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4日至16日,2025世界數字教育大會在武漢舉辦,主題為“教育發展與變革:智能時代”。大會旨在回應聯合國關于全球教育變革有關倡議,共同推進智能時代的教育發展與變革。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丁薛祥出席開幕式并致辭。丁薛祥指出,數字技術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方式融入教育,要把握智能時代教育發展脈搏,深化數字教育國際合作。他在致辭中提出四點建議,釋放出的清晰信號是:教育體系正經歷一場深層次的結構性調整,AI將持續而深入地參與其中。
一、當“教”變成“算”,教育還是教育嗎?
在這次大會上,丁薛祥首次提出一個值得關注的表述:“教育領域專用大模型”。他指出,數字技術賦能教育轉型變革,完善開源開放、協同創新的研發生態,加強數字教育共性技術聯合攻關,共同開發教育領域專用大模型,推出更多滿足不同需求的數字教育服務和產品。這一提法,既是技術路徑的明確,也是教育觀的調整。它意味著:AI的角色,正在從輔助工具轉向教學結構的組成部分。
什么是“專用大模型”?簡單說,不再是用通用的Deepseek、通義千問、星火等大模型來“兼容”教育場景,而是構建一個以教育本體為核心的AI系統。它不僅輔助教學,更直接參與知識的組織、路徑的引導與評價的生成。它不是“幫你學數學”的工具,而是數學課程本身的編排者。學生面對的不只是答題助手,而是一個能理解學習節奏、預測認知偏差的數字教師。
《中國智慧教育白皮書》(2025年5月)中提到,深圳明德實驗學校已開展相關探索。他們搭建的AI教研平臺,可以自動生成教案,輸出分層建議與教學流程圖。教師的工作從內容搬運,轉向教學結構的優化與審校。角色沒有被替代,但重心正在轉移。
試著想象這樣一個課堂:老師不在,學生面對的,是一個AI導師。它像《哈利·波特》里的活書《怪獸的怪獸書》,不僅能自動回應,還能依據學生的表情微調難度、轉變語氣、調整節奏。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蘇格拉底變成了數據庫,孔子變成了算法,而莊子,可能就是一套推理引擎。
這種變化并非幻想。比如“AI課堂”試點,已經實現了因材施教、動態適配教學內容。學生遇到不會的題,AI不僅能講解,還能追蹤你“為什么不會”,是理解錯了,是題型沒見過,還是剛吃完午飯注意力不集中?傳統教學看到的是“錯了”,AI則能回溯整個“為什么錯”。這種“定制化教學”,傳統教育探索了幾十年仍在嘗試,而AI半年內就建立了可復制路徑。
不遠的將來,我們要面對一個現實:AI不再是教具,而是“教”本身。AI不再是黑板旁的助手,它已成為課堂的操作系統。老師傳授知識,而AI設計“如何掌握知識”。
但問題隨之而來:如果AI替我們教了學生,那么誰來教AI?當“教”這件事從人手中滑落進算法的回路里,我們教的是知識,還是算法認可的“正確”?我們培養的,是具有判斷力的人,還是能順利被系統評估的數據模型?
二、誰來教AI教?老師正轉身為“訓師”
過去我們談教育改革,總要從“師資”談起。而在AI+教育的語境中,這個詞也必須重寫:未來的“師資”是“數據師資”,不僅是教學生的人,更是訓練AI的人。也就是說,誰來設定AI的教學邏輯,誰就決定了未來教育的底色。
為此,丁薛祥指出要強化智能教育產品、工具、服務監管,確保數字教育規范有序發展。話雖簡,卻道出了一個核心問題:在AI成為“主講”的課堂里,誰是劇本的編寫者?不是程序員,也不是產品經理,而是那些真正理解教學場景、學生心理與知識結構的教師本身。
2024年,美國加州教育局發布了一項計劃:對AI教師進行“人文校準”。他們發現,市面上超過八成的教育模型存在系統性偏見:默認以西方歷史為主線,模糊亞非文化背景。于是,一支“教師訓練AI”的教師隊伍應運而生。他們不再站在講臺上,而是在屏幕前,修正算法偏見、編寫情境對話、設計答題邏輯。他們不是在教書,而是在教AI如何教書。
教師的角色正在發生本質轉變。他們不再是知識的“傳遞者”,而是AI系統的“塑造者”。教的對象,也不再僅僅是學生,而是教育模型本身。角色從“園丁”變成了“建筑師”:負責搭建教學邏輯,設計認知路徑,而非播撒答案。這正如柏拉圖在《理想國》里設想的“哲學王”:不是誰都能統治國家,必須是受過哲學訓練的人。同理,不是誰都能造AI老師,必須是理解教育本質、通曉算法結構的跨界者。
