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轉自“鶴聲”，原載徐中舒著，徐亮工編：《古器物中的古代文化制度》，商務印書館，2015年，第438-453頁。旨在知識分享，如涉版權問題，聯系小編刪除。

“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于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不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是陳寅恪先生令當代學人耳熟能詳的名言。縱觀新史學七十余年的發展歷程，“預流者”似還當加上“新眼光”和“新方法”。徐先生正是躬逢其時，成為以新眼光發見新材料，繼而用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問題并努力實踐的“預流者”。

一、古文字研究與史料的擴充

王國維先生的“古史二重證法”極大地擴充了徐先生的史料觀。王國維先生將金石文字及新出土的甲骨文字與傳世文獻的互 證，在上古史研究中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成果，而考古新發現又為“古史二重證法”開辟了一個更為廣闊的天地。

用地下出土之甲骨金文考證古代歷史，王國維先生首揭此法。徐先生于此體會最深并運用于自己的古史研究中。他不僅以古文字記錄的古代史事為史料，而且更發現古文字本身即為最好的古代史料。《耒耜考》是徐先生于古史研究方面發表較早的一篇長文，也是一篇以“新眼光”、“新材料”、“新方法”研究“新問題”的典范之作。由于傳世文獻中相關記載的不足，為了說明古代耒耜的形制、用途及演變，徐先生大量使用了甲骨金文、古代錢幣、漢畫像石及日本鋤等資料，取“古文字中由耒耜孳乳之字”與其他資料互相參證，這無疑是將“古史二重證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文中考察了“耤”“耒”、“男”、“劦”、“麗”、"加”、“靜”、“勿”、“利”、 “方”、“荊”、“耜”、“以”等一組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追尋這些字的本義，從而證明古代耒耕的形制、分布、用途及其演變。

該文不僅論證了中國古代主要的農業生產工具——耒與耜，更重要的是通過這一過程，體現了一種新的研究方法。徐先生晚年在《怎樣考釋古文字》一文中說：

古人造字，決不是孤立的一個一個的造，也不是一個人或少數人閉門創造。字與字之間，有相互的聯系，每個字的形音義，都有它自己的發展歷史。因此考釋古文字，一個字講清楚了，還要聯系一系列相關的字，考察其相互關系。同時還要深入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情況，根據考古資料、民俗學、社會學及歷史記載的原始民族的情況，和現在一些文化落后的民族的生活情況，來探索古代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根據這些東西，探索每個字的字源和語源。這樣考釋古文字，才有根據，也才比較正確，而不是憑空懸想，望文生義。

學本是清學最擅長的部分，清季學人章太炎、劉師培等小學基礎深厚者受斯賓塞社會學著作和流行于日本的西方“文明史”啟發，認識到可通過文字形義來探索文字發生時期的社會狀況，藉以發現中國“文明進化之跡”，劉師培更寫出了《小學與社會學》（即《小學發微》）等開拓性著作（劉還有《小學發微補》，兩者均收入《劉申叔遺書》）。王國維先生則從反方向提岀，可根據古代社會生活狀況來考釋古文字。他說：

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知現代之深故也。茍考之史事與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由此而之彼，即甲以推乙，則于字之不可釋義之不可通者，必間有獲焉。然后闕其不可知者，以俟后之君子，則庶幾其近之矣。

其實兩者在取向上本相通而互補，徐先生在實際研究中將兩個取向結合起來，一方面以古文字的字形字義來了解造字時代的生產、生活狀況及當時人們的思想觀念的方法，反之則通過了解古人的生產、生活狀況來考釋古文字，《耒耜考》正是徐先生在這方面的典范之作。對于這一相互證明的關系，徐先生在《井田制度探原》中有更進一步的說明：

入蜀以還，僻居峨眉數載。行篋所攜，惟古文字書較備。課余之暇，因以此自遣。每欲于文字初形初義以及其引申遞嬗之故，有所論究。日得數字，頗自可喜。益知我國文字蘊藏古代社會史料，至為豐賾。不但可補古史之缺佚，更可為社會學家拓一園地。……惟我國文字中所蘊藏之豐富史料，則往昔尚未能充分用。

