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載的“橫渠四句”因董宇輝的引用與聶圣哲的批評再度成為輿論焦點。聶圣哲直斥其“假大空”， 這一言論引起軒然大波，被指是在否定傳統(tǒng)文化、攻擊國學。

那么，這四句話究竟是什么？是顛撲不破的真理，是空洞口號，還是古人理想的精神投射？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得從“橫渠四句”的本源說起。

一、本源探析：張載的哲學抱負與士人擔當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這膾炙人口的四句，并非張載刻意寫下的獨立格言，而是后人從其《張子語錄》中提煉概括而成。

張載的核心哲學在于以“氣本論”重構(gòu)儒家宇宙觀，并賦予“士人”宇宙、歷史與現(xiàn)實三重責任。理解這四句，必須緊扣其本初語境：

• 為天地立心：旨在建立人與宇宙的倫理聯(lián)結(jié)，強調(diào)“人心即天心”，賦予自然以道德意義。
• 為生民立命：為天下百姓立道德根基與社會秩序的方向。
• 為往圣繼絕學：復興孔孟真義，接續(xù)儒家道統(tǒng)，防止精神傳統(tǒng)斷絕。
• 為萬世開太平：通過道德教化與士人的實踐擔當，為后世開創(chuàng)持久安寧。

聶圣哲批評其“大空”，確有其理：張載的愿景基于復興孔孟之道并堅信其能帶來永久太平，目標極其宏大（“大”）卻缺乏具體的、可操作的政治社會路徑（“空”）。但指其為“假”，則是對張載本人的誤讀，他提出此理想是真誠的哲學抱負和士人擔當。

二、后世的過度解讀與神化

后世，尤其理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tài)后，“橫渠四句”經(jīng)歷了層層拔高。程朱等理學家對其推崇備至，朱熹更將其與“天命”、“君子之道”高度綁定，使其從張載的個人志向，升格為所有士人必須踐行的“精神義務”。

明清以后，它進一步蛻變?yōu)楣賹W中的勸學口號，近乎“士人入仕”的精神誓詞，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并列。

然而，這種神化帶來雙重后果：

1. 人們背得滾瓜爛熟，卻未必理解其復雜哲學背景；
2. 它不再是激勵人心的思想，而成為一種外在的“道德要求”甚至“標榜工具”，其內(nèi)在精神實質(zhì)被掏空。

后世批評其“假”，很大程度上源于這種被工具化、形式化后產(chǎn)生的虛偽感。

三、理想與現(xiàn)實：儒學未曾兌現(xiàn)的“萬世太平”

張載的宏偉愿景，在歷史上是否實現(xiàn)過？是否帶來了其所承諾的“萬世太平”？

歷史給出的答案令人清醒：

• 漢代：文景之治曇花一現(xiàn)，隨即陷入王莽之亂與東漢的宦官外戚傾軋。
• 唐代：儒釋道并用，盛極一時，但安史之亂徹底擊碎了儒家治世理想。
• 宋代：理學勃興，北宋卻因重文抑武積貧積弱終致靖康之恥，南宋偏安一隅。
• 明清：朱子理學獨尊，在道德高壓下，士人精神漸趨僵化，社會活力受到抑制。

縱觀歷史，儒學雖在塑造文化認同、維系基本倫理秩序方面有其作用，但作為國家主導思想，它從未完全實現(xiàn)張載所希冀的“為萬世開太平”的終極目標。這一宏大理想，終究缺乏有效的現(xiàn)實路徑。

四、直播間里的文化符號與傳播困境

回到聶圣哲與董宇輝的爭議。

聶圣哲批評董宇輝將“橫渠四句”降維為直播間的“氛圍組臺詞”，雖擴大了文化傳播的廣度，卻嚴重消解了其思想深度，實質(zhì)是將深邃文化淪為博取流量的工具。其核心是對董宇輝“引而不用”、“講而不行”的失望。此批評雖有苛責之處（董本非思想家），卻非無的放矢，深刻觸及了傳統(tǒng)文化在現(xiàn)代傳播中的符號化、淺層化風險。

董宇輝的定位清晰：一個“希望通過文化包裝讓商業(yè)行為顯得不那么淺薄”的主播。他創(chuàng)造性地將傳統(tǒng)文化元素融入帶貨場景，意圖讓人“購物時亦受文化熏陶”。

這種模式在形式上，甚至可以說是后世對“橫渠四句”神化、口號化傳統(tǒng)在媒介時代的某種延續(xù)——它被再次提煉為一個易于傳播、烘托氛圍的文化符號。然而現(xiàn)實效果常是：消費者更多記住了“有文化的主播”這個人設，而非文化內(nèi)涵本身。

五、結(jié)語：理想的價值在于照亮方向

“橫渠四句”所勾勒的，是一幅極其宏大的儒家理想圖景。它并非可被實證的“真理”，也因其缺乏具體路徑而注定難以完全兌現(xiàn)，后世的神化更使其沾染了“大而空”甚至“假”的色彩。

然而，張載的偉大，恰在于他敢于提出如此恢弘的終極關(guān)懷；其動人之處，正在于那份“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士人襟懷與擔當精神。

在當代，“橫渠四句”的價值，或許不在于它能否被“實現(xiàn)”，而在于它作為一種崇高的精神坐標，不斷提醒著知識分子：應當秉持對宇宙人生的深刻思考（為天地立心），肩負起對人民福祉的責任（為生民立命），珍視并傳承人類文明的智慧結(jié)晶（為往圣繼絕學），并始終懷有對更美好未來的不懈追求（為萬世開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