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立華

北京大學

國家治理研究院

公共治理研究所

研究員

以文明為方法：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設的新路徑

來源 | 《社會學研究》2025年第2期

作者 | 楊立華

責任編輯 |何鈞力

在系統梳理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自主性的不同爭論，探討其分歧的根源和相關概念的關系網絡，以及深入闡釋社會科學的科學文明二重性的基礎上，本研究提出包含文明并強調文明客觀性和科學不同層次及邊界的全面科學觀，以區別于傳統的不包含文明且忽視文明客觀性和科學不同層次及邊界的片面科學觀。本研究進而主張以文明為方法，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納入文明，構建復雜社會科學體系，并對此方法的內涵、優勢、基本路徑和原則進行了初步探討，為后續更深入系統的研究奠定了基礎。

自清末民初以來，中國社會面臨數千年未有之大變局，被迫快速進入與世界接軌的全方位現代化轉型，而此轉型自然也包括西學東漸以來中國社會研究的現代化轉型，中國學人因而通過學習西方逐步建立起近現代中國社會科學。不僅社會科學一詞本身對傳統中國而言是舶來品，而且整個現代中國社會科學知識體系也主要在學習西方的基礎上逐步建立，這就使其在具有自身特點和取得長足發展的同時，始終面臨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設的突出挑戰。這一挑戰在我們今天正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時刻顯得尤為嚴峻和緊迫，這是因為當今歷史的發展、學術的需要、現實的需求和日益復雜的國內外環境都急切地推動著我們必須努力解決好這一困擾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百年難題，而這也是我們這一代學人必須勇敢承擔歷史責任、著力加以解決的問題。也正是在此考慮下，本文力圖對這一問題再進行一些探討，并主張以文明為方法，開辟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設的新路徑。

一、本土化和自主性的不同爭論、分歧根源及其概念關系網絡

（一）不同爭論的梳理

已有關于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各種觀點大致可分為相對而言的贊成派、反對派、調和派三派。在三派內，又因強調原因或重點等不同，可劃分出不同的子派別；在子派別內，也可劃分更細的孫派別（見表1）。

但必須指出，以上不同派別的劃分都只是相對而言，不僅各種觀點經常并非截然對立或相反，更多只是表現為側重點或偏向不同，而且就算是同一作者，也可能同時強調幾種觀點，甚至會在不同特定情形下強調看似相反的觀點。所有這些不僅是因為學者們的觀點常具復雜性，會在不同時空情境下有不同表述或闡發，而且也是因為各種觀點本身具連續性、復雜性，并非可以完全離散或線性地表達。因此，這里只能取其部分或大觀作大致區分，以了解爭論的整體圖景。

（二）分歧的根源

從表1可看出，本土化和自主性各種爭論的根源在于如何看待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即“人和社會”。反對派認為人和社會作為自然世界的一部分，和自然世界一樣具有客觀性，內含普遍性，社會科學可像自然科學一樣被研究，這是科學的（即科學主義傳統）；社會科學包括統一的社會現實、研究對象等，沒有國家間差別和國界，因此無本土化和自主性必要。若硬要本土化和自主性，不僅會帶來有害后果，還會催生機會主義，傷害研究的科學性。贊成派認為，人和社會與自然世界不一樣，并非完全客觀，具有主觀性，因此內含不可避免的特殊性，社會科學不能照搬自然科學方法，這是人文的（即人文主義傳統）；社會科學包括特殊的社會現實、研究對象等，不僅有國家間的差別和國界，而且涉及不同歷史、傳統，進而涉及民族、文化文明及國家獨立身份、尊嚴等問題，必須實現本土化和獨立自主。

此外，反對派將時間看得無關緊要，這是因為在科學主義道路下，無論時間為何，社會科學最終都遵循同樣的發展道路。贊成派則認為時間并非無關緊要，而是社會科學獨特性的重要因素，不僅不同國家在不同發展階段常關注不同問題、需要不同社會科學，而且社會科學自身在不同發展階段也常不同（見圖1）。

（三）本土化、自主性內涵及其概念關系網絡

雖然本土化和自主性兩概念相互關聯、很難分清，本土化暗含自主性追求，自主性也可促進本土化，但二者側重點不同。本土化主要是相對于學習、應用西方理論和區別于西方理論進行理論創新而言的，主要強調四點：第一，學習西方理論需結合本土知識體系和現實情境等進行本土學習轉換；第二，學來的理論要持續發展，需和本土現有知識體系結合進行本土理解轉換；第三，學來的理論需和本土情境結合進行本土應用轉換；第四，在學習和應用西方理論的同時，要進行本土理論創新。自主性則主要是相對于知識、知識生產者和應用者獨立存在的主體意識、地位、行為等而言的，主要強調兩點：第一，在學習、應用和再發展西方知識的過程中，要對其進行自主學習、認識、應用、發展；第二，在學習西方知識的同時，甚至在不學習的情況下，不僅要創造區別于西方知識的獨立、原創、自主的知識體系，而且知識生產者、應用者要有自主生產、應用自主知識的意識、行為等，以確立知識、知識生產和應用的獨立性。

需要指出，本土化和自主性都是在以“我”為基本出發點的情形下，對比考慮“我”和“他者”的產物。在這里,“我”既可表現為“自己”“本土”，也可表現為“中國”等，但“他者”則主要指西方，包括作為世界的西方、作為學術的西方、作為學者的西方等。于是，在討論本土化和自主性時，須討論其與“西方”“西方化”的關系。又由于就整體而言，作為“非我”存在的除“西方”外，還有“其他”，故亦應討論“我”與“其他方”“其他方化”的關系。因此，我們就需同時考慮“我”與“西方”“西方化”及“其他方”“其他方化”的關系，尤其要討論如何對與“西方”“西方化”等相關的知識和理論等進行學習、理解、應用和創新。

