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縱觀整個中國古代封建社會，唐朝是少有的兼具政治穩定、經濟發達、風氣開放、文化繁榮的歷史時期，不論從哪個角度看，唐朝都堪稱是我國古代史上綜合實力最強盛的王朝。但是，自安史之亂過后，大唐盛世一病不起，迅速沉淪下去，期間甚至出現過四次當朝天子拋棄京城避亂出逃的現象。

在這四位出逃的皇帝當中，除了唐代宗直奔河南陜縣之外，其余三位唐玄宗、唐德宗和唐僖宗，都不約而同地選擇逃往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境內。那么，三朝皇帝奔蜀避難的原因是什么？這其中，是否存在什么冥冥之中的巧合呢？

一、動因：“天賜之險”“天府之國”

作為唐朝由盛轉衰的轉折點，安史之亂激發了潛藏在社會浮華表面之下尖銳的社會矛盾，為后來黃巢起義的爆發埋下了伏筆，也為大唐盛世的最終覆滅敲響了喪鐘。驟然爆發的安史之亂，使唐玄宗成為唐朝第一個丟掉都城出逃的皇帝。至于另外兩位“逃跑皇帝”——唐德宗和唐僖宗，則分別是因為“涇原兵變”和“黃巢起義”，這里只做概述。

天寶年間，唐玄宗耽于享樂，終日不理朝政，只知道躲在華清宮的紅羅帳里，與寵妃楊玉環行魚水之樂。《長恨歌》中的“芙蓉帳暖度春宵，從此君王不早朝”，描述的就是這一時期昏庸怠政、沉溺酒色的唐玄宗，大權逐漸旁落到奸相李林甫、楊國忠等人手中。

久居北方邊關的三鎮節度使安祿山非常善于阿諛奉迎，進宮面圣飲宴時，經常扭動著三四百斤的大肚皮在唐玄宗和楊貴妃面前跳舞，逗得貴妃直樂，因此深受玄宗寵信。安祿山的得勢令楊國忠非常忌恨，兩人因此交惡。公元755年底，暗懷異志的安祿山遂以“奉密詔，清君側”之名，發動手下15萬塞外兵馬，悍然叛唐南下。

此時的唐朝人早已習慣國泰民安、歌舞升平的太平時光，幾代人都沒有見過戰爭了，對安祿山的突然南下毫無準備。對于守將傳來的軍報，就連唐玄宗自己都不相信，以為是朝中有人誣陷安祿山編造的謊言，所以遲遲沒有下詔退敵。正因如此，蓄謀已久的安祿山才會一路暢通無阻，屢屢攻城拔寨，僅僅一周時間就控制了整個河北。

等到唐玄宗后知后覺的時候，一切都已經晚了，安祿山幾乎沒有遇到什么阻力，僅僅用了半年光景，大軍就已經攻破京都長安外的最后一道屏障——潼關。當天點卯時分，照常上朝的官員只剩下一兩個人。猶豫不決的唐玄宗不復當年雄略，驚慌失措地收拾金銀細軟，攜一家老小出逃延秋門。

行至馬嵬坡，隨軍中突然發生兵變，始作俑者楊國忠被殺，楊貴妃也被高力士縊死，太子李亨在靈州自行即位，只剩官道上孤苦伶仃的李隆基，倉皇向西邊奔逃。這位曾經享盡人間極樂的皇帝威風煞盡，一路上馬不停蹄狼狽不堪，生怕自己一停下來，就會被身后的亂兵追上。一直奔逃到錦官城成都，唐玄宗才終于停下腳步。而后，唐玄宗在蜀地久居了兩年，才再次以太上皇的身份返回長安。至于唐玄宗為什么要將避難的地點選擇在蜀地，這個問題離不開兩個方面的因素。

首先，蜀地古稱“天賜之險”，具有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境內險關要塞重重疊疊，是一個天然的防御陣地，可以保證唐玄宗的人身安全。從地圖上看，安祿山的15大軍基本上都是從東面逼近長安城，所以唐玄宗向西出逃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蜀地地勢險要，四面皆是崇山峻嶺，既有劍門棧道之險，又有瞿塘三峽之隘。“蜀道難，難于上青天”就是唐朝著名詩人李白的名句，生動描寫了蜀地天然的地理優勢。一夫當關，萬夫莫開，四塞險固、易守難攻，不易受到中原戰亂的入侵和破壞，足以供玄宗躲避安祿山的鐵蹄，略享偏安之福。