這亦可看作是將傅斯年先生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旨趣》中提岀的“語言即是思想，一個民族的語言即是這一個民族精神上的富有”這一主張的進一步具體化。

《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兼論地上建筑的由來》一文，在文獻記載只有少許只字片語、考古工作者僅在殷墟發現了一批豎穴與竇穴時，徐先生認為：

從殷墟甲骨文字發現以后，我們曉得，我們現在使用的文字，就是從那時起，一脈流傳下來的。殷、周之際既然沒有完全脫離穴居生活，所以從那時流傳下來的文字，也保存了許多穴居的資料。這都是當時的直接記錄，在研究古代穴居遺俗時，尤為珍貴。

通過“穴”、“亞”、“丘”、“虛”、"陵”、“阜”、“享”、“高”、“京”、 “商”、“亳”、“宅”、“宋”以及一組偏旁從“阜”的甲骨金文字形字義的分析，得出了上古時代黃河流域穴居的事實以及從穴居到地面建筑的發展演變次第：“綜而言之，黃河流域建筑的發展，實以殷人為之關鍵。殷人出自東北，其后涉河南遷，而居于亳，因與淮水流域的民族相接觸，因而受其建筑上的啟發，易穴居之亳而為地上之宅。迄至周初，商邱一帶棟宇制作，更臻完備，于是世人就以宋的名稱，來代替從前商或亳了。”正是由于穴居的需要，古人在安排室內南北東西方位時，才有了窔、奧、宦與屋漏的區分，“我們從這四種名稱來看，就可以深切的了解古代穴居生活，自物質生活以至精神生活，都包羅無遺了”。

基本上是同時成稿的另一篇重要論文《北狄在前殷文化上之貢獻——論殷虛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所涉領域極為寬泛，研究時使用之方法亦為多種（詳后），然用文字證史則與上文一致。 文中對“金”字初形及得名之由來的分析，對“各”與“車”之初形初義的解說，試以之論證青銅器與兩輪大車由北狄輸入的過程，別具一格，特別能體現以古文字及字形字義為史料這一特征。

在《古井雜談》一文中，徐先生更是明確提出：“象形文字是古代直接遺存的文獻，反映了當時存在的事物，我們必須加以充分利用。”其中有一段關于轆轤與桔槔、天平與秤發生過程的敘述：“由天平發展到秤與由轆轤發展到桔槔，都是勞動人民在生產實踐中對杠桿原理認識的提高。平是天平之平的象形字，金文作平，從八象天平兩邊輕重相等之形。秤從平而讀為稱，稱舉也，秤是舉起來 使用的。秤是會意字，稱是形聲字。轆轤和天平發生在前，就有錄和平兩個象形字；桔槔和秤發生在后，就只有后起的形聲字或會意字，在文字中也展示了轆轤和桔槔發生的先后次第。” 以文字為史料證史，開合自如，似已入隨心所欲之境地。

二、考古學資料與古史研究

王國維先生《古史新證》中提岀：“吾輩生于今日，幸于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即有百家不雅訓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為之。” 然在王先生處，“地下之新材料”基本局限于古代文字，而于近代考古學發現之古代遺址、遺跡、遺物等，王先生因未能見到而無法涉及。 羅志田先生指出：“過去的學術史研究特別注重王國維提出的‘二重證據法’，其實當時僅任清華國學研究院講師的李濟恐怕對實際研究的影響還更大，特別是在地下證據由文字向實物轉換這方面，李氏的劃時代影響無人能及。從徐中舒等人治學的變化可以看出，從王國維到李濟這一路向的發展后來基本落實在史語所。”