討論本土化和自主性還須考慮社會科學發展的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茖W化是說社會科學不僅要以規范、嚴謹（尤其以實驗等為基礎）的方法進行，而且應以追求事實、真理及知識的客觀性、可檢驗性、可重復性等為目標。現代化是說社會科學應跟上甚至引領世界先進發展水平。全球化是說社會科學也應考慮和其他國家的關系，進而為全球社會科學或社會科學的全球化作出貢獻。

但是，由于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等又常和西方化等交織在一起，因此又產生四種有關社會科學發展的不同路徑。其一，西方路徑認為，西方代表或最起碼部分代表社會科學發展的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方向，這是因為西方社會及其社會科學走在最前面，因而可通過學習西方，實現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其二，其他方路徑認為，在西方外還有其他方，后者也代表部分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方向，因而也需通過學習或與它們交流以實現科學化、現代化和全球化。其三，完全自主路徑認為，無須通過前兩種路徑，只須通過自主探索和創新就可實現科學化、現代化、全球化。其四則是綜合路徑，即兼顧以上三種路徑的路徑。當然，無論何種路徑，都強調知識需結合中國本土經驗，實現實踐化和可應用化。

整合起來，討論本土化和自主性實際上需同時討論其與西方化、其他方化、科學化、現代化、全球化及實踐化、可應用化的復雜概念關系。這一關系與如圖1所示的各種分歧性要素結合起來，就形成社會科學本土化、自主性爭論的整體性網絡（見圖2）。這一網絡不僅展示了討論本土化和自主性問題需要考慮的多種因素，而且揭示了這一問題本身的復雜性，為更好地理解這一問題奠定了基礎，也為今后更深入地探討這一問題及相關問題明確了方向。

二、社會科學的科學文明二重性和全面科學觀

在以上分析的基礎上，目前還存在四個有待厘清的核心問題：（1）究竟該如何理解社會科學的本質及其科學性和人文性的真實關系？（2）社會科學的人文性究竟意味著什么？（3）如果要在社會科學研究中考慮人文性，又該如何考慮？（4）在考慮人文性的基礎上，又該如何理解社會科學的“科學”？

（一）社會科學的科學人文二重性

有人常強調社會科學的客觀性、普遍性和科學性，有人常強調其主觀性、特殊性和人文性，但結合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基本原理可知，這兩種觀點各有道理，其根源在于社會科學本身具有客觀性和主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的二重性，這決定了社會科學必然具有基于這兩個二重性的科學（此“科學”實為后面所討論的“片面科學”，下同）和人文二重性。這亦與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人和社會”本身具有二重性有關。一方面，人之所以為人，必然具有某些共性（如最基本的生物特征及由其決定的共性），這是其客觀性等的根源；另一方面，除共性外，人也存在多樣個性，從古到今、從中到外，從無同樣之人，這是其主觀性等的根源。同理，由人構成的社會也有共性，這是其客觀性等的根源；也有個性，這是其主觀性等的根源。我們不能只取其一，或用一方否定另一方。因此，人和社會都具有共性和個性、客觀性和主觀性、普遍性和特殊性、科學性和人文性四方面的二重性。這也決定了研究人和社會的社會科學必然具有這些二重性，而其在研究路徑或方法上則集中表現為其科學人文二重性。

已有爭論之所以各有道理，是因為其雖強調二重性的不同方面，但卻都具有部分實在性；而之所以又誰也無法說服對方，以致在考慮具體路徑時，不得不從原立場后退、采用調和主義，則因只持一端本就片面，故在面對二重性現實壓力時，不得不采用調和主義以保證論述完備性。但這種缺少對二重性清晰認識的策略性應對只是權宜之計，不能真正解決分歧。因此，要徹底消解矛盾，首先必須明確承認社會科學的二重性，并在此基礎上探討共存之策。

（二）人文性諸方面及其與文化、文明的關系

很多人強調人文性，但對其理解常不同，大致有四類。其一聚焦“人文性、文化或文明本身”立論，著重討論歷史、傳統、文化、價值觀及文明等對社會科學發展及其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影響。其二聚焦“受人文性、文化或文明影響的要素”立論，著重討論具有人文、文化、文明特殊性的國界、國情、社會現象或現實、民族、國家社會發展階段、學科發展階段等。其三聚焦“社會科學研究本身”立論，著重討論受人文性、文化和文明等影響的研究者，以及研究的特殊視野、價值觀、概念、理論、知識體系、話語體系等。其四聚焦“受社會科學研究影響的要素”立論，著重討論國家、民族、文化、文明的自尊、地位、權利、權力、利益、話語等。以上說法常與其他概念混在一起，因此討論人文性還需辨析幾個相關概念。

1.人文

中文的“人文”一詞現已知最早出自《易經·賁》：“文明以止，人文也。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王弼、韓康伯注，孫穎達疏，2018：160）。很明顯，這里將“天文”與“人文”相對。因此，要理解其含義，得先理解“文”?！拔摹爆F知最早見于甲骨文，像一人站地上，上有花紋，其本意可能是“文身”，后引申為花紋、紋理，進而引申為文字、文飾、文章等。據此，《易經·賁》中的“天文”應指天上日月星辰等的分布、規律及其現象；“人文”應指地上與人相關的禮儀、習俗、教化、制度等及其現象，進而才引申為現在常說的文化和文明。西方“人文主義”（humanism）一詞源出拉丁文humanus（原意是土壤、土地），本義是“人”“人道”。人文主義思潮興起于文藝復興期間，作為一種學術思想，它提倡準確闡釋希臘、羅馬及其他文明古代典籍的本義；作為一種政治思想，它強調以人為中心，是近代政治啟蒙思想的重要源頭（布洛克，2023）。因此，在現代漢語中，人文主要指人類社會的各種文化、文明現象；在與其他事物等相對時，又多強調各種文化現象中好、優秀、先進的部分，并常被用來強調尊重人的主體性和價值，關心人的思想、情感、利益、權利等?？梢?，要理解人文，關鍵在理解“文”。但“文”既可理解為文化，也可理解為文明，故又需辨析此二者。