其次，四川一帶土地富饒、經濟發達，享有“天府之國”的美譽。三國時期，諸葛亮曾經長期治蜀，他在當地大力興修水利、倡導百姓種茶養蠶，頒布了一系列刺激經濟發展的法律法規。經過他的治理，蜀地的絲綢和茶葉冠絕中原，成為著名的錦官城，在國內的經濟地位也一躍而起。每當中原打仗的時候，大批流民會選擇逃到蜀地，人口的增加也從客觀上促進了經濟的發展。

由于蜀地長期遠離戰火，社會穩定、經濟繁榮，所以在動亂之際，自然成為了唐朝皇帝避難的首選。“逃跑皇帝”們進駐蜀地后，可以將這里當做自己的后方根基，重整旗鼓、養精蓄銳，待時機成熟時再重歸中原、重整河山，這就是玄宗、德宗、僖宗三代君主先后逃到蜀地最關鍵的理由。

二、路線：太平盛世修建的驛路棧道，成了兵荒馬亂下的救命符

得益于盛唐時期的國力強大、經濟繁榮，唐朝的交通條件相較前朝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大大小小的官道、驛道如雨后春筍般涌現，沿途驛站、郵站發展得相當成熟，每天車水馬龍、絡繹不絕，其繁榮程度即便是明清時期也不能及。想致富，先修路，便捷的交通成為唐朝經濟騰飛的催化劑，也極富戲劇性地為三位皇帝的出逃提供了方便。如果沒有提前修好的平坦大道，玄宗不可能如此輕省快速地抵達蜀地，甚至可能在半道上就被盜寇亂兵劫殺。那么，唐朝皇帝從長安一路逃到蜀地，具體走的是哪條路線呢？

（一）唐玄宗：安史之亂

唐玄宗經由故道（古棧道名）奔蜀。馬嵬坡兵變之后，唐玄宗與太子李亨分道揚鑣，隨后在陳玄禮率領的禁軍護衛下，經過陜西寶雞一帶的扶風縣、岐山縣，又向西南方向進入陳倉、散關，來到河池郡，也就是今天的鳳州鎮，當地節度使崔圓聞訊前來救駕。至此，唐玄宗出宮已經11天，走了兩百多公里，平均每天行進二十里，這對于長期縱情酒色的一代天子來說，無疑是相當痛苦的。

崔圓向唐玄宗詳細匯報了蜀地土壤的豐饒和甲兵的強盛，玄宗聽后龍顏大悅。在河池郡休整半月之后，玄宗一行再次上路，經西縣向西進入金牛道。這時從背后傳來軍情，報稱安祿山攻占長安城后日夜縱酒，沒有向西進軍趕盡殺絕的打算。玄宗長舒一口氣，終于不必再過日夜懸心的日子了，起碼目下已經沒有了生命之險。

此后，一行人放慢腳步，一路途徑今天四川省內的廣元、劍閣、綿陽等地，終于在七月十五日抵達成都。此時距離出逃長安，已經過去整整一個月的時間。從長安到成都，就算是直線距離也有七百公里，不要說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七拐八繞，期間的艱苦心酸可想而知。進入成都城后，玄宗清點了所剩的隨行兵馬，只剩下區區一千三百多人了。一年多以后，郭子儀打敗安祿山，成功收復兩京，肅宗這才遣使入蜀迎駕，玄宗經由原路重返長安。

（二）唐德宗：涇原兵變

德宗、僖宗則主要經儻駱道（古棧道名）前往蜀地。建中四年十月，長安城近郊發生嘩變，是謂“涇原兵變”。唐德宗李適領著一眾嬪妃、子嗣出逃奉天，當晚就逃到了咸陽。但由于倉皇出逃，沒有帶夠食物，吃慣了山珍海味的皇親國戚們，此刻只能挖路邊的野菜充饑。如此艱苦的環境，德宗從未親歷，當道路上的百姓看到他們蓬頭垢面的樣子時，還以為是流民乞丐，將隨身攜帶的瓜果施舍給他們。德宗見了感動不已，脫口而出要授予其高官厚祿報答，結果那人以為碰到了瘋子，趕緊走開了。

