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被統治的藝術

作者/慧超

（一）

治大國如烹小鮮。

這句話向來被視為滿蘊政治智慧的箴言，其實在智慧之外，這句中國人耳熟能詳的短句，也道出了某種現實的無奈與殘酷性——尤其對于掌權者與改革者而言。

相對于現實的復雜性與巨大慣性，所有改革者都面臨一個人類永遠無法逾越的命運鴻溝：

人的生命實在太有限，而一個人的政治生命就更短促了。

非常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我之前寫過的“王安石變法”。

王安石在掌權之前，是很講理，很君子的，但他懷抱改革雄心登上高位之后，惱怒地發現，大量的時間、精力與政治資源，都被浪費在與反對派爭吵上了。

于是王大人一改開明、包容面孔，迅速褪去了耐心與天真的一面，為自己裝上了滿口獠牙，不擇手段地排除異己，甚至對自己所尊敬的老師、朋友也毫不留情。

畢竟爭吵往往徒勞，撕咬才立竿見影。

想要在有限的政治生命中完成改革，就只能烈火烹油，走向更集權，更狹隘，更刻薄。

王安石當政時期，黨同伐異之風尤甚，因為他發現，想要盡快地推進改革，就必須選拔那些聽話的“自己人”，哪怕他們都是些見風使舵的政治投機者，也好過蘇軾那樣有才干、有思想、有抱負的“刺頭”。

這是古往今來所有改革者必須面臨的悖論：

想要在短時間內出成果，往往只能去賭大力出奇跡，但大力不一定會出奇跡，更有可能出現的是抵抗、沖突、變形乃至反噬，最終落地成果往往與改革者的初心南轅北轍。

“好的初心，好的政策”最終卻變成一場蔓延至全社會的巨大災難，這樣的故事在歷史中一再重奏。

（二）

以上是從掌權者的角度，淺薄地呈現了“統治之難”的一個細微切面。

站在小人物和普通老百姓的視角，面對強悍的皇權與無孔不入的國家意志，個體能做的真的只有被動地承受或服從嗎？

答案顯然是否定的。

如果決策者提出的任何政策，底層民眾都會無條件地執行，那掌權者所面臨的改革困境就根本不會存在。

這正是加拿大漢學家宋怡明在《被統治的藝術》這本書中，試圖探討的主題。

這本書主要聚焦明代東南沿海軍戶這一特殊群體，以此考察剖析明代的日常政治，即普通民眾在帝制時代的生存策略，以及民眾如何與國家互動，并與之博弈，乃至借由政策與制度為自己謀利的故事。

讀《被統治的藝術》，你會感嘆于民間的智慧之盛，也會唏噓于統治（或稱管理）之難。

有明一代，太祖朱元璋定下了許許多多奇葩死板又殘酷的政策，戶籍政策就是其中的代表。

百姓被分為軍戶、匠戶、灶戶等戶籍，一旦確定，世代相襲：

你爹是打鐵的，那你也必須打鐵，你的兒子、孫子也必須打鐵，生生世世不得更換職業。軍戶也是如此，一旦入編，你家就必須承擔永久性的兵役，無論你生個華佗還是愛因斯坦，他的命運也只能去當兵。

在這種死板、殘酷、不容置疑的制度下，明代的普通百姓，在面對政策與制度時，在權衡利弊之下，采用了種種決策者從未曾設想過的策略回避、對抗乃至利用制度為自己套利的應對方式。

宋怡明稱之為“被統治的藝術”，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就是：

普通人在殘酷的制度設計下，如何盡可能地優化自身處境，“陽奉陰違”地為自己利。

（三）

《被統治的藝術》一書中，探討了許多有趣的政策悖論。

這些政策在被提出時，或填補漏洞，或規避風險，往往對統治者有著較強的現實意義。

但在執行的過程中，在日常政治的不斷打磨下，政策往往不可避免地產生了某種畸變，與決策者的初衷背道而馳，乃至形成了更大的制度漏洞與政治風險。

譬如朱元璋為了防止軍戶就近參軍，可能會與當地宗族勢力結成利益團體，所以他在軍隊中推行“回避原則”，即所有參軍的士兵，必須前往遠離自己家鄉的駐地服役。

即以“解域化”的方式，將士兵由原有的社會網絡中連根拔起，讓這些危險的持刀者以原子化的形式為帝國服務。

但僅僅兩三代之后，這些被“解域化”的士兵后代，就在衛所所在地完成了“再域化”，一個個原本陌生的原子化個體，再一次因為利益而團結在一起，他們與上級長官、當地精英富商形成了新的利益群體。

