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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1957年，北京。危秀英站在人民大會堂外，望著人群中一個熟悉又陌生的男人，對方的眼神像火，直直地盯著她。

22年前，她背過一個高燒的戰士翻山越嶺，現在，他是四川省委書記。

童養媳到女紅軍：危秀英的長征起點

1910年，江西瑞金，危秀英出生，六歲，被賣為童養媳。

對方家境貧寒，脾氣暴烈，她每天挑水砍柴，犯錯就挨打，腳趾凍傷，腳背結繭，十四歲前，她幾乎沒有穿過布鞋。

她身高只有一米四，骨架小，背駝，頭發常被拽著揪下來，走路一瘸一拐，她的口音重，連隔壁村人都聽不懂她的話。

1930年，紅軍在瑞金公開招兵，村口掛了兩張紅紙，男人爭著報名，女人圍著看，危秀英偷偷剪了辮子，把自己當男人報了名，政審不過關，她是童養媳，沒有自由身。

她沒哭，蹲在縣委門口兩天兩夜，一個老鄉認出了她，是蔡暢當年在中央婦女運動會上的學生，她說：“這個人腦子好，心也硬。”蔡暢點頭同意。

她進了紅軍婦女部，學認字，從‘人’和‘火’開始，后來她負責分發軍裝，寫通告，照顧傷員，做飯，給女兵剪頭發，她學得快，記得牢，干活準。

毛澤東看見她的時候笑了，說：“這小個子是誰？”朱德笑著補一句：“是個矮子。”

這兩個字，從此成了她的代號，別人喊她“矮子”，她點頭回應，沒人叫她名字，她也不在意，她說：“我矮，躲子彈也快。”

1934年，長征開始，她主動申請隨隊出發。很多人勸她留下，說她腿短、胃弱、走不了雪山草地，她不吭聲，把背包背上，擔架隊人手不夠，她去扛。

有一回，在貴州印江縣，紅軍夜宿村落，敵軍趁夜包抄，后方幾十名民工想逃，危秀英一手提著柴刀，一手抱著一筐軍糧，擋住他們。

她說：“你們跑出去就是死，跟我走還有飯吃。”

民工猶豫，跟著她鉆進竹林，穿過一個土坡，兩小時后，部隊安全撤出，指揮員問她是怎么帶回民工的，她說：“罵的。”她沒說，那筐軍糧本來是她三天的口糧。

生死救援：危秀英背起瀕死的廖志高

1935年春，川黔邊界，烏蒙山脈西麓，大雨連天，道路塌方，傷員急劇增多。

部隊分批通過一段懸崖小道，擔架不夠，只能輪流背人，危秀英抬完最后一個傷員，準備回營地取水，她聽見一聲低哼，像是野獸在喘氣。

她循聲摸過去，發現一個人半身埋在草叢里，臉色發青，嘴唇泛黑，雙眼緊閉，身旁有一只空水壺，壺底貼著紅三軍團的標識。

她扒開軍裝袖口，摸到一張編號布條，上面寫著“廖志高”。

危秀英記得這個人，四川人，通信員，打仗兇，不怎么說話，三天前她見過他，在營地里幫人縫褲子，那時他咳嗽不止，沒人管，他說自己沒事。

她試圖搖醒他，無反應，體溫燙得像炭，腳腫得像饅頭，她把自己的水全倒在他嘴里，還是沒睜眼。

她咬咬牙，解下行李，把他背了起來。

她個子矮，只能把他擱在背脊和臀部之間，一步一蹭地爬，前面是斷崖坡，草深一米，敵軍在不遠處，子彈掃過，打斷樹枝。

“你放我下來。”背上的人忽然開口，聲音發啞，“你背不動我，會死。”危秀英咬緊牙關沒回話，廖志高掙扎著要滾下去，她一個后仰，壓住他。

她吼：“我是擔架隊的。你聽命令。”廖志高不動了。

夜里山風冷，危秀英割了幾把野草鋪地，把他放下，挖個淺坑埋上熱石頭，給他敷在胸口和腹部。她把自己的棉衣撕成幾條布，把雪水蘸在上面，貼他額頭，腋窩。

這種辦法是她從湘西老兵那學的，退燒，不傷身，第二天，他出汗了，她喂他嚼面粉團，一點點往嘴里抹。

三天后，紅軍主力接應。擔架抬走他，他沒再說話，危秀英也沒跟去，她又背起下一個傷員。

她沒記住廖志高，她救的人太多了，途中染傷寒、凍壞腳、骨折、出血，誰都可能死，她記不住每一個人。

后來有人問她，救過誰？她說：“都是活人，后來成什么人我不曉得。”

