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許多情境下，所謂的自嬤反而是構建主體性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求博主別再自嬤。”

“‘自嬤’真是21世紀同人圈最偉大的發明。”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自嬤”一詞在社交媒體上的出現頻率越來越高。

這一發源于亞文化領域的專有名詞，以其對網絡上許多現象的“解釋力”成功破圈，逐漸進入流行用語的范疇。

“自嬤”中的“嬤”一詞，在同人文化圈中，大致指“希望自己所喜愛的角色在CP關系中處于被動地位”的群體。對這些人而言，角色在CP關系中呈現出的脆弱感、破碎感有著特別的審美意義。

但在大眾化的使用中，“嬤”一詞脫離了原有的語境，變得僅僅與“弱勢地位”掛鉤；而如今流行的“自嬤”一詞，其含義也因過度延伸而變得模糊不清：

無論是將身處權力下位的自己幼化、萌化，還是以細致的文字描繪自己的負面感受……一切有將自己的弱勢地位審美化、觀賞化的嫌疑，會讓自己收獲更多關注與認同的舉動，都可能被打上自嬤的標簽。

（社交媒體上關于自嬤的討論）

自嬤在互聯網上所處的境地已近乎“人人喊打”：有人說，自嬤是逆來順受，是從痛苦中“尋出美來，贊嘆陶醉”；有人說，自嬤是自我意識過剩，索取情緒價值。

但面對這樣一個含義過于復雜的網絡用語，我們或許不該滿足于展示一種簡單粗暴的立場。對自嬤的片面批評、對主體性的膚淺強調，也許只會走向其自身的反面。

01

“以弱為美”：若將弱勢視作當然

隨著“自嬤”一詞的使用范圍越來越廣，網友們開始自發嘗試為其劃定語義邊界，并討論其中最引人反感的點。

有不少人表示，談到自嬤，他們首先想到的就是各式各樣的“嬌妻文學”“嬌牛馬文學”“南方小土豆文學”。這些自嬤者總在試圖矮化自身、美化明顯不利于自身的處境，使人有“怒其不爭”之感。

從形式上看，這類表述自我的方式確實與公眾對自嬤的理解高度契合，將自己萌化、幼化確可視作將自我美學化的一種形式。網絡發言中的“嬌妻”“嬌牛馬”們，常常希望人們像對待嬌弱的花、不通人性的小動物、需要照顧的幼兒那樣，給予自己關注和呵護。

（“嬌牛馬文學”）

但問題在于，照顧、呵護這一類行為，本身就帶有權力格差的印記，默認了一幅“強者保護弱者、向下給予施舍”的圖景。

若是個體在關系中的形象常使他人聯想起缺乏主動性的事物、上位者對下位者的動作，那大概率說明，這個個體正在一段不平等的關系中，扮演著弱勢一方的角色：正如“嬌妻”生活中的大部分決策過程都由男方主導，而“嬌牛馬”實際上全然沒有左右餐桌上能否擺“小孩菜”的權力。

此時的自嬤行為帶給人的不適感，也正是基于權力地位不對等的客觀事實。在公眾看來明顯不公平的待遇，卻不斷得到美化、宣揚，很難不使人們心中產生惡感。

同時，敘述者的自嬤不僅僅停留在美化自身弱勢地位的層面，還是將這種處境正當化、合理化的嘗試。

（來源：曾奇峰心理咨詢中心）

在心理學中，合理化被認為是一種常見的自我防御機制，用于處理個體難以接受的行為，表現為以看似符合事實的理由，來證明這些行為的合理性。

在現實中，“嬌妻”“嬌牛馬”們或許無時無刻不感到弱勢地位帶給自己的壓抑，卻又缺乏公開追求改變的勇氣與能力，只好用自嬤的方式，試圖說服自己“接受現實”，將自己與動物、孩童等不具備能動性的審美意象作比，才好把控制視作真愛、把弱勢視作自然。

而當自嬤發生在公共平臺時，這種“自我開解”將不再被解讀為一種私人化的行為——“開解”的對象從自己轉向了全體網友。因而在后者看來，這些自嬤者們不但自己不愿脫離弱勢處境，還試圖把局外人也拉下水。

網友們對自嬤的反感也由此而生，不僅在于對敘述者自輕自貶、美化困境的本能反感，更在于對他們自我麻痹、樂不思蜀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

02

“隱性抗爭”：以自嬤暫解疼痛

但并非所有被打上“自嬤”標簽的發言都以“嬌妻文學”“嬌牛馬文學”的形式出現。

如果我們花更多時間去觀察“自嬤”一詞的使用場景，也許就會發現，網絡上那些細致描寫自身痛苦感受的文字，也常常被視作一種自嬤。有網友評價稱，關于“東亞小孩”的討論、以“寶寶你是一個文科生”等為主題的帖子，都是這種自嬤的重災區。

（關于“‘東亞’文學”、MBTI圈中是否常有自嬤現象的討論）

從網絡上通行的、對自嬤的“定義”來看，事實似乎的確如此：這類個人表達通常會花費大量筆墨，鋪陳敘事者的不遂遭遇與痛苦心境，描寫痛苦的龐大與個體的矮小；而其描述痛苦時采用的文學化手法，背后或許確有將弱勢、痛苦作為審美對象，以獲得更多關注與共情的動機。

對于這種自嬤，不少網友也一以貫之地表現出“怒其不爭”的態度，施以批判與質疑。 然而，對于這種以“表述痛苦”為核心的所謂自嬤，恐怕并不能簡單定性為“安于現狀”。這種自嬤最突出的特點，就在于敘述者主觀上對自身境遇的不接受、不認可。

