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國運”的討論，往往融合了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集體奮斗與時代機遇的復雜交織。雖然“國運”本身并非科學概念，更像一種文化敘事，但歷史上確實存在一些關鍵轉折點或重大事件，因其深遠影響和看似偶然的時機，被許多人視為國家發展軌跡中“運勢”的體現。以下是一些常被提及的例子（以中國近現代為主，兼顧全球視角）：

中國視角

抗日戰爭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

事件： 中國在極端劣勢下堅持抗戰，最終與世界反法西斯同盟一起贏得勝利。

“國運”體現： 中國作為主戰場之一，付出了巨大犧牲。二戰全球格局的轉變（如太平洋戰爭爆發、美蘇參戰）客觀上極大地牽制了日本，為中國最終勝利提供了關鍵外部條件。這場勝利避免了亡國滅種的危機，奠定了中國作為聯合國創始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是近代以來民族命運的重大轉折點。

抗美援朝戰爭的戰略意義：

事件： 新中國立國之初，在國力懸殊的情況下毅然出兵朝鮮，與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作戰，最終將戰線穩定在“三八線”附近。

“國運”體現： 這場戰爭被廣泛認為“立國之戰”。其勝利極大地提升了新中國的國際地位和民族自信心，打破了美軍不可戰勝的神話，為中國贏得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進行建設（蘇聯援助的“156項工程”與此有密切關聯）。這場以弱勝強的戰爭，在許多人看來是“國運”的體現，因為它奠定了后續發展的安全基礎。

抓住第三次科技革命與全球化機遇：

事件： 中國在20世紀70年代末實施改革開放，恰逢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興起和全球產業轉移加速。

“國運”體現： 改革開放的決策與中國發展路徑的選擇，本身是主動作為的結果。但時機至關重要：中國正好在全球化浪潮興起、發達國家尋求低成本制造基地的歷史窗口期，憑借龐大的人口紅利、穩定的社會環境、逐步改善的基礎設施和政策引導，成功融入全球經濟體系，實現了經濟騰飛。這種歷史機遇的“天時”，常被視為“國運”的一部分。

蘇聯解體與國際格局劇變：

事件： 1991年蘇聯解體，冷戰結束，兩極格局崩塌。

“國運”體現： 對于中國而言，這一劇變既是挑戰（失去重要的戰略平衡力量，意識形態壓力），但也帶來了巨大的戰略機遇期。美國將戰略重心轉向中東和反恐，客觀上減輕了對中國的戰略壓力，為中國爭取了寶貴的和平發展時間。中國得以繼續專注于國內經濟建設，并在多極化趨勢中逐步提升自身地位。這種外部環境的重大利好轉變，帶有很強的偶然性和不可預測性。

成功應對重大危機（如1998年洪災、2003年非典、2008年汶川地震、新冠疫情初期等）：

事件： 在面臨重大自然災害或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時，國家展現出強大的動員能力、組織能力和資源調配能力，有效控制了局面，保障了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和社會穩定。

“國運”體現： 面對天災人禍，一個社會能否有效應對，考驗的是其內在的韌性和治理能力。能夠成功度過這些危機，避免其演變成系統性崩潰或社會動蕩，在某種程度上被視為國家生命力的體現，也被一些人解讀為“國運”尚在的象征。

全球視角（他國興衰的“運勢”感）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中的崛起：

事件： 美國在兩次世界大戰初期均保持相對中立，后期參戰并成為決定力量。戰爭嚴重削弱了歐洲傳統強國，而美國本土遠離戰場，工業實力和金融資本得到巨大提升。

“國運”體現： 美國崛起為超級大國，固然有其工業基礎、制度優勢等內在原因，但兩次大戰的時機、地理位置帶來的相對安全、以及戰后主導國際秩序建立的機遇，都帶有強烈的歷史偶然性色彩，被視為其“國運”亨通。

蘇聯解體的偶然性與必然性：

事件： 1991年，存在了近70年的超級大國蘇聯轟然解體。

“國運”體現： 蘇聯解體的根本原因在于其體制僵化、經濟結構失衡、民族矛盾等深層問題（必然性）。但具體解體的方式（相對和平）和時機（戈爾巴喬夫改革、切爾諾貝利事件、油價下跌等多重因素疊加） 則充滿了戲劇性和偶然性。這種超級大國的突然崩塌，常被視為“國運”終結的標志性事件。

地理大發現與歐洲的興起：

事件： 15-17世紀，歐洲國家開啟大航海時代，發現新大陸、開辟新航路。

“國運”體現： 這一過程充滿了冒險、偶然性和技術積累（如航海技術、造船術）。率先完成探索并成功殖民擴張的葡萄牙、西班牙、荷蘭、英國等國，獲得了巨大的財富和全球影響力，奠定了現代西方主導地位的基礎。這種搶先一步發現并利用全球資源的“運氣”，是歐洲崛起的關鍵外部因素。

需要強調的關鍵點

“國運”并非宿命論： 將上述事件視為“國運”，并非宣揚一切都是命中注定。相反，它更多強調歷史進程中機遇（“運”）與主觀能動性（“國”）的辯證關系。

機遇只眷顧有準備者： 幾乎所有被視為“國運”降臨的時刻，都建立在國家內部具備一定的基礎條件、戰略眼光、組織能力和全民奮斗之上。沒有這些基礎，“運氣”來了也抓不住（例如，改革開放前的積累、抗美援朝時志愿軍的英勇）。

偶然性中的必然性： 很多“運氣”事件，細究起來有其內在邏輯或結構性的原因（如科技革命是長期積累的爆發，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要求），但具體的時間點、表現形式和影響范圍則充滿偶然。

“國運”是后視鏡視角： “國運”往往是后人回顧歷史時，對一系列復雜事件和因果鏈條進行簡化敘事的結果。身處其中的人，往往難以清晰判斷當前是“上升期”還是“衰落期”。

保持敬畏與努力： 談論“國運”，更多的是表達對國家發展歷程中克服艱難險阻、抓住歷史機遇的感慨與認同。它提醒我們，國家的發展道路充滿不確定性，需要居安思危，保持戰略定力，持續奮斗，才能更好地把握未來可能的機遇（“運”），創造更光明的未來（“國”）。

總結來說，“國運”更像是一種文化隱喻，用以形容那些深刻塑造國家命運、兼具歷史必然性與戲劇性偶然的關鍵節點。 理解它，不是為了迷信虛無的“運勢”，而是為了更深刻地認識到：國家的興衰榮辱，既離不開千萬人的智慧與汗水，也受制于時代浪潮的起伏；唯有不懈奮斗、保持清醒、善于把握時代脈搏的民族，才能在歷史的驚濤駭浪中，把偶然的機遇轉化為必然的成就。真正的“國運”，藏在每一代人對腳下土地的責任與擔當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