如前所述，徐先生在清華國學研究院一年中，盡管對近代考古學表現出濃厚的興趣，然對如何運用考古材料于史學研究之中，似尚缺乏清楚的認識。進入史語所以后，能與當時中國一流的現代考古學家同事，有條件見到最新的考古發見，特別是在重視實物（及其層位、類型等）這一所風的熏染下，徐先生在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整合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的成果。這方面最早且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即《再論仰韶與小屯》，此文后來引用及評論者甚多，基本上都認為這是“首次利用田野發掘的考古資料研究夏文化” ，“第一次從田野考古資料研究傳統文獻所載中國傳說時代的歷史，首先提到了‘夏文化’的問題” 。李濟先生晚年評價該文“雖然關于夏朝的傳說的歷史根據還沒像商朝的一樣被證實，但忽視它的存在是草率的。……徐中舒教授和其他人在近來的研究中提出來比傳統記載更多的確鑿證據，他們考證仰韶文化為夏朝。證據仍然不足， 但他們的推測可能有助于解決中國古代史的一些其他問題”。

用考古資料探索夏文化，這是徐先生畢生堅持的方法，在晚年寫成的《夏史初曙》 中，徐先生依據“三十年來……地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遺物，幾乎在全國范圍內都被揭露出來并得到考古工作者的妥善處理”的最新考古成果，提出：“夏文化的中心地帶現已査明，就是分布在河南的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 考古學與歷史學的整合，最終目的就是要通過地下出土實物遺存來認識古代的社會歷史。徐先生反對為考古而考古，他認為若脫離了歷史研究，考古學必將重蹈宋代以來金石學家的覆轍，甚至墮入古董家的泥淖。要根據考古發現實物史料以復原古代社會歷史，揭出考古材料之深刻意義。

因此，他撰寫《古代狩獵圖象考》，就是要辨明“古代文化之遷流”；《四川彭縣濛陽鎮出土的殷代二觶》 、《四川涪陵小田溪出土的虎鈕錞于》、《錞于與銅鼓》等文，則通過對考古發見的研究，探討四川古代巴、蜀國的歷史及與中原、西南民族的關系；《古井雜談》以考古發現的古代陶井、磚井、木井壁、漢代畫像石上的古井以及西伯利亞十七八世紀尚保存的方木井，結合文獻記載和古文字字形，恢復“人類社會到達定居的農耕階段，必然要開始鑿井以適應其生活上的需要”這一古代生活狀況，并指出中國人民古代創造的“卓筒井就是近代新式鑿井術的創始，而中國早在一千年以前就已經完成了。我國勞動人民在二千年前就能鑿深井，一千年前又開鑿能避地泉滲入的更深的卓筒井，這是我國勞動人民繼造紙、印刷、指南 針、火藥四大發明之后，對人類文明的又一卓越貢獻”。1977年3月， 在四川滎經縣城旁數里發現一座戰國時代的墓葬，出土銅器及木胎漆器，根據漆器上朱書“王邦”二字，結合文獻，徐先生撰寫了《試論岷山莊王與滇王莊躋的關系》 ，指出西南的麗水地區是中國古代黃金的重要產地，岷山莊王即是楚國派往這一地區主持黃金開釆及運輸的主管，而這對古代西南地區的開發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

盡管徐先生一生中從未參加過田野考古發掘，但他卻深知科學發掘的重大意義。他對以往的金石學予以嚴厲的批評，認為“往往同時同地出土之物，一入估人之手，遂使之各個分立，而迷失其相互之關系。因此遂使此類銅器在學術上之價值，大為貶損”，而“此后如能為系統之發掘，自為吾人最期待之事”。 在為《馮漢驥考古學論文集》所作的序中，徐先生借馮先生的口，告誡學生們：“你們從事現代考古工作，必須親自參加田野發掘，鍛煉自己，切莫學過去的金石家坐在書齋的沙發上聽任他人匯報古物出土的消息，并不核實，那是沒有任何價值的。”