一項試圖打破既有利益集團的政策，在現實的巨大引力與慣性之下，反過來，卻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團，而這些新的既得利益集團往往擁有更大的談判籌碼，轉而成為革新政策的堅定反對者。

縱觀朱元璋的治國理念，“穩”字是其最重要的底層治理邏輯。洪武皇帝的諸多政策都透露著強烈的靜態傾向，這個農民皇帝試圖建立的，是一個封閉的、死板的、固態的、百姓原子化的“鐵籠社會”。

朱元璋心目中的理想國，就是個“一潭死水”般的國家。換言之，就是最大化利于統治者統治的社會。

元帝國曾是一個世界性的帝國，但朱元璋卻對外部世界有著極強的排斥性，那時海外貿易已經可以為帝國帶來巨大財富，可朱元璋一拍桌子，就禁絕了所有的海外貿易，甚至禁止漁民出海捕魚，以三日為限令所有島民內遷，違者死。

這是中國古代最荒誕的政策之一。事實上，海禁政策非但沒有帶來穩定，反而激發了倭寇之患。

如今很多不懂歷史的人，一談到明代的倭寇，就默認為那是日本人。

實際上，真實的歷史中，日本人只是倭寇的一小部分，明代倭寇包含大量的“佛郎機人”，即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以及東南亞諸國商人。

是的，大量的倭寇其實是亦商亦盜，因為那時的海上貿易要面臨海盜等眾多風險，所以各國的商船都是武裝的。當明王朝禁絕了海上貿易，這些生意受阻的商船為了活路，就淪為了海盜和倭寇，以劫掠為生。

而明代倭寇成員比例最高的，其實是中國人，包括曾經的沿海漁民，以及明王朝的地方代理人，負責海防的衛所與軍戶們。

“我們無法在走私者、商人和倭寇之間劃清界限，實際上，同一群人往往同時在走私貨物、買賣商品、燒殺搶掠?！?br/>

這一點，恐怕是朱元璋在制定海禁政策時，無論如何也想象不到的。

（四）

《統治的藝術》也講述了這一海禁政策誕下的怪胎，宋怡明將此總結為一種“制度性套利”。

雖然軍戶是一種死板殘酷的世襲制度，但不代表身為軍戶一點好處沒有。事實上，沿海衛所中的軍戶們，很快就發現了軍戶身份的隱性福利——

最安全、最暴利、最肆無忌憚的違法者，自然是執法者自身。

沿海衛所的軍官和士兵，是進行海上走私活動、海盜與劫掠行為的“最佳人選”。

首先他們擁有更好的武裝船只和航海技術，在明代，衛所是國家唯一允許可以合法建造大型遠洋船舶的地方。

其次，軍人的身份，使得他們很容易和沿海精英大戶家族建立信任與合作關系，而這些家族則長期控制著海上貿易與資本財富。

最重要的，是軍戶執法者的身份，他們是負責控制、取締海上非法貿易的人，也是負責征討倭寇的人。

他們掌握著軍隊海巡的路線和時間，這意味著，他們想抓誰不一定抓得到，但軍戶不想抓的人，那一定可以抓不到。

這背后產生了巨大的尋租空間，而他們顯然不缺少愿意上繳“保護費”的客戶：

“幾乎各個階層的沿海居民，從貧窮的漁民到富裕的鹽商，再到地方精英，都在某種程度上參與著非法海上貿易。長期存在的非法貿易網絡是地方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 。

至為諷刺的是，自海禁后蜂起的倭寇與海盜劫掠，一直被紫禁城的統治者視為心腹大患，但史料呈現了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現實：