仔細對比兩種自嬤的文本，便不難發現：“自我開解”式的自嬤更多地是在美化自己的遭遇，讓自己的處境看起來更可接受；而“表述痛苦”式的自嬤，則從一開始便表達了對痛苦、弱勢及其背后原因的排斥。相較于前者，后者無疑更明顯地展現出了改變現狀、為自己而“爭”的動力。

而在這一背景下，兩種自嬤將痛苦、弱勢審美化所導致的結果也大相徑庭。

對奉行“自我開解”式自嬤的人而言，他人對其幼化、萌化后的自我形象的認可，即是其解渴所需的鴆酒——在鼓勵與夸贊聲中，他們就能在弱勢的漩渦中陷得更加心安理得。

（[日]齋藤環《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

而對于在自嬤中“表述痛苦”的人而言，自嬤則是一種副作用較小的“鎮痛劑”。正如齋藤環在《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中指出的那樣，自我否定是一種尋求外界認同的行為，其潛在目的是招來外界的反駁。

當他們不經意間放大痛苦、弱化自身的言論收到善意的回應，得到熱心網友的反駁與鼓勵，他們便能收獲更多求變的決心、對自己的信心；而同病相憐者的共情，則能讓他們在弱勢處境下的痛苦得到分擔。

因而，若是從對敘事者的影響來看，這兩種不同的自嬤并不可等量齊觀。至少，“表述痛苦”式的自嬤，能在對抗現實痛苦的同時，種下改變的種子，被評價為“耽于現狀，不思進取”似乎并不合適。

（社交媒體上對自嬤引人反感原因的總結）

批評者們藏在“怒其不爭”之后的，或許是一些更加個人化的理由：比如回應自嬤者必定要侵占自己日益稀缺的情緒資源，比如太多的“‘東亞’文學”已經讓自己審美疲勞……

但這種自嬤也并非全無副作用。如果自嬤僅僅是敘事者定期宣泄情緒的出口，反而會使其認為弱勢處境下的生活“尚可接受”。長此以往，“怒其不爭”的擔憂也有可能變為現實。

03

“主體化的第一步”：自嬤中的解釋資源

無論對于哪種自嬤，網友們通常都會開出同樣的藥方：增強主體性，放棄自嬤——無論這種自嬤是以自我麻痹還是鋪陳痛苦為形式。

但或許，在許多情境下，所謂的自嬤反而是構建主體性時不可或缺的一環。

前段時間，在以“《房思琪》是否是‘艷尸’文學”為核心議題的爭議中，有媒體人引述了“解釋學不公”這一概念，來解釋《房思琪》在社會生活中發揮的作用。

（公眾號@BIE別的《房思琪的初戀樂園》如何被讀為「艷尸文學」？）

解釋學不公是指在社會解釋資源匱乏等因素作用下，特定群體難以理解、描述自己所處境遇的現象，也可被概括為：“未被命名的痛苦便難以被承認。”

而正如《房思琪》成功讓華語社會中的無數個體認識到“權力霸凌下被炮制的愛”那樣，互聯網上廣泛存在的自嬤（以下皆指“表述痛苦”式的自嬤）也可能讓不少人第一次擺脫了解釋學不公的影響，得以為自己的痛苦與弱勢命名：

例如，在MBTI廣泛傳播前，內向可能只被視作一種需要克服的缺點；在“東亞小孩”敘事流行前，家庭內部的情感忽視、學校中無盡的優績主義，常常被解釋為“天經地義”。

（MBTI的流行帶來的啟發）

直到這些概念通過我們今日稱之為“自嬤”的行為、通過無數人的自我剖析與對照，得以流傳之后，許多人才有了正視自己的需求、感受的理由。

或許這些概念不夠準確、科學，但它們確實能使人相信：內向可能本就是難以改變的天資；自己的成長經歷或許本可不那么坎坷；那些得不到理解的痛苦，并非因為自己“不夠正常”才產生，而是源于自己被錯誤地放在了弱勢地位上。

而堅信自己的感受是真實的、堅信自己的思考有意義，是一個人作為獨立主體而行動的支柱。若是少了那些被稱為“自嬤”的反芻、分析、思考，這種堅信便無以誕生。

（小紅書@清華溫嶼（心理））

如果我們將一切自嬤行為都簡單地視作顧影自憐，而忽視其對個體的啟發作用，把對痛苦避而不談當作有主體性的表現，那么，我們對“主體性”的強調，只會淪為“爹味”的翻版：從思考的空白中誕生的不可能是真正的主體性，而只是一具參照 “標準體系”形成的空殼。

對自嬤的批評者而言，是否關注、回復他人的表達，是否要分出自己的情緒來指引他人，或許是一件全然個人化的事；但若是選擇了單憑自己的見解，中斷他人理解自我、構建主體性的過程，便不再能以“行使個人權利”的理由作自我辯護。

而對那些常常被打上“自嬤”標簽的人們來說，真正重要的事情，是辨明自己愿意不斷反芻、描寫弱勢與痛苦的原因：

究竟是因為貪戀鎮痛的蜜糖，還是為了從過去的束縛中解放出來，收獲只屬于一個獨立主體的輕松和自足。

（圖片素材源于網絡）

參考文獻：

[1]BIE別的，《我們已經從自戀走向了自嬤？》

[2]BIE別的，《 <房思琪的初戀樂園> 如何被讀為「艷尸文學」？》

[3][美]菲利普·津巴多等，《津巴多普通心理學 (第8版)》

[4]新周梗，《到底是哪個天才發明的“自嬤”》

[5][日]齋藤環，《自傷自戀的精神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