2.文明、文化及其關系

中文的“文明”一詞現已知最早見于《易經·乾》：“見龍在田，天下文明”（楊天才、張善文譯注，2011：23）。從字面看，如將“文”理解為人的禮儀、習俗、教化、制度等，則可把“明”理解為“光明”“盛大”等，合起來即禮儀、習俗、教化、制度等光明盛大之意，進而可理解為“禮儀、文化、文教等光明盛大”，或“光明而有文采”。后來，文明的詞義逐漸變化，有了好、相對進步的等含義。例如，《閑情偶寄》中的“辟草昧而致文明”（李漁，1991：62）就將“文明”與“草昧”相對。

中文“文化”一詞的出現要比“文明”稍晚。西漢劉向編撰的《說苑·指武》提及“凡武之興，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誅”（王天海、楊秀嵐譯注，2019：792），這是出現較早的用例?？梢?，“文化”最初和“武化”相對，“化”為“教化”“改變為某種狀態的過程”等意，合起來便是“使文化”“以文化”等意。在西方，“文化”（culture）一詞大約出現于15世紀初期，源于拉丁語colere的過去分詞cultum，原意是耕作、栽培，后引申為培育心靈，即教育、教養等（威廉斯，2005：46）。“文明”（civilization）大約出現在17世紀初期，源于拉丁語“城市”（civitas）和“市民”（civis），主要指市民的或都市生活。18世紀中葉以來，在法、英、德語中，與“civilization”相應的詞又被用來指與“野蠻”相對的狀態，并且在地理大發現和大殖民后的多文化文明交流中，西方將自己看作是先進的“civilization”社會，將其他社會看作非文明、野蠻或落后蒙昧的（易建平，2010）?？梢?，中西方都有文化和文明兩種說法，二者互有滲透，但文明更常帶有好的、進步等特點。

不同國家的文化和文明研究雖然常有不同傳統，但總結起來大致有四種觀點。其一，將文化等同文明，或混用二者，不加區分。例如，梁漱溟（2011：3）說“文化，就是吾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文化之本義應在經濟、政治，乃至一切無所不包”，就有此特點。其二，認為文化和文明相互獨立，互不相同。例如，來自19世紀德國學者的觀點大都認為，文明主要是人所發明的外在技術、技巧和物質等，文化是基于人的創造而產生的內在價值、信仰、道德、理想等（趙毅衡，2018：93）。受此影響，錢穆（1994：1）認為：“文明偏在外，屬物質方面。文化偏在內，屬精神方面”。何懷宏（2022）則認為“文明”更強調共性、普遍性、普世性，“文化”更強調特殊性、差異性、民族性，因此“文明”比“文化”更易移植。其三，認為文化包含文明。此觀點基于發生順序指出，文明是人類從野蠻階段發展到文明階段才有，但文化在人類蒙昧時代就已存在，所以文化大于且包含文明（趙毅衡，2018：95），文明是文化的高級形態。其四，認為文明包含文化。例如，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認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個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亨廷頓，1999:24-25）。胡適（2015：537）認為：“文明是一個民族應付環境的總成績，文化是一種文明所形成的生活方式”。如此看來，文明更為整體和綜合，文化相對較為部分和具體。

綜合來看，觀點一因混用文化和文明而自不用討論；觀點二強調文化具有內在性、精神性、特殊性、民族性，而文明具有外在性、物質性、普遍性和跨民族性；觀點三強調文化的早期性及文明的后來性和相對高級性；觀點四強調文化的具體性和文明的總體性。觀點二將二者完全區分開來，雖避免了混用，但實用性不好，因一般大眾和研究者通常不會從內在與外在、精神與物質等抽象層面分析和使用文化和文明，這也可從該觀點在社會流傳不廣的事實中得到印證。觀點三有其價值，強調文明的高級性和部分性。但在此理解下，如果單用文化概念，則無法強調文化所含文明的高級性等特點，不利于進行通行的文明比較研究；如果單用文明，又易導致文明和原文化的割裂，不利于理解文明整體性及其源頭、傳統等。相對而言，觀點四將文明看作放大的文化，主要有五點好處。其一，避免了觀點二將文化和文明完全分開所帶來的麻煩。其二，強調了二者的區別，避免了觀點一將二者完全混用和不作區分的弊端。其三，由于文明是比文化更整體的概念，文化作為文明的部分出現，這不僅可包含觀點三文化先于文明的觀點，而且也可包含觀點三文明高于文化的觀點，這是因為就事物發展規律言，后期的發展本就和前期相聯系，自然既可擴大范圍以包括更多內容，也可發展到更高階段。這就避免了觀點三的弊端。其四，使用也更方便，因為在此理解下，我們不僅可考慮不同文明大類型，也可考慮文明下具體文化的各種部分，這就利于同時從文明的整體比較和文化的具體部分兩方面展開研究。其五，由于英語文化在當下全球文化中仍占優勢，并常主導全球話語體系，而生活在英語文化中的人多認為文明包含文化。因此，采用此觀點也更有利于國際交流。

綜上，可把文明定義為人類及其不同群體在發展和生活過程中形成的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總體狀態，其在本質上反映人類及其群體的生活方式，而人類的不同文明類型則反映不同人類群體的不同生活方式。在此定義下，人類社會生活的很多方面都體現文明，也無一不是文明在廣泛意義上的構成要素和載體。依據從先到后、從隱性到顯性、從非正式到正式、從精神到附著物質載體、從核心到外圍五個維度，可把文明基本要素分為群體的歷史和傳統、群體和個體心理、群體和個體情感與認同、群體和個體哲學、群體和個體文化（狹義）、正式或非正式群體制度、群體和個體行為、物質化載體共八個層次（楊立華，2023：69）。

