對一個常年在邊界談判中以拖為勝、在區域論壇中扮演“否決者”的國家而言，國際調解院恐怕不是“升艙之地”，而是一面照見自身外交邏輯與行為方式的鏡子。

局勢已改，規則已變

時代已經寫到另一個章節。過往以實力劫持制度、以話語圍堵異己的方式，正在被一種更為謹慎、務實、系統的力量所替代。中國牽頭設立國際調解院，并非簡單的制度造物，而是對當下國際秩序裂縫處的一次結構性填補。

在這張新桌上，座位不是靠吵來的，而是靠做出來的。而誰能坐穩這張桌子，不取決于聲量，而取決于承擔責任的誠意與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