隨后，德宗一行人途徑梁州（今陜西漢中）境內的駱谷、清涼川等地，直奔蜀地而去。一直走了小半年的時間，已經走到距離蜀地一步之遙的漢中時，中原傳來捷報，大將李晟成功收復長安，德宗等人這才改走褒斜道返回長安城。

（三）唐僖宗：黃巢起義

廣明元年冬，黃巢義軍攻入潼關直逼京師，唐僖宗在五百名“神策兵”的簇擁下出逃，一馬當先晝夜不停，搞得后面的大臣攆都攆不上。經由崎嶇艱險的儻駱棧道，僖宗一行先后途徑今天陜西省境內的壻水、興元，再經金牛道過蜀地綿州，歷時一個月到達成都。

在川期間，僖宗利用川中富庶的經濟條件招兵買馬，籌備對黃巢義軍發起反撲。與此同時，義武、河中兩鎮節度使在中原積極鎮壓起義，河東太原李克用也率兵相援。長安城內的黃巢義軍四面楚歌，陷入重重包圍，內部也開始出現分化，最終難逃敗亡的厄運。隨著義軍首領黃巢自殺于山東虎狼谷，轟轟烈烈的黃巢起義落下帷幕，僖宗才終于重掌河山。

三、對蜀地的影響：刺激經濟發展、推動文化繁榮、促進民族融合

遙想漢高祖劉邦，當年就是從川地進入中原，居高臨下鯨吞山河，開創大漢江山。誰能想到，時隔數百年，后輩的統治者遭逢變亂之時，在生死存亡最危急的關頭，又不約而同地逃回了這里。這片雄關天險的豐饒之地，就像上天專門為君王預備的避風港，無論何時，都歡迎離家打拼的孩子回到家鄉。

唐朝三位“逃跑皇帝”數次奔蜀，不僅為中央集權的破壞提供了及時的緩沖，為天子重返朝政保存了實力，也對后世中國的經濟、文化和民族關系格局產生了深遠影響。

回顧唐朝皇帝棄都奔蜀的過程，不難發現有一個驚人的共同點，那就是在奔逃的過程當中，幾乎都沒有遭遇窮追猛打，叛亂者無不沉醉于五光十色的長安城內，而面對山高路遙的川中之地，都放棄了占領的打算。這樣一來，狼狽逃命的皇帝們就有了一個喘息之機，有了充足的時間重新調兵遣將，再回過頭去平定變亂。

唐朝最重要的兩大財源之地，分別是蜀地和江淮。雖然叛亂者占據了皇宮京師，但他們鼠目寸光、見識短淺，被眼前小小的甜頭纏住了腳步，沒有及時制控這兩塊“聚寶盆”。反觀三位“逃跑皇帝”，雖然被逼得遠離京都偏安西部，但身為當朝統治者，對于蜀地和江淮的重要性心如明鏡。因此，一旦他們在成都緩過勁來，就會第一時間重啟財政大權，將蜀地的財富和江淮的賦稅收歸中央。只要錢糧在手，何愁沒有兵馬？就算失去傾國之兵，他們也有能力卷土重來，這就是廣袤的天府之國為他們提供的底氣，也是“百足大蟲雖死而未僵”的根本原因。

隨著皇帝奔蜀，大量中原人口移民入蜀，促進了東西兩地之間的民族交融，為相對偏遠的川中之地帶來了長安文化的精華。經過安史之亂、黃巢起義，原本富庶的中原大地變得焦土一片、民不聊生，唯獨蜀地遠離戰地、物產繁盛，反倒逐漸成為全國重要的經濟樞紐。見此情景，長安的商人、文人、畫家、音樂家等上流精英也紛紛遷入蜀中，進一步推動了蜀地商品經濟和文化藝術的繁榮。

結語：

唐末政局動蕩，三位“逃跑皇帝”在生死攸關之際，不約而同地選擇逃往蜀地。安寧、富饒的天府之國為淪難天子提供了暫時的避難所，成為統治者得以重返帝位的重要條件。與此同時，唐朝皇帝奔蜀，也從客觀上打破了蜀地長期閉塞落后的狀態，使輝煌燦爛的長安文化開始向成都轉移。

參考資料：

1、《唐朝皇帝奔蜀再析》

2、《唐代蜀道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