（三）在人文性基礎上繼續強調文明性的理由

既然文明可被視為擴大的文化，是文化的總體狀態，那么我們在討論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自主性時，在承認其科學和人文二重性基礎上，還須進一步明確承認并強調社會科學的文明性，即需把社會科學的文明性明示出來并重點研究，主要理由有三。其一是由社會科學必然反映研究對象的基本特征決定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既然人和社會具有科學文明二重性，那么社會科學也須強調和明示其受此影響并不可避免地具有的文明性。其二是由需更好地反映和說明社會科學的主要研究對象“社會”的群體性、總體性和整體性特征決定的。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但主要關注由人構成的社會，社會的群體性等特征恰與文明的這些特征相對應，因此強調文明性也可更充分地反映和說明社會的這些特點。其三是由對社會科學內部進行分類研究的必要性決定的。強調社會科學的人文性，最初主要是為將其和自然科學相區別。與自然科學相比，社會科學的研究對象是人和社會，人文性是其最大特點；但要討論其內部不同子社會科學或部分間的關系，就需重新考慮區分的新維度。從上可知，盡管人文和人文性是文明和文明性的基礎，文明和文明性卻是將不同背景的社會科學研究對象及社會科學本身進行區分的最根本維度。因此，在認識到社會科學科學人文二重性的基礎上，進一步強調其文明性十分必要。

（四）全面科學觀、科學的層次性及復雜社會科學體系

客觀地講，自然科學對社會科學的影響及社會科學主動向自然科學的學習確實促進了社會科學在近現代的快速發展。但我們也應看到，在此過程中，社會科學機械借用自然科學的科學概念，產生了諸多問題，總結起來這主要體現在自然科學強調的科學性與社會科學實有的人文性和文明性的沖突上。傳統社會科學因固守自然科學的“科學”概念，經常認為人文性、文明性和科學性相矛盾，因而不是產生整體上忽略文明性并以片面科學性壓制文明性的問題，就是產生將本身具有文明性的知識、理論和思想等偽裝成普適性科學并以科學名義壓制其他文明及其社會科學發展的問題，并在整體上影響人類社會科學的發展和文明的進步。因此，要解決這些問題，就須重新認識社會科學的“科學”的真正含義。

盡管“科學”概念直到近代才在中國廣泛傳播，但原始科學思維和方法在中國源遠流長。李約瑟（1990：240-253）曾在甲骨文和小篆中發現80個能體現原始科學思維的會意文字，如“理”指體現自然的模式，“則”指自然的法則。可見，中國上古即有原始科學思維。到宋代，“二程”、朱熹等思想家發揮《大學》中“致知在格物”一句，主張通過觀察分析探求自然現象蘊含的萬物之“理”。晚明來華傳教士將“science”譯作“格致”，也正是認識到宋代學術“格物致知”與近代西方科學存在某種相通之處。不過，傳統“格致”之學具有不講究分科治學、不提倡實驗的特點，與西方科學方法仍存在明顯差別。為此，近現代后，人們遂不再以“格致”翻譯“science”，轉用“科學”。以“科學”翻譯“science”是日本人的創造?！翱茖W”的本意是傳統科舉制度的“分科舉人之學”。日本人西周受孔德影響，認為分科治學是近代西方學術與傳統學術的最大差別，故在1874年率先以“科學”介紹歐洲各門學科（馮天瑜，2008）。此譯法隨后影響中國的翻譯。例如，嚴復、梁啟超等為強調中西學術思想差別，凸顯西方近代科學是分科和實驗之學，都提倡將“science”譯作“科學”（童恒萍，2013），這一譯法遂被沿用至今。到現在，科學則被定義為“人類有意識地運用嚴謹的研究方法，在嚴密的邏輯推理或充分的數據資料分析等的基礎上，遵循嚴格的研究程序，累積和發現公共性知識和普遍真理（包括本質和規律等）的一種求知途徑，以描述、解釋并預測自然或社會現象及不同現象間的關系”（楊立華等，2023：12）。并且，科學還特別強調研究結果的事實性、客觀性、普遍性（一般性）和可重復性。

在認識到社會科學的文明性本身有事實性、客觀性的前提下，如果將“科學”的特點仍看作強調事實性、客觀性、普遍性、可重復性等，則可推論，既然社會科學的文明性是事實的、客觀的，那么社會科學的“科學”也須是包含“文明”的事實性、客觀性并具有基于文明的普遍性和可重復性的客觀性科學，只不過文明的客觀性知識僅在特定文明范圍內具有事實性、客觀性、普遍性和可重復性。據此，可將社會科學之“科學”分為兩種。一種是傳統社會科學經常強調的與文明性相對的“科學性”，其往往片面認為知識都是單一的，且能跨越所有文明，也必然是全球普適的，這和自然科學的“科學”觀念基本一致。當然，在人類文明中確實存在全人類普適的部分，此部分的科學性自然是全人類普適的。但除此之外，如果僅把基于特定文明客觀性所產生的只適合特定文明的特定或局部社會科學看作全人類普適的社會科學，忽視社會科學的范圍性和層次性，就不僅會導致非科學，而且會妨礙其他文明基于自身客觀性發展適合自身文明范圍的社會科學，并損害人類社會科學的進步。因此，在“社會科學”作為一組合概念已被使用近二百年、已約定俗成、既無可能也無必要修改的前提下，就只能澄清其“科學”概念，而澄清的最有效方法就是對“科學性”進行分類。如此，則可稱原有“社會科學”概念所指的“科學性”為“片面科學性”，并把基于此的“科學”概念稱為“片面科學”概念，或沒有包含文明客觀性的科學概念。與此相對，另一種“科學”概念則是包含文明客觀性的新“科學”概念，可稱“全面科學”概念，或稱為包含文明客觀性的科學概念，其對應的科學性可稱“全面科學性”。