很多時候，帝國耗費無數國帑大力征討的所謂倭寇，其實正是那些吃著公糧的衛所官兵，沿海衛所官兵的職責是平定倭寇，可海上最可怕的“倭寇”，卻正是他們自己。

西班牙傳教士科爾特斯曾記述這樣的見聞：

原本奉命剿滅海盜與倭寇的大明沿海衛所士兵，卻對沿海村莊燒殺搶掠，對海上遇到的每一艘船只進行掠奪，事后上報時謊稱這些船只為“倭寇”。

這些衛所士兵不僅搶劫貨物錢財，往往還會殺死船上所有船員——在交給上級的報告中，這些被殺死的無辜商人和漁民，變成了倭寇和海盜，而軍官和士兵們則守海有功。

“終明之世，軍人利用自己靠近海防體制的優勢牟利自肥。”

（五）

中國人常說：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政策的制定者，往往與真實的現實隔著一道難以逾越的壁壘，很多時候，這壁壘與智商、學識、善惡無關，它更多由人的處境與心中的成見所決定。

當“想當然”的政策遇到堅硬而復雜的現實，破碎的往往是決策者內心的圖景。

我不由地想起前些日子在《從萬歷到康熙》這本書上，讀到明代討倭名臣朱紈的悲劇故事。

朱紈是個能臣，也是個悲情式的人物。他是個眼里不容沙子的人，也是不折不扣地執行朱元璋海禁政策，全力討倭的人。

朱紈升任提督后，負責浙、閩兩地海防軍務，以雷霆之勢連續大敗倭寇，確實打擊了當時沿海倭寇與海盜搶掠的氣焰。

可朱紈的悲劇也是注定的——本質上，他是明王朝自相矛盾與畸形的海外貿易政策的犧牲品。

朱紈所對抗的，根本不是草臺班子和海上的散兵游勇，而是明王朝的正規軍，而是從北京到地方勢豪的一整個走私利益鏈條，所以彈劾他的，不僅有地方勢力，還有兵部侍郎、巡按御史、兵部尚書等朝廷大員。

朱紈最后的結局，是頂著常人難以忍受的巨大冤屈，激憤之下自殺明志。自戕之前，朱紈寫下了下面這樣的句子：

“去外國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瀕海之盜猶易，去中國衣冠之盜尤難?！?/p>

水至清則無魚，在我們的現實中，眼里容不得沙子的人，最后的結果往往自己瞎掉。

（六）

“上面的政策是好的，只是下面的人執行歪了?！?/p>

這是每個中國人都耳熟能詳的一套邏輯。

但如果嚴肅探究，在這個句式邏輯之下，上面所謂“好的本意”，其本質上就站不住腳。

所謂好的政策，一定是深思熟慮之下，綜合地方現實、習俗文化、民眾素養因地制宜的。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所謂“本意是好的政策”，如果決策者在一開始就沒有考慮過現實與社會文化的復雜性，在決策時就沒有考慮到，它有可能以各種各樣的形式被“執行歪了”——

那么“好的政策”，在拍板決定的那一刻，就是個偽命題，恕我直言，這樣的政策，它的本質就是一個“壞政策”。

自古以來，中國人最熟悉的莫過于種種“運動式治理”。政策往往如一場飆風般席卷全市、全省乃至全國，基層的每一根毛細血管都放下手頭工作，不遺余力地投入到這場風暴之中。

但幾乎每一次，政策的風暴都會敗于更加強韌的現實。

有時它戛然而止，有時它反復抽風，經過幾次無奈的博弈后才偃旗息鼓。

雖然報給上級官員和皇帝的奏折中都會寫“成績斐然”，但從決策者到最底層的老百姓，心里都明白，這場“運動式治理”，又失敗了。

帝國政策一方面型塑了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同時，普通百姓精明狡猾地在政策下輾轉騰挪，也反過來作用于政策，并潛移默化地改寫著帝國與個體命運的軌跡。

決策者往往得意于自己“統治的藝術”。其實，原子化的個體，也擁有著不可小覷的主動性，他們也深諳“被統治的藝術”——很多時候，就是逃避統治的藝術，或者說是“不被統治的藝術”。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