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孫玉良

2025年6月2日晚，與多年未見的好友李新喝酒敘舊，喝多了點，手機摔壞了。手機從手中滑落的那一刻，我仿佛聽見了某種東西碎裂的聲音。那是一種令人絕望的聲音，像是某個世界突然關閉了入口。我彎腰撿起它，屏幕上的裂紋如蛛網般蔓延，觸控已然失靈。一種奇異的恐慌從指尖竄上脊背——我忽然意識到，我與世界的聯系被切斷了。

晚上夢見了父親，他打電話給我，而我卻無法接聽。當我試圖回憶所有親人朋友的電話號碼、查看明天的日程安排時，才發現這些信息全都儲存在那個黑屏的方盒子里。我的記憶、社交、計劃，甚至部分思考能力，都外包給了這臺設備。沒有它，我竟不知該如何聯系一個熟人，該如何安排我明天的行程。這發現令我毛骨悚然——我的大腦似乎已經退化了記憶某些信息的功能，就像長期不用的肌肉會萎縮一樣。這塊玻璃與金屬的組合體，令我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慌。

現在最著急的事，就是修好我的手機。找回手機與世界對話，就是我全部的人生意義。我突然意識到，這個小小的裝置已經成為我神經系統的延伸，是連接我與數字世界的臍帶。通過她，我才能接入那個由信息流構成的母體。沒有她，我便成了數字世界的幽靈，看得見卻無法觸碰，存在著卻無法參與。那些社交媒體的點贊、即時通訊的對話、新聞推送的洪流，構成了我刷存在感的主要來源。此刻我被迫退出了這場永不停歇的對話，成了沉默的旁觀者。在這段時間內，我成了“社死人”，這個世界不再屬于我。

人生的意義是什么？沒有手機的日子，我的大腦開始飛速運轉。我發現沒有手機我的人生便失去了意義。我發現我的人生意義就是通過手機與世界對話，那部手機，尤其是我的手機號碼對我有多重要？重要到就像一個溺水者抓住浮木般緊緊握住它。我開始回憶昨天擁有手機的幸福日子，信息如潮水般涌入，未讀消息的數字不斷攀升。我貪婪地瀏覽著，回復著，點贊著，分享著。這種與世界的對話，能夠讓我產生快感，這種快感甚至比性愛還來得強烈。這讓我明白，對現代人而言，存在的本質或許已不再是笛卡爾所說的“我思故我在”，而是“我被關注故我在”。

失去手機揭示了一個殘酷的真相：我們已無法忍受不被數字世界記錄的生活。個體的意義需要通過外部的、集體的確認來實現，而手機正是這種確認的中介。沒有她，我們就會陷入存在主義的恐慌——如果我無法被檢索、被@、被算法推薦，我是否真的存在過？這個時代的人生意義或許真的已經異化為與世界的持續對話。而手機，既是這種對話的媒介，也是對話內容的儲存庫，更是對話存在的證明。我們害怕的不是失去一臺設備，而是失去被世界看見的能力。在這個意義上，找回手機確實找回了某種人生意義——即使這種意義是如此虛幻，如此依賴于他者的目光與算法的眷顧。

現在最著急的事，就是修好我的手機，找回屬于我的世界。這部手機對我太重要了，她是我數字靈魂的容器，是證明我存在于這個時代的最有力證據。失去了才懂得珍惜，花多少錢我也要修好她，把她緊緊抱在懷里。每天早晨醒來第一件事就是確認她的存在，因為在這個世界里，沒有手機的人，約等于不存在的人。哎呀，我們怎么活成了這個樣子，相戀的人都會產生審美疲勞，都會有七年之癢，但愛手機的心情不會。擁有了手機就相當于擁有了世界，你可以恨“美帝”，卻對“美帝”的這項偉大發明，永遠恨不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