頭圖由豆包生成，提示詞：深夜工作??

孔子對弟子們說過：“食不厭精，膾不厭細。”（《論語·鄉黨》），指的是食物處理得越精越好，肉切得越細越好。緊接著，他又提出了“八不食”的原則。崇尚養身的人如今也延續了類似的想法，對自己每日入口的食物、食材進行溯源。然而諷刺的是，我們對入自己腦和出自己口的思想內容卻很少采取如此認真的態度。只要睜開眼、打開手機，每天我們都會或主動或被動地“攝入”海量的內容，其中大部分是碎片化的信息，其余則是大量似是而非的看法與意見，極少能夠達到知識的層面。我們每個人的頭腦似乎成為一個信息的“回收站”甚至是“垃圾桶”。

還有人笑言，每個人手機上的各個App分別代表了歐洲中世紀基督教“七宗罪”中的一項——饕餮、淫欲、暴怒、貪婪、傲慢等，不一而足。換言之，人們看似是在上網，其實是在假借網絡宣泄自己的特定情緒。網絡的確具有極大的“情緒價值”，但很多時候也是負面情緒的來源。它淪為了信息“糞坑”和輿論“修羅場”。每個人要么蝸居在自己的信息繭房里抱團取暖，要么從自己的舒適區探出半個身子來開懟噴人。不僅如此，各種社交網絡和平臺上充斥著海量的虛假信息（misinformation），有些是商業營銷，有些是為了博人眼球。虛假信息甚至已經被“武器化”，用來操控選舉和干預政治決策，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我們能識別虛假信息嗎？還能相互好好說話嗎？我們能不能稍微修改一下孔子的話，做到“言不厭精，思不厭細”呢？這些不僅是涉及人品的私德問題，更是社會公共倫理的“基礎設施”之一。為了做到這一點，不得不提到“批判性思維”（critical thinking）。雖然這個概念來到中國時間已經不短了，但遠未深入人心。它大致被視為一種單純的說話“技巧”，近乎“巧言令色”。在人類各大文明里，其實都有關于如何講話、提出論證、據理力爭的學問。在西方，批判性思維在中世紀經院哲學的神學討論和辯論中得到了系統化的總結與表述，后來又經過新教一些派別內部管理制度的洗禮，從而在現代形成了一個學問的門類，大體放在邏輯學之下，因而又和哲學密切相關。批判性思維之所以被人接受，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其實用性，它可以運用于辯論、談判和公共交往中。從學院派專業學術研究的角度來看，它至多是基礎研究的一種準備性工作，能夠為有效論證打好基礎。不過，倘若從當下的現實來看，批判性思維還具有學術之外的社會效用，即識別謬誤、澄清思維、凈化討論。對個人而言，它也是一件“傍身護體”的利器。

雖然此前國內出版界已經引進翻譯了不少批判性思維的圖書，不過擺在面前的這本《批判性思維》（原書第4版）給人耳目一新的感覺。這本書的第一作者理查德·保羅博士可謂批判性思維在美國的一位領軍人物和開拓者；第二作者琳達·埃爾德博士是一位教育心理學家，她對思維與情緒、認知與情緒的關系特別感興趣。兩位合作可謂珠聯璧合，一人側重理性，一人關注情緒，將論證的形式化內容與個人心智成長結合起來，也很好地平衡了批判性思維背后“私己”與“公共”兩方面的追求。以往批判性思維的圖書大多僅僅看重訓練個體的思維，而這本書的長處在于加入了一個認知提升的維度，為個人心智的成長提供了循序漸進的標準，也運用大量圖表、問題與案例給出了自檢自查的步驟。

為什么說在當下的處境之中，于公于私都急需批判性思維的訓練呢？

于私，這首先和人類的思維有關。很多人將思維和視覺進行類比：眼睛看不到自己，卻可以觀察世界。不過如果一個人眼睛本身有問題，那么又會看到怎樣的世界呢？不過這種類比存在一個誤區——和眼睛不同的是，思維具有一種特殊能力，那就是自指（self-reference）。思維不僅可以考察外部世界，也可

以自我審視。眼睛就不具備這種能力，它不能直接看到自己。因而這本書的作者明確地提出批判性思維包含了三個相互交織的階段：分析思維、評估思維和改進思維。在很大程度上，我們接受批判性思維訓練不是為了贏得別人的掌聲與鮮花，而是需要時刻“刀口向內”?_它主要不是針對別人，而是用來“折騰”自己的。人為什么要折騰自己呢？不難發現，身邊不少人從出生到死亡，都未曾檢視過自己的思維和語言。很多時候與其說是你講出了一句話，還不如說是一句話通過你表達了出來。“我”這個人稱代詞具有極大的欺騙性。絕大多數思想內容并非“我”原創，而是別人的發明并在社會中流通的。遺憾的是，一些人的頭腦是混亂的“跑馬場”、群獸撕咬的“叢林”。他越是義正詞嚴，就越會陷入“自欺欺人”的狀態。現代人呈現出一個矛盾：一方面很多人極度自私自利，總在計算自己的利弊得失；但是另一方面，經過他頭腦的觀念、價值和思想卻未經檢查。于是才會出現“我相信它，所以它是真的”這樣一種非理性信念。