22年后的重逢：省委書記的感恩

1957年，危秀英第一次進北京。

她作為廣東農墾代表參加全國會議，坐火車三天三夜，第一次穿干部裝，衣服新，鞋子硬。

下車那晚，她沒吃飯，只看著站前那塊寫著“人民英雄紀念碑”的大字，她不識字，身邊人讀給她聽。

會議那天，蔡暢接見她，很多年沒見，還是那句話：“矮子，你還是矮。”她笑，不多話，蔡暢說帶她去一個地方吃飯，有老戰友在那邊。

到了門口，已經有人在等，穿深灰中山裝，胸口別著省委代表證，個子高，頭發整齊，蔡暢介紹：“這是廖志高，現在是四川省委書記處書記。”

他一聽名字，眼神像著火，盯著危秀英看了五秒，她躲開，沒認出他，廖志高開口：“你……你是不是叫危秀英？你是……擔架隊的那個‘矮子’？”

危秀英沒反應。他繼續說：“1935年，你在烏蒙山背過我，我發燒，你用雪水退的燒，你還罵我，讓我別動。”

她愣住，手指揪著褲縫，臉上沒表情，眼睛卻慢慢紅了，她說不記得了，她救過很多人，那一段她只記得雨、泥、山，還有喘不上氣的夜。

廖志高突然站起來，深鞠一躬，他說：“我能坐在這兒，是你救的命，你背我下山，用布條壓著我胸口，說‘活著才有仗打’，我沒忘。”

屋里安靜幾秒，蔡暢坐在中間，沒說話，危秀英輕聲問：“你真的是……那個躺在草窩里，滿嘴血的？”

他說：“是。”

她點點頭，低下頭說：“你現在是書記了啊，那就好。”

吃飯時，他一句話也沒多問她的生活，她也沒主動說，只是夾菜的時候提了幾句：她長征后去江西搞婦救會，解放后去了廣東農墾，種甘蔗，帶民兵，帶娃讀夜校，她說：“長征時沒死，后來，就活下來了。”

他問：“你記得鄧六金嗎？”

她說：“她在草地拉過我一把，后來我救過她，她吃了毒蘑菇，吐了一地，我給她灌鹽水。”

他一怔：“那也是你？”

她說：“我那時就記一個事，不能讓人死。”

他眼圈紅了，沒再說話，飯吃完，他讓秘書把她送回住處，第二天，他帶了幾本書過來，其中一本是他當年寫的紅軍戰斗日記，封面破舊，里面一頁寫著：

“危秀英，紅三軍團擔架隊，身高不足四尺，背我三晝夜，救我一命。終身不忘。

平凡英雄的晚年與傳承

1970年代，危秀英已經退休，在廣東梅縣住，兩間瓦房，院里種豆，她早年受傷，腰不好，走路靠拐杖。

家里來過記者，她不開門，她從不提自己是女紅軍，別人問，她說：“我就是農民。”

村里人只知道她是個寡言的老太婆，種得一手好菜。

但廖志高記得她，他當省委書記那幾年，跑遍了川西的紅軍舊址，每到一個地方，他都提她的名字。

開會時他講：“長征活下來的，都是命里有的人，但我不是靠命，是她扛出來的。”

他在一場紅色教育動員會上，說：“她背了我，就沒丟，一個矮子，比山還高。”

他讓人整理擔架隊名冊，找回能找的名字，1959年，他主持建川黔交界紅軍戰斗紀念碑，在石碑一側刻上“危秀英”三個字，他說，不能讓這名字斷了。

她沒去揭幕，她說：“那都是上頭人的事，我不是那人。”

她最常說的一句話是：“長征時，我只想活，也想讓別人活，就這。”

她一生沒有子女，也沒改嫁，老了耳背，說話更少，鄰居說她脾氣怪，不愛熱鬧，她每年清明會一個人出門，到山上站半天，沒人知道她去哪里。

2005年，危秀英去世，95歲，當地民兵幫她立了個簡易墓碑，上面刻了六個字：“女紅軍危秀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