與“片面科學”概念只強調單一知識客觀性、單一科學以及單一全球和全人類普適性不同，在“全面科學”思維下，社會科學的知識客觀性、對應的科學及其普遍性有不同范圍、邊界或層次，具有多樣性，粗略來講可分為三個相對層次。其一，社會科學的知識客觀性只是單一文明客觀性，即只在某單一文明下有效，故其對應的社會科學也只是單一文明社會科學，即在單一文明內普遍有效（即只具單一文明普遍性，下同）；其二，該客觀性是跨有限文明客觀性，即在幾個有限文明范圍內有效，故其社會科學是跨有限文明社會科學，即在有限文明內普遍有效；其三，該客觀性是全球和全人類客觀性，即其在全球和全人類所有文明下都有效，故其社會科學是全球和全人類社會科學，即在全球和全人類所有文明范圍內普遍有效（見圖3）。可見，在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思維下發展的社會科學不再是單一社會科學，而是包括不同層次和邊界的復雜社會科學體系。當然，這里的分析只劃為了單一文明客觀性、跨有限文明客觀性、跨所有文明客觀性三個層次，現實中可能會根據實際需要把客觀性劃分為更多的層次，并進行相應的分析。

需要指出的是，即使是單一文明客觀性、單一文明社會科學及其單一文明普遍性，也會對其他文明和整個人類的客觀性知識有參考價值，也是其他文明和全人類文明的共享知識，可幫助理解其他文明的客觀性及其社會科學。而且，隨著人類文明的相互交往，人類文明也會相互學習，并在某些方面相互滲透和趨同，這就使得一些本身具有穿透性和可相互學習的共享性客觀性更普遍，進而可促進低層次、小范圍的共享性客觀性不斷向更高層次、更大范圍的共享性客觀性發展。同理，也可促進不同單一文明社會科學及跨有限文明社會科學不斷向更高層次、更大范圍普遍性的共享性社會科學發展。這說明，文明客觀性和包含文明客觀性的社會科學及其普遍性雖是分層和有邊界的，但卻是其他文明和全人類共享的，具有共享性；并且，這種共享的普遍性還是動態發展的，會不斷促進不同層次的文明客觀性和文明社會科學持續相互影響和共同發展（見圖3）。

三、以文明為方法的內涵、優勢、基本路徑和原則

以上分析啟示我們，要推進中國社會科學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設，必須以文明為方法，將文明要素納入社會科學研究。

（一）以文明為方法的內涵和優勢

孔德（1996：1）曾指出，人類思辨的發展經過神學、形而上學和實證三階段，在其中,人類分別借助“上帝和神靈”“本質及最后原因和其他抽象觀念”“科學”去解釋人類和世界。但社會科學具有科學文明二重性，因此真正的科學必須在認識人類和世界的統一性的同時認識其多樣性，否則科學就不僅會導致錯誤和偏見，而且會導致獨斷和專制。因此，可把孔德所說的科學發展階段進一步劃分為兩個子階段：一是只理想化、片面性地強調統一性的片面科學階段；二是同時強調包括文明性和多樣性的全面科學階段。如此，將諸文明要素貫穿到如圖2所示的關系分析中，就形成以文明為方法的社會科學研究的基本內容。此處的方法（methods）一詞是從較廣義上使用的。從不同層次看，“方法”一般有方法論（methodology）、范式（paradigms）、路徑（approaches）、模式（modes）、具體方法（concrete methods）、數據收集方法（methods or techniques of data collection）和數據分析方法（methods or techniques of data analysis）等七種常用方式（楊立華等，2023）。從邏輯周延的角度來講，“以文明為方法”的方法自然也包括這七個層次。因此，所謂以文明為方法，就是在“全面科學”思維的指導下，把文明要素納入社會科學研究，不僅將文明作為核心研究工具，而且將文明作為研究對象和研究目的，實現研究工具、對象、目的的有機統合，形成由新方法論、新范式、新路徑、新模式、新具體方法、新數據收集方法、新數據分析方法等構成的新方法體系，從而推動實現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整體性范式轉換。由于以文明為方法的研究自身的復雜性，在這一相對初期的研究中，本文更多強調其研究視角或路徑，同時進行一些方法論探討。至于要實現此路徑應采用的更具體方法或技術，本文暫不涉及。事實上，在前期相關研究中，筆者也曾就路徑層面提出從文明整體研究、對文明進行解析、從文明特征分析、將文明作為參考、從分析傳統研究、從探討歷史研究、從文字和語言研究等七個子路徑（楊立華，2021）；更在具體的歷史路徑中提出將歷史作為資料、方法、透鏡、對照、參考、當代因素、文明延續、超越對象等八個維度（楊立華，2022）；還在具體方法層面探討了浸入式體驗、破壞性實驗或自然實驗、缺失性實驗、反事實設想、比較、情境等研究方法（楊立華，2023）；并且初步發展了文明對象研究的概念體系（楊立華，2024）。

和已有的忽視文明或未明確文明路徑的研究方法相比，以文明為方法進行社會科學研究有六個方面的明顯優勢。其一，有利于正本清源，明確文明要素在社會科學研究中的客觀地位（包括作為研究工具的文明、作為研究對象的文明、作為研究目的的文明），為社會科學在正視其科學文明二重性基礎上的更好發展廓清道路。其二，有利于確認在當前世界占主流地位的西方社會科學的單文明性質，對其所謂普適性祛魅，確立其合理邊界，反對不合理的西方社會科學霸權和文明霸權。其三，有利于立足中華文明，確認中國社會科學文明自覺和文明主體性，提高學術自信，明確學術方向和目標，解決當下中國社會科學和中華傳統文明部分脫節的問題，加快構建中國自主知識體系。其四，有利于促進對基于不同文明客觀性的社會科學的類型化和系統性比較研究，以構建真正意義上的全球社會科學體系。其五，有利于促進基于不同文明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之間的平等交流和學習互鑒，共同促進全球社會科學的發展。其六，有利于促進社會科學更好地為現代文明發展服務，這不僅有利于中國社會科學更好地促進中華文明的現代發展，而且有利于世界其他社會科學和全球社會科學更好地促進其他文明和人類整體文明的現代發展。

