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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詩圣”杜甫（712～770）的詩現存一千四百多首，絕大部分是他四十歲以后的作品；而事實上杜甫從事詩歌創作甚早，據他本人后來在《壯游》一詩中所說，開始于七歲，（“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到十四五歲，已經“出游翰墨場”，在當地詩壇上嶄露頭角；稍后更有了“李邕求識面，王翰愿為鄰”（《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這樣這樣的盛名。李、王皆為一時聞人。

于是杜甫早年作品的情況如何，現存最早的是哪幾首，就成了讀者很關心的問題。

最為流行的杜詩注本仇兆鰲《杜少陵集詳注》（或稱《杜詩詳注》）是按年編排的，其卷一的前三首是：《游龍門奉先寺》、《望岳》和《登兗州城樓》，一般認為這些就是現存最早的杜甫詩；而著名的老一代學者洪業先生（1893～1980）在《杜甫：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一書中不取此說，另以《夜宴左氏莊》為第一首，并論定其寫作時間是開元二十三年（735）暮春。按該詩云：

林風纖月落，衣露靜琴張。暗水流花徑，春星帶草堂。檢書燒燭短，看劍引杯長。詩罷聞吳詠，扁舟意不忘。

洪先生分析說：

杜甫在南方已經游歷了好些時候，也許有幾年了，他可能已經學會了足夠多的吳方言，能夠理解吳詠……我傾向于認為，如果將此詩系年于南方游歷結束的735年暮春，它將變得極富意味。（曾祥波譯，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12月版，第27～28頁）

他又補充說：

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釋，認為杜甫在712年至735年的詩歌都沒有保存下來。現在我改變了這個觀點，將此詩系年于735年。因為詩中提到了吳地方言（“吳詠”），這使我相信此詩作于東南游歷時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寫的。杜甫“檢書”“看劍”也許跟他即將返回、準備科舉考試有關。我甚至認為……《江南逢李龜年》也最好系年在735年之前。（前引書，第27頁）

洪先生這本大著是他在美國用英語寫成的，出版于1952年；后來到1962年，他在《我怎樣寫杜甫》一文中進而指出：《江南逢李龜年》一詩“也當是游吳越時作。當初我受前人影響，仍放此詩于湖南詩內；且疑‘江南’或是‘湖南’之誤，更沉靜思維，則覺不但‘江南’不誤，而且此詩之容態俏生，氣韻飄揚，不似杜甫湖南時詩之多悲哀沉郁，而可合于杜甫二十三歲左右‘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之環境。當時杜甫在江南游興方濃，當較《夜宴左氏莊》為更早。”（前引書，第362頁）

這樣洪業先生就將杜甫最早的詩作安頓在他青年時代漫游吳越之時，那時詩人二十多歲。

洪業先生這本《杜甫》一直到六十年后才有中文譯本，但讀起來仍然很有新意，特別是關于詩作的系年和生平的考校，多有深入細致的討論，在許多細節問題上似較聞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譜會箋》更為體會入微。中譯本出于專家之手，清晰流暢，讀起來非常舒服；有若干譯者注，水平很高，附錄豐富，尤便參考。

先前洪先生做過一部《杜詩引得》（1940年），對杜詩的文本非常熟悉，為進一步研究打下極好的基礎。那種“堪靠燈”式的引得即一字不漏的索引，實為研究的利器，因為可以根據任何一個字就能查出杜詩的原作，而依靠書后的各本編次表，又能了解到其詩在該引得之底本（南宋寶慶本郭知達集注《九家注杜詩》）及其他二十多種杜集版本中的卷次。這樣的工具書，編起來很麻煩，而用起來很方便。洪先生早年在燕京大學主持其事，作出過重大的貢獻。

但是研究古人的詩單是用歷史考證的方法還很不夠，杜甫的詩因為多涉時事，可以大致推知其寫作時間的相當多，而要逐首系年仍然大有困難，或者也不一定必要。即如《江南逢李龜年》和《夜宴左氏莊》這兩首，是否就一定作于漫游吳越之時，因而是現存的最早作品，照我看仍然難說得很，前者尤其不像，其詩云：

岐王宅里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當杜甫在吳越漫游時，年紀輕輕，尚未出道，他同岐王李范、秘書監崔滌（崔九）這些高踞于首都上層的大人物未必認得，更未必熟悉；所以這首詩基本上不可能作于他的青年時代。提到“聞吳詠”的詩倒是有可能作于他尚在吳越之時，但也不能肯定，在別的地方，也未嘗不能“聞吳詠”。臨近考試才來“檢書”，像當下某些臨時抱佛腳的考生似的，似乎不大像杜甫的做派；在外地旅游，帶許多卷軸書籍，很是累贅——這樣看來，《夜宴左氏莊》恐怕也并非作于“南方游歷結束的735年暮春”，而更可能在稍晚些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