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西柏坡收到了一個令人振奮的消息：國民黨“三青團”頭子康澤被活捉了。

周恩來親筆起草賀電，毛澤東親自修改，賀電送到了劉伯承、陳毅、鄧小平手中，中央高層士氣大振。賀電寫得直接又熱烈：“尤其是活捉康澤，更給全國青年受三青團特務迫害者以極大的興奮。”

這是一次特殊的慶祝。因為康澤代表著國民黨反動統治機器中最陰狠的一面。他長期掌管特務系統，打壓共產黨、鎮壓青年學生，是蔣介石手里的冷血工具。

但讓人沒想到的是，幾年后，這個曾在共軍通緝令中名列前茅的“惡人”，竟然被毛澤東親自點名特赦。為什么？

康澤1904年生在四川安岳，是黃埔軍校三期生。早年成績不俗，還被選派到蘇聯留學，進了莫斯科中山大學。但就是在那里，他干了一件事，把自己的歷史定了性。

1926年，女學生傅學文在一次聚會上放言要回國刺殺蔣介石，康澤裝傻，把她的這番話“請”她寫在紙條上，隨即轉交給蔣介石。這一手夠陰、夠狠，也很“有效”。

回國后，他一路爬升，先當黃埔軍校的訓導員，接著進入蔣介石身邊，成為心腹。1929年不到25歲就當上師級干部，1931年被任命參與創建“復興社”——這個組織后來發展成中國最龐大的特務系統，戴笠是行動派，而康澤是搞理論、抓宣傳、管組織的角色。

1933年，他模仿德國黨衛軍，搞了一個“別動總隊”，號稱“生的進來，死的出去”，這句話不是口號，是制度。他抓捕、監視、清洗、鎮壓進步分子，尤其是共產黨人和學生。

他的風格非常明確：對黨國絕對忠誠，對異己毫不留情。他說自己是“鐵血忠誠”，下屬和同僚卻背地稱他為“僵尸”，因為他從不笑，看人仿佛要看穿你的骨頭。

蔣介石非常信任他。當有人質疑康澤太年輕不能擔任三青團組織處長時，蔣介石親自下令讓他代理，還安排胡宗南“掛名”頂上，實權都歸康澤。這樣的待遇，在國民黨系統里，只有極少數人享有。

1945年后，康澤權勢達巔峰：中央常委、立法委員、三青團書記長、國大代表，一人兼數職，掌控龐大的特務網絡和宣傳機器。他是鎮壓“異己”的尖刀，是蔣介石政治機器的牙齒。

1948年，形勢突變。隨著中原戰局不斷惡化，蔣介石決定讓康澤前往襄樊“坐鎮指揮”。這是個險棋。康澤文官出身，從未指揮過大型軍事行動，卻臨危受命。

到了襄樊，康澤聯合川軍名將郭勛籌建第十五綏靖區，企圖以“死守”換“轉機”。中央軍委早已部署，劉鄧大軍決心拿下襄樊，徹底打通中原戰場。

中原野戰軍的第六縱隊司令員王近山，綽號“王瘋子”，打仗風格猛如虎。他的部隊勢如破竹，很快包圍襄陽和樊城，城中一度斷糧、斷水、無援可待。

康澤的“文官性格”暴露無遺。他先是拒絕城外一六四旅進城，說“誰不回去槍斃誰”；隨后又下令放黃磷彈，焚燒城外居民房數百間，造成大量平民傷亡。這種手段，并沒有擋住解放軍，卻徹底失去了民心。

戰事最緊時，康澤多次向白崇禧、蔣介石發電求援。蔣介石勸他堅守，說城墻堅固，可以拖時間。可他哪里知道，共軍不打不行，一定要活捉康澤。

7月16日下午，最后一波沖鋒開始，司令部被攻破。康澤不戰而降，而是躲入地下室，躺在尸體堆里裝死，用死人身上的血涂滿臉和衣服。解放軍從一個少尉俘虜口中打聽到他的位置，把他從地道中拖出。

“你再不起來，我們就揍你！”有戰士忍不住踹了他一腳，他這才灰頭土臉爬起來：“我投降，我投降。”

康澤被俘的消息傳來，新華社發表通訊《康澤就擒記詳》，標題大膽：“活像一條死豬。”

但南京方面卻反其道而行，發布假消息稱“康司令已殉職”，蔣介石甚至送了“烈士慰問金”10萬元給他的家屬。

事實很清楚：康澤沒死，他活得很好。他被解放軍醫務人員救治，頭部并無大傷，只有兩肩輕微擦傷。他第一句話是問：“我的膀子該不會殘廢吧？”跟他當初信誓旦旦“誓與襄陽共存亡”判若兩人。

令人深思的是，幾年之后，他居然沒被處死，反而獲得了特赦。

1949年以后，康澤被關押在功德林戰犯管理所。他與王耀武、杜聿明等高級戰犯一起接受改造。共產黨對戰犯的政策很明確：懲前毖后，治病救人。

康澤起初抗拒，情緒激烈，但隨著時間推移，他逐漸接受了現實，也開始反思自己的過去。他不像杜聿明那樣寫出精彩的認罪材料，但也沒有再玩小聰明。他被安排做一些文史整理工作，態度轉為平和。

1956年，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專門點名談到康澤：“連被俘的戰犯宣統皇帝、康澤這樣的人也不殺。不殺他們，不是沒有可殺之罪，而是殺了不利。”

這段話非常關鍵，它不是對康澤個人的憐憫，而是一種政治選擇：國家剛剛建立，需要寬容統一；殺人容易，但改造、感化、容納敵人，是更高層次的勝利。

于是，康澤被特赦了。

此后，他擔任全國政協文史專員，從一個反共急先鋒，成了社會主義國家機構里的一份子。毛澤東不殺康澤，是把政治斗爭上升到“爭取人心”的更高層。

康澤代表著蔣介石“黨國體制”里最陰暗、最冷酷、最高效的一面。三青團、復興社、特務處、軍事委員會第二廳，都是他操盤或參與的。他用幾十年服務“黨國”，但最終被歷史拋棄。

他的結局讓人思考的不是“他值不值得被原諒”，而是為什么共產黨愿意原諒他。

這個問題，在當年，甚至在今天，依然有意義。

毛澤東說得直接：“不殺他們，對人民事業，對國際影響都有好處。”這是一個新政權的態度——不是報復，而是改造；不是仇恨，而是引導。

康澤最終沒有“死于人民的憤怒”，而是“活在體制的包容”中。這不是對個人的縱容，而是對整個社會治理方式的一次抉擇。

共產黨打贏了戰爭，不是靠殺戮，而是靠團結。對待敵人，不是所有人都得死，有的人必須死，有的人可以活。誰能活，不是因為無罪，而是因為“活著”更有意義。

康澤活了下來，是因為他已經不重要。

《康澤就擒記詳》，新華社1948年7月22日

《毛澤東選集》第五卷，《論十大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