（二）以文明為方法的基本路徑

上面指出，以文明為方法的方法包含至少七個層次，但本文更強調作為研究視角或路徑的方法，因此在前期研究的基礎上，下面再重點就此強調五點。

第一，必須以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思維理解和發展社會科學新“體系”。在否認文明客觀性的“片面科學”觀下，研究者常不加區別或過于理想主義地追求超越文明差異的一般性和普遍性。這種追求在確實存在這樣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背景下是合理的，但問題卻常出在三個方面。其一，由于社會科學自身研究對象的文明性，其超越文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即使存在，也常存在界限，而非全球和全人類普適，這就須明確這樣的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文明范圍。內格爾（Ernest Nagel）也曾明確指出：“社會科學中的概括因此至多只具有嚴格有限的應用范圍，僅局限于在一個相對短暫的歷史時期在特殊的制度背景中發生的社會現象”（內格爾，2002：550）。其二，很多社會科學的研究問題本不具有跨文明的一般性和普遍性，即只有單一文明客觀性，但我們不能因此否認其存在和客觀性，而應予以深入研究，這是因為該問題即使對其他文明不重要，但對此文明卻是至關重要的。其三，如果不考慮文明情境下社會科學一般性和普遍性的有界性，會導致某些本身不具跨文明一般性和普遍性的知識被錯誤地和不加修正地擴展到其他跨文明社會，從而對這些文明及其人民、社會、民族、國家等帶來傷害。無論此擴展是一種文明主動擴張、一種文明主動學習，還是文明交流中的無意識行為，都不僅會對其他社會科學、文明及其人民造成傷害，而且會在整體上阻礙和傷害人類社會科學和文明的進步與發展。因此，以文明為方法的社會科學新范式首先須以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思維理解社會科學，并在嚴守文明客觀性、對應社會科學及其普遍性的分層和邊界要求下，發展系統和復雜的新社會科學體系。

第二，必須以文明批判、傳承、創新、發展作為社會科學研究的終極目標。一般而言，社會科學的目的是“探索未知的知識”“驗證不確定的知識”“擴展已有的知識”（楊立華等，2023：55-56），概括起來即“產生新的知識、理論和思想”（楊立華等，2023：7）。但由于科學研究的最根本目的是“為人或為人類”（楊立華等，2023：54），以上說法在不考慮文明的“片面科學”下是正確的，可一旦將社會科學的科學擴展為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就須考慮科學研究的文明目的。而且，從將科學（含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也視為文明一部分的“大文明”視野來看，社會科學研究本身也是文明的一部分，甚至是其最重要的部分之一，須為文明發展服務。為此，在以文明為方法的路徑下，社會科學還須以服務于文明批判、傳承、創新、發展為目的。其一，文明批判是社會科學服務人類文明的前提和基礎。任何既有文明都不可能是完美文明，因此要繼承、創新和發展首先須對既有文明的諸方面進行批判性研究，真正認識既有文明的優勢和不足，這樣才能明確哪些需徹底根除和廢止，哪些需揚棄，哪些需轉化或改造發展，哪些可完全繼承傳續，哪些需創造性補充和發展等。其二，文明傳承是社會科學服務人類文明的重要任務。任何文明只要不是絕對一無是處，就必有需傳承發展的部分，因此社會科學研究須在明確究竟哪些需傳承發展的基礎上，通過研究和服務推動文明傳承發展。并且，傳承的具體方式、內容、程度等都需研究。其三，文明創新是社會科學服務人類文明的核心任務?？茖W研究的最大任務之一是探索未知世界，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就人類文明而言，社會科學研究的核心任務也在探索未知世界基礎上，通過知識、理論和思想等創新推動人類文明整體創新，為人類創造更美好的未來。其四，文明發展是社會科學服務人類文明的總目標。無論人們是否愿意承認，人類及其社會和文明總是向前發展的，因此社會科學要將服務人類文明發展作為總目標。也只有這樣，社會科學才能在整個人類社會和文明中找準位置，發揮更大作用。

第三，必須以不同文明思維方式和全面科學思維方式為基礎，開發新全面科學的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人類進行何種研究及如何進行研究都會受到特定思維方式的影響。不僅思維方式是人類文明的重要甚至基礎組成部分，而且不同文明常具有不同思維方式和結構。例如，亨廷頓（1999:3-42）指出，思維方式和祖先、歷史、語言、基本價值、世界觀、生活觀、認同、信仰、社會關系、社會結構、社會文化、習俗、規則、行為模式、制度體系、體制、宗教、哲學假定等，共同構成人類文明的基本要素。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指出：“我們必須了解日本人的思維和感情的習慣，以及這些習慣所形成的模式。還必須弄清這些行動、意志背后的制約力”（本尼迪克特，1990：3）?？梢?，不同思維方式會影響甚至決定不同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因此，僅依靠從單一文明發展的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可能會限制人類探索未知世界和發展社會科學新知識、理論和思想的路徑。故而在“全面科學”范式下，要持續推進各國、各文明及人類社會科學發展，須鼓勵基于不同文明視角的思維方式，并在其基礎上發展多樣化的科學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這樣不僅會形成基于不同文明及其思維方式的多樣化社會科學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為社會科學研究開辟更多途徑，而且會因基于不同文明及其思維方式的方法論的相互競爭、驗證、辯駁，促進社會科學的更好發展。特別地，就中國社會科學而言，雖然傳統認為中國過于整體性和辯證性的思維方式不太利于現代分析科學的發展，但在全面科學觀下，發展社會科學要求我們深入理解中國人和中華文明的思維方式或習慣及其優劣勢。只有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中國人、中華文明和中國社會，才能真正創造讀懂中國人和中華文明的中國社會科學。同時，中華文明的整體性、辯證性、實踐性思維也對彌補當代世界社會科學尤其是西方所主導的世界社會科學大有裨益，有利于革除西方社會科學過于碎片化、片面化、極端化等弊端，并有助于世界社會科學界真正形成更完備有效的全面科學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樓宇烈就曾指出“理性思維存在片面性，而中國傳統文化注重的是整體”（樓宇烈，2016:19），還指出“中國傳統的哲學以實踐為特征”（樓宇烈，2016：33）。以上這些都可為基于中國式思維發展具有中華文明特色的科學研究方法論、范式和具體方法提供參考。