遺憾的是,這樣的跨界路徑,在當下中國教育體系中尚未鋪設。國內許多AI教育產品,依然停留在“知識點檢索+作業批改”的階段,像是用技術外殼包裹著傳統教學流程。許多優秀教師依然被困在“批改作業”“制作課件”的瑣事中,而不是參與到教學大模型的構建過程中。
未來最好的老師,可能不是站在講臺上的人,而是那個給AI輸入教育哲學的人。但我們同時要警惕,被新技術繞開的,可能恰恰是那些最懂教育的人。
三、從“個性化”到“算法繭房”:學習自由的幻覺
丁薛祥的講話中提到要“推動數字教育成果普惠共享”,重點在“可及性”與“公平性”。AI擅長的,是“個性化推送”——這與教育所追求的“個性化學習”雖形似,卻邏輯不同。前者的目標是匹配內容,后者的目的應是激發潛能。在AI介入的現實中,“個性化”并不天然等于“公平”。
以某教育平臺的“AI自適應學習系統”為例,它可以實時監測學生的注意力波動,自動調整材料的難度與長度,甚至在學習疲乏時插入語音激勵。聽起來像是因材施教的理想實現,但問題在于:它適應的是你的即時反應,而非你的長遠成長。
已停止運營的字節跳動旗下“學浪”平臺,曾推出基于興趣圖譜的學習推薦引擎。初期使用者沉迷于這種“刷題游戲”,每天完成任務如同打卡健身。問題在于,算法推送的,并非你最該學的內容,而是你最可能點擊的內容。這種機制,與短視頻平臺如出一轍:它不是引導你通向知識,而是追逐你的注意力。
時間一久,學生的學習變得像刷抖音:快感取代深度,興趣壓倒堅持。學習表面上在發生,實則在退化。因為“你最可能掌握的內容”,未必就是“你最需要掌握的內容”。教育平臺一旦被算法主導,極易滑入“舒適優先”的路徑依賴——學生學得輕松,卻越來越難深入;看似自由,實則被推薦邏輯困住。
在談“可及性”之前,我們更該問:學習是否還能保有自由、探索和逆流而上的可能?AI確實提升了效率,但它也可能在不知不覺中,剝奪了我們最寶貴的學習權利——走彎路的自由、質疑的勇氣,以及慢一點也無妨的節奏感。
四、當AI走進教室,孩子還能做夢嗎?
AI深度介入教育,最終觸及的,是一個比技術更根本的問題:我們希望培養怎樣的一代人?
丁薛祥在講話中強調了“要攜手夯實數字教育倫理安全保障,堅持科技向善”。這背后,是對邊界的提醒。北京市已開發面向中小學生的人工智能使用指南。全國各地也在探索AI系統對孩子心理成長的影響,比如心理監測、行為預測、情緒分析。但與此同時,也有學校在用AI監控學生表情,判斷是否“走神”,然后調整推送內容。從外部看,這似乎是對注意力的優化;但從內部看,它正在模糊一個邊界:孩子是否還有權利,在課堂上發一會兒呆?
小時候,誰陪你數星星,誰聽你講胡話,誰允許你發呆?那個人,就是你靈魂的奠基人。這個人,現在可能是父母,是老師,或是一本書。但在將來,越來越可能是一個AI系統。你跟它說:“我好難過。”它回答你:“我們來做一個冥想練習。”你說:“我討厭數學。”它回答你:“我為你設計了輕松版數學游戲。”你說:“我不想學了。”它回答你:“根據你的偏好,我為你安排一節更有趣的視頻課程。”
看上去體貼入微,實際上呢?它所做的一切,并不是引導你穿越難題,而是替你繞開它。這一切,看似呵護,其實是一種溫和的馴化。
我們真正希望孩子成為怎樣的人?是能被系統理解的人,還是能對世界提出新問題的人?我們想培養的,是有批判力、好奇心和想象力的人,而不是“AI滿意度評分最高”的人。問題在于,AI越精準,孩子就越像系統的產物。他們長大后可能很會應對模型,很擅長算法式表達,但他們還會不會寫一首“無用”的詩?還會不會在沒有任務的夜里,對著星星發呆?教育的最終目的,從來不是讓人適應系統,而是有力量逃離系統。
教學,是信息的傳遞;教育,是靈魂的觸碰。AI或許能完成前者,甚至做得更快、更準,但后者,只能靠一個人,站在另一個人面前,輕聲說一句:“你可以成為更好的你。”
我們必須守住這條底線:AI是輔佐,不是主導;是工具,不是結構。如果未來的教室里只有系統評分、智能推薦、算法作答,卻沒有一個老師在一旁,微笑著點頭,說:“沒關系,你可以慢一點。”那么我們要問的不是:“AI多強?”而是:“教育,還在嗎?”
AI可以走進教室,但教育必須留在人與人之間。老師可能改變角色,但絕不能消失。因為教育的終極意義,從不是優化適配,而是護送成長。那種帶著迷茫、拐彎、后悔和歡笑的成長——是任何大模型,都模擬不了的生命律動。
AI來了。但老師,必須還在。
(作者胡逸為數據工作者,著有《未來可期:與人工智能同行》一書)
來源:胡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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