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渠四句，不值得肯定的只有第3句

文/海北尬生

橫渠四句能夠吵到今天這樣我倒也有點兒沒想到。這起事兒的起因是董宇輝在直播中引用了這4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結果遭到了聶圣哲的嚴厲批評，最核心的就是說它“假大空”。

我當然談不上特別喜歡這4句話，具體的原因再往后會展開，但是我覺得像聶那樣說它“假大空”多少也有點過。這只是一個目標，而提出一個目標，真的一定要附帶著提出詳細的解決方案嗎？這樣的要求顯然是有點過分。比如說周恩來說“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聶先生總不至于問他“中華怎么崛起，讀哪些書能讓中華崛起”之類的，不說出來個所以然來就不放過去吧。

對我而言，橫渠四句當中有三句都沒問題：“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我唯一看不慣的就是那句“為往圣繼絕學”，也正是因為這一句才拉低了我對這4句話的總體評價。

問題就是，為什么要“為往圣繼絕學”呢？更重要的不應該是“為后世開新學”嗎？

首先要提的就是，張載寫出橫渠四句，其實并不是沒有個人情感色彩在里面。他寫出這4句時，正值王安石變法的高潮，而張載偏偏是一個典型的守舊派。所以他在這里說“為往圣繼絕學”，就包含著復古保守的主觀情感在里面。他要表達的是對古人而不是對當世的人的崇拜，也是在表達對王安石“絕”學的不滿。

張載像 圖源網絡

所以說看到這4句話，應該明白說話的人后面的動機，以及他個人的主觀情感。如果能知道并認同這種主觀情感和動機，那就還好，但如果不知道這后面的復雜因素，單純是因為這是古人說過的話就去膜拜，那也是一種盲從。

還有就是“為往生繼絕學”這話本身。

中國古代的正統思想長久以來一直是儒家思想，而基本上儒家思想有多久，儒家思想里面復古、崇古的思想就有多久。這種崇拜在很大程度上是盲目的，比如孔子說周禮“郁郁乎文哉！吾從周”，可他卻根本沒考慮過周朝的周禮，實際上是和周朝的分封制和宗法制緊密結合的，是互為表里的一套體系。那既然他所處的春秋戰國時代分封制和宗法制已經開始解體，在后面的封建時代也不可能恢復，那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強行試圖恢復周朝的禮樂制，就像是想讓一棵被挖掉樹根砍掉半截的樹繼續存活一樣。孔子之后，除了個康有為懷著變法的目的寫了一本《孔子改制考》，認為他是個改革派而非保守派，其他人都不是這么想的。

不過和后代的儒生比起來，孔子其實還是很理性的。他后面的儒生已經把孔子捧到了一個很高的被崇拜的位置，覺得他是“大成至圣”，不可超越，那既然如此后面的人的水平肯定不如他，于是今人不如古人就成了鐵證。同時他們也相信了那些對于古代過于美好的敘事，比如覺得堯舜禹真的是禪讓——實際上如果詳細的看史書，即使是在后世已經大量美化的史書里，政變的氣味仍然在，比如舜和禹都放逐乃至處死了一批大量先帝留下來的老干部。所以他們動輒感嘆“人心不古”，卻沒怎么考慮過這個“古”是否真的如他們所想的那么美好。

等到到了紅樓夢寫成的那個時代，這種風氣已經達到了一個頂峰。當然這也有一些客觀的現實因素在，比如清朝的文字獄營造了一種糟糕的輿論環境，既然寫新的東西有觸碰法律的風險，那就不如老老實實的念經史子集，只去講述先人的觀點更四平八穩。凡此種種，最終就形成了紅樓夢中的那句經典臺詞：“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這是賈寶玉去給大觀園題匾額時說的。這樣的觀點用在做學術上，當然就是要“為往世繼絕學”，而不是“為后世開新學”。

可是這話有一個根本的問題：新舊其實是相對的、辯證的，你說某個東西很“古”很“往”，那只是相對于他們以后的東西而言，相對于那些誕生在它前面的東西，這就是新鮮的事物。比如說儒家都認為孔子是不可逾越的高峰，但問題是孔子對于我們這些在他以后產生的人來說是“古”，對于比他更早的人，比如堯舜禹乃至老子，都是“新”。那些今天被當作“古”推崇的東西，在過去的某個時間段都曾經是“新”，所以要是非得說“編新不如述舊，刻古終勝雕今”，并且真的嚴格執行的話，那那些被推崇的“古”其實根本就沒有誕生的可能。雜文家陳四益先生曾經寫過一個短篇：某人讓自己家的女眷仿古，結果這些人都赤身裸體穿獸皮遮羞。當然要真是較起真，恐怕這都不叫古。

孔子像 圖源網絡

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學”能夠被認可，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它真的有現實上的意義，能夠對現實起到正面的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要知道一個學說，一個理論能夠被應用，都是要有其背景的。比如說我們前面提到的禮樂制，在分封制和宗法制都能正常運作的西周初年，它確實能夠起到積極的作用，而在孔子活著的那個年代，就顯然不可能了。類似的，牛頓的那套經典力學理論對于他的年代是可以正常使用的，因為當時只探討宏觀低速的場景，等到到了愛因斯坦的時代，需要以光速為單位開展研究，就需要相對論；需要開展分子原子層面的研究，就得找量子力學了。

在社會上，這樣的條件很大程度上就是時代的背景：經濟環境、生產關系、政治格局等等。因此古人能用的東西并不意味著能夠照搬到我們今天的人身上，除非我們認為世界是機械、靜止而且一成不變的。背景不一樣，條件不一樣，就意味著需要有不同的解決方案，也就意味著需要有不同的學說。對于亞當斯密的那種經濟條件，自由放任的經濟學就是好的學說，但再發展發展，就到了凱恩斯主義的那種宏觀調控的時代了。他倆究竟誰對誰錯？答曰未必是對錯的問題，是在各自的時代就需要各自的學說。

所以為什么要“為往圣繼絕學”呢？不是說這樣做不可以，而是說這實在是不能成為一種最高最終極的目標。重要的永遠是要找新學，真正能解決既有和當下乃至未來問題的新學。往圣的確是高大的圣人，但畢竟他們不可能復活，我們現在就需要繼續過好我們的日子。我們要推出某種學說，也不要單純是因為它古或者新，而是因為它能真正解決我們的問題。

只可惜這樣的觀點，我們回過神來實在是太晚了，直到新文化運動，這樣的觀點才在知識分子中有了一定的共識。也直到新文化運動，我們才真的徹底地開始批判這種復古的觀點。說的最尖刻的還是魯迅：“曾經闊氣的要復古，正在闊氣的要保持現狀，未曾闊氣的要革新。”

我們當然過去經濟上曾經闊氣過，但那也是相對于過去的闊氣，唐朝整個國家的GDP放在今天，恐怕一個省、市都能輕松的滅掉它。至于政治上的闊氣，魯迅曾經說過“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于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么“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截了當的說法在這里——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那既然如此，我們只能坦誠的承認“未曾闊氣”，只能要革新，不在想什么“為往圣繼絕學”，而該去想“為后世開新學”了。

作者：海北尬生，因其嘗求學于北海之北，每不顧環境而放尬言，故起此名也。喜航天，愛讀書，本學理工，愛好文學。

~the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