第四，必須以價值研究為核心引領其他研究。在區分目的、手段及價值判斷、經驗知識的基礎上，韋伯曾提出“價值闕如”的觀點，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事實上存在著一種絕對有效的認識，即對經驗現實的思維整理”（韋伯，1999：3-11）。但韋伯的觀點只是為在特定價值或文化下進行經驗研究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事實上，他認為“如果沒有研究者對某些文化內容之意義的信念，認識個體性的現實方面的任何工作都是絕對沒有意義的”（韋伯，1999：22）。而且，韋伯本身也是在西方文明中心論和西方價值觀指導下進行研究的。維特羅克（ Bj?rn Wittrock）指出：“盡管韋伯分析的范圍采取一種全球史的形式……他是深度歐洲中心論的；他相信歐洲領導了科學和經濟諸領域的發展”（維特羅克，2022：24）?？梢?，如果一味泛化韋伯的“價值闕如”理論，不理解他本質上認為科學具有“本民族文化”特性的立場，就會讓此觀點成為推行西方中心論和文明霸權的工具，并在實質上排除其他國家和文明的世界觀、信念等的合理性。

因此，從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角度出發研究，首先須認識到價值研究對社會科學研究至關重要。內格爾（2002：581）指出：“研究社會現象的學者所承諾的社會價值不僅渲染了他們發現的內容，而且控制著他們對他們賴以建立其結論的證據的評價”。因此，“他們應該盡可能充分明確地闡釋他們的價值假定……一旦明確設定了社會理想，社會科學家在這些理想上最終就會達成一致，或者他們在價值上的分歧就可以通過科學研究來解決”（內格爾，2002：586）。可見，由于社會科學無法排除價值，我們應尋求的是價值一致性和價值得到明確說明或明示下的社會科學，而不是價值中立的社會科學。而在以文明為方法的研究中，價值不僅是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常是各文明相互區別的核心（例如中國對民本、和諧等價值的更多強調）。因此，更須高度重視價值研究，具有“價值自覺”，并以價值研究為核心，引領其他研究。

當然，也需指出，即使人類不同文明的價值和價值觀有異，也絕不意味著不能有不同范圍的共同價值。在假定各種價值在不同文明范圍內確實都有其合理性的前提下，也可將價值粗分為三種類型。其一，單一文明價值，即只在單一文明下有效的價值，對此價值的研究只能指導和服務單一文明社會科學；其二，跨有限文明價值，即在幾個有限的文明范圍內有效的價值，對此價值的研究會指導和服務跨有限文明社會科學；其三，全球和全人類的共同價值，即在全球和全人類所有文明下都有效的價值，對此價值的研究會指導和服務全球和全人類社會科學（見圖4）?？梢?，在全面科學思維下，價值具有不同層次和邊界，形成復雜的價值體系，并對應指導和服務具有不同層次和邊界的復雜社會科學體系。

第五，必須以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思維、文明目標、基于文明的新方法論和范式、價值研究去指導和檢驗社會科學研究全過程?？茖W研究是復雜過程體系，除思維、目標、方法論和方式、價值引領和制約外，還受到具體社會現實、研究選擇的具體研究對象、問題、視角或視野、規范和方法、材料、所使用的概念和話語、使用以及產出的知識與理論、在實踐中的應用等諸方面的影響。因此，要持續推進以文明為方法的社會科學研究，也須以上面所強調的各種路徑全方位指導研究全過程。例如，對全面科學思維的強調須貫穿到對社會現實的觀察和理解（如從全面科學思維觀察和理解社會現實）、研究對象的確定（如研究特定文明現象，可包括文明的不同要素）、問題的具體化和操作化（如選擇研究具體的文明或與文明相關的問題，并將其具體化和操作化）、視角或視野的選擇和使用（如考察視角或視野的文明意涵）、規范和方式的具體開發和使用（如開發適合進行文明研究的諸如浸入式體驗、缺失性試驗等新方法［楊立華，2023：73-75］）、材料的收集和分析（如收集與文明相關的材料并從文明視角進行分析）、概念和話語的開發和使用（如總結、概括、開發和使用具有不同文明適用性的概念和話語［楊立華，2024］）、知識和理論的使用和生產（如從全面科學思維審視所使用的已有知識和理論，以及研究新生產的知識和理論）、成果的應用（如從全面科學思維考察成果應用的文明情景、條件及其文明邊界等）等過程中。同理，諸如文明終極目標的指導和檢驗等也應一樣貫穿于研究全過程（見圖5）。

（三）以文明為方法需堅持的基本原則

要避免以文明為方法的研究出現只關注自己文明而忽視其他文明、只強調文明性而忽視科學性等可能弊端，還需堅持如下五項基本原則。

第一，必須在堅持各文明和民族合理利益基礎上堅持全人類整體利益，并以全人類整體利益為唯一終極利益。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離開‘利益’，就一定會使自己出丑”（馬克思、恩格斯，2009：286）。在以文明為方法的前提下，研究者因本身處在人類整體文明中的某一獨特文明，故容易在研究中做出僅考慮本文明和民族利益，進而傷害其他文明、民族乃至全人類整體利益的事。例如，韋伯（1997：93）認為，政治經濟學即使作為“一門政治的科學”，也只是“政治的仆人”，要服從“整個民族長遠的權力政治利益”。然而，每個文明和民族的合理利益本身和全人類整體利益并不相悖，這是因為全人類整體利益是各文明和人類文明的不斷發展的結果。因此，維護和追求本文明和民族的合理利益就是在追求和維護全人類整體利益。相反，若追求和維護的利益本不合理，就不僅會損害其他文明和民族利益，導致亨廷頓（1999）所說的“文明的沖突”，而且會損害全人類整體利益，并最終會損害本文明和民族的利益。因此，研究者在涉及利益目標時，應在促進人類各文明、民族利益和全人類整體利益協調的基礎上，將堅持全人類整體利益作為終極利益原則，并在此指導下不僅維護自己的文明和民族的合理利益，也維護人類的整體文明和利益。

