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的真貢獻

來源 | 國家圖書館

薦書人

羅翔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洞穴公案’并非足以與‘洞穴奇案’相頡頏的思想實驗，也并不是后者的山寨與舶來，只是另一種寫法的《中國法思想史》而已。”

——引自《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

《洞穴公案：中華法系的思想實驗》以中國古代的“管秋陽食人案”為原型，探討了中國語境下法律與道德的關系。

“絕境之下是否可以殺人救父”，孝道是否高于法律？

閱讀本書就像是在看中國版的“十二怒漢”，十四位虛構的古代人物圍繞此案應如何定性，慷慨陳詞，演繹了一場思想碰撞的盛宴。

本書充滿著戲劇沖突，好看，耐看，完全可以改編為電影劇本。

當你為一種觀點所折服，馬上又會被另一種觀點推倒重來。

在不斷的建構與解構中，我們的思考也會更加深邃，從而走出非此即彼的獨斷。

中國古代一直存在儒家與法家的禮法之爭，現代性的法治既反對儒家的泛道德主義，以理殺人，亂揮道德大棒，以圣人的標準來要求他人，因為論心世人皆有罪。

但同時也要反對法家的刻薄寡恩，嚴酷無情，走向機械司法，讓司法官吏淪為法律機械人。

因此，入罪必須講法律，法律只是對人最低的道德要求，法官不能隨便造獄；但出罪可以講道德，道德所鼓勵容忍的行為，不宜認定為犯罪。

法律必須給脆弱的人性提供出氣孔，“人情可以抵御公權，但公權無法消滅人情”。

有人視“法治”為舶來品，也有人篤信“法治”為徹底的土產品，但真理從來都是在成對錯誤中的一種合乎中道。

法律人非常熟悉1215年英國《大憲章》的“法律至上，王在法下”，但本書卻提醒我們荀子更古老的教導——“從道不從君，從義不從父，人之大行也”。

當學者們為德國刑法學者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會的政策才是最好的刑事政策”——拍手叫好，本書卻告訴我們儒家先賢早就認為“亂世的犯罪，責任主要在國家”，非民之過，當哀矜之。

朱元璋的“治亂世用重典”本是對上古法律格言“刑罰世輕世重”的徹底歪曲與背離。

定罪量刑不是教條式的剛性邏輯推理，它需要常識和情感的調和，法律人不能傲慢地拒絕聆聽普通人的智慧，西方有公民陪審團（JURY），我國有人民陪審員，中國古代討論疑難案件亦有本書所謂的“集議制度”。

當法律思維與普遍智慧相結合，疑案才能得到較好的解決，法律的生命是經驗而不是邏輯。

無論古今中外，人類所面臨的問題都有相似之處，都存在一些共同的困境。

地方性的思想在某種意義上也是一種普遍性的智慧。無需糾結于“他的”與“我的”區分，本質這都是“我們的”。

人類思想充滿著共通性，殊途同歸。沒有必要區分孰先孰后，誰是原創，誰是抄襲。

人類無法發明道，只能發現道，道之本身就跨越時空國別，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象，萬象也終將歸一。

地方性智慧也具有普遍性的意義。

開放的胸懷既包括對本土古典思想的重拾，也包括對域外的經驗接納。驀然回首，也許外來的就是本生的，本生的也會在外土發揚光大。

一如作者所言，本書并非《洞穴奇案》的翻拍，更非東施效顰似的山寨，而是中國古代法律思想的舊話新說。

作者揭示了隱藏在歷史長河中諸多被人忘卻的寶貴法律思想。

發掘被人遺忘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貢獻。

人們總想構建新學問，但是真正的新學問，少之又少，絕大多數都是新瓶裝舊酒。

能夠貢獻新瓶，就是令人矚目的真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