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下令對白宮國家安全委員會（NSC）進行“重大改革”，亞洲事務團隊幾乎全員被裁，僅高級主任簡以榮留任。這一罕見人事調整，引發外界對美國對華政策轉向的猜測。

特朗普的這次行動并非孤立事件。本月初，中美關稅談判前夕，白宮貿易顧問納瓦羅——以對華強硬著稱的“鷹派”代表人物——突然被排除在談判團隊之外，改由貿易代表格里爾接手。納瓦羅曾主導對華加征關稅政策，他的出局被視為特朗普對現有對華策略的不滿。如今NSC中國事務團隊遭清洗，進一步印證白宮內部對華政策思路正在重構。

特朗普（資料圖）

被解雇的NSC亞洲事務團隊成員中，包括長期負責中美關系協調的資深官員。按照路透社披露的信息，NSC原有近400名雇員，特朗普計劃將其壓縮至“數十人規模”。這意味著未來涉及中國乃至亞洲事務的決策流程將大幅簡化，甚至可能繞過傳統官僚體系，直接由特朗普核心圈定調。

特朗普為何突然對涉華團隊“動刀”？觀察人士指出，過去兩年美國對華施壓政策效果有限，甚至適得其反。以貿易戰為例，美國對中國商品加征高額關稅，但2023年中國對美貿易順差仍達3829億美元，較貿易戰前反而增長12%。更讓白宮尷尬的是，美國企業并未如預期撤離中國市場，反而在電動汽車、半導體等領域加大投資。今年4月，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企在華直接投資同比增加8%，其中制造業占比超過六成。

工業領域的相互依存讓美國難以徹底脫鉤。以航空產業為例，盡管美國對中國飛機加征150%關稅，但波音仍以每架1.1億美元高價采購中國產飛機，遠超同期英國、新加坡4000萬美元的采購均價。這種“加價也要買”的矛盾，暴露出美國供應鏈對中國制造的深度依賴。

特朗普（資料圖）

金融領域的博弈同樣微妙。截至2024年3月，中國持有美國國債規模仍維持在1.1萬億美元水平。今年2月，日本某銀行拋售300億美元美債后，10年期美債收益率單日飆升20個基點，迫使特朗普親自致電日本首相協調。若中國選擇大規模減持，美國財政部的融資成本將面臨巨大壓力。這種“金融核威懾”讓華盛頓在對華極限施壓時不得不三思。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此次調整并非完全轉向溫和。NSC改革后，國防部和國務院的話語權可能增強，而這兩個部門同樣不乏對華強硬派。五角大樓2024年度《中國軍力報告》仍將中國列為“首要戰略競爭對手”，國務卿布林肯近期更公開宣稱“對華接觸時代已結束”。這種矛盾信號意味著，美國對華政策很可能進入“雙軌制”階段：在經貿領域尋求有限合作，在科技、軍事領域繼續圍堵。

對于中國而言，特朗普的“清洗”行動既是挑戰也是機遇。一方面，NSC專業團隊的解散可能導致美國對華決策更情緒化，增加突發摩擦風險；另一方面，官僚體系弱化也為中美在氣候、禁毒等低敏感領域合作打開窗口。今年4月，中美禁毒工作組時隔三年重啟對話，便是務實調整的跡象。

美國（資料圖）

歷史經驗表明，美國總統第二任期往往尋求外交遺產。里根在第二任期內與蘇聯簽署中導條約，奧巴馬推動伊朗核協議，特朗普如今大幅調整對華團隊，不排除為后續談判鋪路。但不同于前任的是，特朗普更傾向“交易思維”而非戰略規劃。他在自傳中寫道：“談判的藝術在于讓對方相信你隨時會走人。”這種風格決定了對華政策仍存變數。

北京方面的反應顯得冷靜而克制。外交部發言人近期表示：“中美關系不是你輸我贏的零和游戲。”這種表態暗示中國更關注實質利益而非形式姿態。事實上，即便在貿易戰高峰時期，中美雙邊貨物貿易額仍保持在每月500億美元規模，兩國產業鏈早已你中有我。

眼下最大的懸念在于，特朗普是否會借人事調整推出新對華框架。有分析認為，他可能復制1980年代對日策略：通過“自愿出口限制”等非關稅手段管控競爭。但中國不是日本，擁有完整的工業體系和金融市場反制能力。當美國商務部試圖切斷華為芯片供應時，中國手機品牌全球市場份額反而提升至45%，創歷史新高。

這場白宮人事地震的余波仍在擴散。被解雇的NSC中國事務主任馬修·波廷杰曾警告：“對華政策需要專業性和連續性。”如今專業團隊解散，美國對華決策或將更依賴特朗普的“直覺”——這種不確定性，或許才是未來四年中美關系最大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