第二，必須堅持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精神，并以全面科學為唯一科學標準。在科學研究中，科學精神至關重要。楊立華等（2023：11）指出：“就科學研究而言，無論從哪方面來看，科學精神都是第一位的”。韋伯（1998：24）也指出，真正的研究者要“發自內心地獻身于學科,獻身于使他因自己所服務的主題而達到高貴和尊嚴的學科”。但韋伯所說的科學精神還未對“科學”進行區分。若科學仍是排除文明的“片面科學”，其對應的科學精神則也只是“片面科學精神”；相反，若科學是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其對應的科學精神便是“全面科學精神”?？梢?，由于以文明為方法的社會科學將科學視為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故其要求的科學精神也須是包含文明的全面科學精神。同時，應將這種精神貫穿到研究全過程。

第三，必須堅持在文明差異性中尋求不同層次的客觀性。無論是不包括文明的“片面科學”社會科學，還是包括文明的“全面科學”社會科學，都須探討客觀性知識。不同之處在于，“片面科學”社會科學未認識到客觀性的層次和邊界，過于把客觀性理想化，導致以偏概全，甚至用部分文明客觀性替代全人類客觀性，因此導致科學及文明的霸權和壓迫；“全面科學”社會科學雖強調社會科學的科學文明二重性，卻不排斥和否認研究客觀性，只是強調客觀性在文明影響下有差異性，即有不同的邊界和層次。因此，在以文明為方法的研究中，一方面需認識到人類文明的差異性及此差異性的客觀性，將其納入研究范疇；另一方面需時刻注意堅持研究的客觀性及其層次性。特別地，須時刻注意依據不同文明類型及其差異性，確定不同文明類型及與其相關研究的客觀性的不同層次、范圍和邊界，既不否認也不夸大或夸小不同文明類型的客觀性。只有這樣，才能真正建立基于不同層次客觀性的新人類社會科學。

第四，必須堅持文明自覺、互鑒和共同發展。在“全面科學”范式下，要發揮不同文明的獨特作用，首先需有各文明自覺。只有在此基礎上，才能認識其他文明社會科學的局限，才能建設具有自身文明客觀性的新社會科學。費孝通（2009：1）用“文化自覺”來表達當今世界各種文化在接觸、碰頭時所開創的新風氣。費孝通所說的文化基本上可視為本文所言之文明，故其“文化自覺”也可理解為“文明自覺”。總之，文明自覺是以文明為方法的前提。周飛舟（2018：51）也指出：“社會學要真正地中國化，需要通過文化自覺”。當然，“全面科學”社會科學也要避免另一極端，即只退守自己的文明，過度強調其獨特性、差異性和優勢，而忽視其他文明的客觀性和優勢，繼而忽視文明間交流、借鑒和共同發展的重要性——如此則是文明自負，而非文明自覺。文明自負不僅不利于正確認識自我文明及其具有文明客觀性的社會科學，而且不利于人類文明相互交流、借鑒和共同發展。因此，中國社會科學和中華文明要持續發展，須不斷學習其他社會科學和文明，尤其是當前居世界主導地位的西方社會科學和文明，并在向其學習過程中，扎根中華文明本體、立足中國實踐、吸收西方與世界的社會科學和文明的優秀成果，創造出高于西方社會科學和文明的新社會科學和新文明?？傊?，與文明結合、以文明為方法是中國社會科學解決本土化和自主性發展百年難題的必由之路；而與社會科學結合，通過以文明為方法再造的社會科學反哺文明，也是中華文明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必由之路。

第五，必須同時堅持文明客觀主義和進步主義的雙重立場。提出以文明為方法的最根本理由是文明客觀性。但我們在堅持文明客觀主義立場的同時，也須認識到兩點。其一，并非所有客觀的文明都完全合理。例如，鄧小平（1994：332）曾指出：“舊中國留給我們的，封建專制傳統比較多，民主法制傳統很少”。這是我國文明傳統的一個特點，需予以客觀認識，并理解其對人和社會的影響，此即文明客觀主義。同時也需認識到，此客觀性并不代表合理性。這是因為自清末以來，民主、法治、自由、平等等思想不僅在中國逐漸生根發芽、茁壯成長，而且也代表了人類社會和中華文明現代發展的新方向。因此，雖然舊中國留下來的封建專制傳統是客觀的，但是此客觀性是不合理的，須持續批判并改變。其二，須認識到文明并非一成不變，而是會不斷發展的。即使文明在當前是客觀的，并不意味著此客觀性會永遠存在，而是會隨著發展而不斷改變，從而使客觀的變得不客觀，或使不客觀的變得客觀。例如，封建專制在舊中國封建社會下是客觀的，但在現在是不客觀的；民主法治在舊中國是不客觀的，但在現在是客觀的；這是中華文明不斷發展的結果，因此不能把中華文明永遠看成是封建專制文明。總之，這都要求以文明為方法的社會科學須同時堅持文明客觀主義和進步主義雙重立場。在此立場下，為推動文明更好發展，須對不合理文明進行批判，對合理文明進行引入、發展或創新，從而推動文明和以文明為基礎的社會科學不斷發展。

四、結論

世界因人類而有文明，人類也因自身創造的文明而不斷發展和進步，要解決本土化和自主性建設這一困擾中國社會科學發展的百年難題，就必須以文明為方法，把文明要素和文明方法納入社會科學研究。

在以文明為方法的前提下，中國社會科學要實現本土化和自主性，最終建設不僅具有中國特色、中華文明客觀性，而且具有不同程度跨文明和全人類客觀性、普適性的社會科學，就必須以全面科學觀為指導，著力加強中國社會科學與中華文明的對接和融合，開創中國社會科學研究的新范式、新階段和新境界，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更大貢獻。而且，在此基礎上，不僅要推動世界不同文明基于自身特征去發展具有不同層次客觀性的社會科學，而且要打破西方文明霸權，超越文明沖突，促進具有不同層次客觀性的社會科學之間的相互學習、互鑒和融合，從而形成更加系統、科學和完善的全球社會科學新體系，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習近平，2022：24）作出更突出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