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拍了一部片，進了奧斯卡，但回不了日本。東京的影院不敢放，電視臺不敢播，連海報都貼不出來。這不是恐怖片，是紀錄片，講的是真事，講她怎么在日本報警、怎么被性侵、怎么被沉默。

名字叫《黑箱日記》，導演叫伊藤詩織，受害者也是她。全球60多個國家看到了這部片，只有她的祖國，徹底閉了門。她說：“這部片在日本能上映，比拿獎重要。”可她連在電影院賣張票的資格都沒有。

黑箱沒碎，她就拍出來給大家看。

拿到提名卻回不了家

2024年，《黑箱日記》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單元。制片人阿奎林在接受采訪時說，這部片子的拍攝難度不在技術，難在它在日本“沒有地方可以放”。

影片講的是伊藤詩織的真實經歷。性侵，報警，調查被撤，媒體不發聲，社會冷處理。這一切在世界各地觀眾眼里是“震驚”，但在日本影院那邊，連海報都掛不出來。

據澎湃新聞采訪，《黑箱日記》拍完之后，制片團隊至少聯系了15家日本本土發行公司。沒有一家愿意接。

其中兩家明確表示：“這是政治性內容，存在法律與民意風險。”什么意思？就是你說得太真，我們放不起。

可與此同時，這部片子在全球60多個國家和地區上映，包括法國、美國、中國臺灣地區、韓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巴黎一位觀眾看完哭著留言：“她不是受害者，她是活下來的人。”而東京街頭，沒人能看到這些畫面。

日本不是沒影院，是沒人敢接這片。東京影院經理跟導演說得直接：“你這片一來，我們就要處理電話、郵件、社交輿論、商業伙伴關系。”一部電影能把影院搞成“危機公關前線”，那背后是什么？

日本觀眾沒資格知道這答案，除非他們出國去看這部片。這不是技術問題，這是系統問題。伊藤詩織說過一句話：“在日本放映這部片，比得奧斯卡重要。”

她在全球領獎，但她連回家看一場首映都做不到。

黑箱里的東京夜晚

2015年4月4日晚上，東京某居酒屋。伊藤詩織剛從華盛頓留學歸來，赴日本電視臺面試，面試官叫山口敬之。他是當時東京電視臺華盛頓分社社長，也是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傳記作者。

當晚的聚餐從晚飯變成酒局，從酒局變成賓館。伊藤在沒有意識的狀態下被送入酒店，醒來時已經遭遇性侵。她報警，警方的第一反應是：“沒有暴力證據，不立案。”

警方還對她說：這類案件，幾乎沒有勝算。她自費4000美元，取出賓館監控錄像，帶著錄像去警局。立案了，調查開始了。

可就在警方準備逮捕山口敬之的當天，上級突然叫停了行動。檢方以“證據不足”為由，撤銷了案件。

伊藤拒絕沉默。2017年，她召開發布會，實名指控山口。日本主流媒體全體沉默，只有外國通訊社報道。

她寫了一本書，名字就叫《黑箱》。這不是隱喻，是現實。她說：“我看到的整個司法系統，就是個黑箱。”

黑箱就是這個意思：受害者不知道案件進展，證人不知道是否被接受，媒體不知道該不該報道。

但這個黑箱里裝著的是真實的夜晚。東京、居酒屋、賓館、性侵、沉默、審查、放棄。一個接一個發生的事，不允許被一個鏡頭帶出去。

她決定做那第一個拉開黑箱的人。哪怕這個動作，會讓她失去原來的職業、朋友、故鄉、居所。

她只是想講清楚：那一晚，她不是“誤會”，而是“受害”。

這一年，我背著鍋也背著鍋

紀錄片拍完了，奧斯卡入圍了，可導演沒家了。伊藤詩織在接受新京報采訪時說，她的全部家當只有一個登山包、一個裝鍋的塑料袋，還有一塊瑜伽墊。

她沒有固定住處，沒有穩定收入，親戚朋友與她斷聯，單位拒絕聘用，網絡上每天都有人攻擊她的照片、名字、家族、過往生活。

她住過香港的青旅，睡過巴黎的機場，藏過北海道的小旅館，也在出租車后座哭過一整晚。

拍紀錄片期間，她隨身帶著兩個東西：一臺舊電腦，和那段賓館監控視頻副本。她說：“我怕這故事又消失。”

因此，每一場國際放映她都要親自到場，因為那是她唯一能講話的地方。她在平遙、在圣丹斯、在韓國的釜山，每一場都坐臺下，等觀眾提問。

她沒回過東京，沒上過日本電視臺的訪談節目，沒在地鐵站看到自己的電影海報。

她拍的不是紀錄片，她拍的是這個國家的啞巴系統。

2023年，杰尼斯事務所爆出創始人性侵未成年練習生丑聞。長達六十余年，近400人受害，案情曝光后，仍有日本媒體保持沉默。

伊藤說：“我們不能成為受害者，更不能成為旁觀者。”

黑箱還在，只是她已經把自己的那一頁撕出來，掛到了世界的電影屏幕上。

參考資料：

伊藤詩織： 我們不能成為受害者 更不能成為旁觀者.杭州日報.2019-07-18

伊藤詩織：《黑箱日記》能在日本公映比得奧斯卡更重要.澎湃新聞.2025-02-25

日本 MeToo第一人伊藤詩織：“假如我選擇沉默，我就沒法活到今天”｜周末談.新京報.2019-07-28

杰尼斯創始人性侵丑聞落槌：長達六十余年的性侵潛規則.南方周末.2023-09-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