筆者將另一種類似的現象叫作“思維短路”：很多人的思維和情緒是可以被預期的——當看到關鍵詞A的時候，他必然產生B（回答/情緒/反應）。就像一臺機器被按下開關后，它就必定會做出特定的動作。這意味著，此人是很容易被操縱的。他很少會去進行語境化的（二階）思考——為何在此時此地有人拋出了關鍵詞A？以及A在其他時間和場合是否可能具有其他含義？無論是不自知的自欺，還是“思維短路”，都可能會讓當事人產生某種真理在握的自大感受，但終將受到因果律的“制裁”。

于公，澄清認知和輿論是這個時代稀缺的道德責任。二戰時期德國著名的神學家朋霍費爾在納粹的監獄中寫道：“愚蠢是一種道德上的缺陷，而不是一種理智上的缺陷。”（“論愚蠢”，《獄中書簡》）講理不僅是個人的素質，而且還是好公民的義務。這幾年，伴隨著社交互聯網的崛起，線上和線下部落主義、民粹主義盛行，盲從權威、“幫親不幫理”等現象回潮。每個人都嘗試去維護自己越來越小的“圈子”，尋求莫名其妙的身份認同；有時會聚攏成為一些不可控的力量，打擊異己，“社死”他人。雖然科技突飛猛進，但每個社會都有重回“叢林”的危險。這本書也讓我們認識到，小圈子甚至整個社會都可能是具有欺騙性的。無論是“地平論”（flat earth theory）還是“達克效應”（The Dunning-Kruger Effect），都提醒我們，需要時刻對個人的以自我為中心和以社群為中心的傾向保持警惕。人的偉大和荒謬之處可能都源于一點：“人類是懸掛在自己編織的意義之網上的動物。”格爾茨在《文化的解釋》一書中對此給出了一個大眾心理的解釋：“人傾向于堅持自我信念。”換言之，人特別會固執己見，甚至可能為了捍衛自己的錯誤觀念而不惜傷害他人。每個人都可以捫心自問，你是否曾經為了融入一個特殊的團體，而說過假話或者言不由衷呢？你是否為了獲得團體歸屬感，而放棄了自己的判斷和理性能力呢？批判性思維就是時常自問，我以為的“理所當然”真的就那么理所當然嗎？一個社會中的“天經地義”真的就那么天經地義嗎？我們這樣認為的理由是什么？它究竟是信念還是認識呢？不講理很可能源于自己深層的不安全感。在此意義上，批判性思維可以通過澄清信念，來揭示并克服那種不安全感。

和情緒化的出路相比，批判性思維是一個高成本的解決方案。講理的人成本比較高，因為你不能不講理。它要求將論證的責任分攤到每一個人身上。換言之，每個人成為自己的權威。這與啟蒙的核心要求“自主性”（autonomy）是高度契合的。這在一個尊重傳統權威的文化環境中更加困難。這本書中高頻出現的一個詞是“獨立”——這并不意味著任性妄為，而是要求每個人盡量好好說話，給出有效的理據，也要好好聽別人說話；當不同的人對同一件事情的判斷產生分歧時，是否還有可能進行有效的對話，即在不訴諸暴力的前提下說服對方，進而達成一致或者諒解？每個人都要時刻準備接受更好的論證，乃至改變自己原先的立場。正如美劇《波士頓法律》（Boston Legal，2004）中主角艾倫·肖的一句口頭禪：“我可能是錯的。”其實這與“虛己”和“慎獨”也有異曲同工之處。

身處這樣一個所謂的“后真相”時代，人類最終還需要真相嗎？筆者認為，人不可能全然采取一種知識上的犬儒態度，否則將陷入流沙。用腦思考，還是用腸子、腎上腺或性器官做出決定？這是一個問題。英國作家喬納森·斯威夫特（1667―1745）在給友人的一封信中寫道：把人定義為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是錯誤的，他是能夠使用理性的動物（rationis capax）。在此，“能夠”是一個奇妙的詞。哪怕是那些最為理性的人，也很少動用自己的理性能力，而在絕大多數時候，我們動用的都是那些非理性能力，例如激情、沖動、血氣等。我們終究要保持一種清醒的認識：理性是一種稀缺而少見的潛能。持續接受批判性思維的訓練，或許可以將這種潛能發揮出來。在謹言慎思之后才是行動，而不是倒過來。

作者

開白名單 duanyu_H｜投稿 tougao99999

作者簡介：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副教授、宗教學系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