三、古器物學中的古代歷史

1947年11月，徐先生被提名為中央研究院第一屆院士候選人，在“合于院士候選人資格之根據”一欄，徐先生作為候選人資格的理由是“用古文字與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這表明用古文字與古器物研究古代文化制度為徐先生學術之特長已成為當時學人的共識。 通過古器物來研究古代文化、生產、生活狀況，這在徐先生一生的研究中，占有較大的比重。在徐先生眼中，古代遺留下來的各種器物，正是古人生產、生活狀況的反映，是我們研究古代歷史的又一重要史料。進入史語所及其后數十年間，徐先生在古器物的研究領域撰寫了一系列重要的論文，《耒耜考》、《古代狩獵圖像考》、《弋射與弩之淵源及關于此類名物之考釋》、《古代灌溉工程原起考》、《說尊彝》、《論古銅器之鑒別》、《關于銅器之藝術》、《關于骷髏作酒器的通訊》 、《蜀錦》、《談古玉》、《論北狄在前殷文化上的貢獻——論殷虛青銅器與兩輪大車之由來》、《黃河流域穴居遺俗考》、《論東亞大陸牛耕的起原》、《古井雜談》、《錞于與銅鼓》、《古代都江堰情況探原》等。

徐先生的古器物學研究，與古董玩家們的意趣迥然有別。他考證耒耜，為的是“我們現在且從一兩件農具上面試探農業演進的消息。雖是一兩件農具的演進，有時影響所及，也足以改變全社會的經濟狀況，解決歷史上的困難問題” ;論述牛耕起源，認為這是秦始皇統一六國的經濟基礎，而秦國未曾推廣牛耕，也未始不是秦代國祚短促的一個原因；他研究古代弋射與弩之淵源，是為了補充 “中華民族當三千年前，即已能利用此種最逬步之利器，實可驚異。近代學者對于東方蠶絲、瓷器、造紙、印刷、火藥等物之發明，無不盛為稱道；獨于此則尚不詳其所由來” 之空缺，所用方法則是采“商代甲骨文中已有象弓弩矰繳形文字”、“漢以后史書載南方民族未與中原文化融合以前，即已有弩”的事實，“復參以北平市上所售之弩”。通過研究，徐先生發現：“史前之中國，與南方民族及印度諸地，其關系或較有史以后尤為密切。……殷商以前之文化，必受有若干南方文化之影響，其消息不難于此中求之。”

針對古器物學研究的狀況，徐先生提議：“吾先民日常習用之物，如舟車屋宇兵器農具之類，其形制仍保存迄今者，所在多有，其有裨于考古如此類者，必不少。近來外貨益深入內地，此類遺物日就湮滅，若不及時搜集，數十年后將無從征考。……欲設一博物館搜集現代地面一切用具之實物或模型。”

四、史料年代之判定

無論是傳世文獻還是古代器物，在作為史料使用時，其年代的判斷至關緊要。“銅器年代之斷定，為研究銅器最先決之問題”，為解決這一問題，徐先生在自己長期的研究中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判別方法。在《

氏編鐘考釋》一文中，徐先生指出：

中國學者對于銅器，向來重視其文字，至于器物之形制與紋樣，則殊為漠然。……出土銅器見著錄者無慮數千，然其來歷全屬不明。……此以往來歷不明之銅器，其材料既如此豐富，吾人亦當有以利用之。今日照相印刷術又大為發達，出版銅器之書，有圖象文字可資參考者，亦近二千余器，其形制、紋樣、文字三者，有可以確定其年代者，至少可得十數器。如能先以此為斷代之標準器，再由此標準器之形制、紋樣、文字，以求其他器之年代，如此展轉推求，則銅器之年代，大致可以斷定矣。及年代既定，然后再求其形制、紋樣、文字與時地相互演進之關系。如此于銅器之研究，或有系統可尋。此

鐘考釋則期欲于此方面樹一例證也。

在該文及《古代狩獵圖像考》等文中，徐先生就銅器的名稱、形制、紋飾、銘文、制作工藝、器物組合、用途用法、年代、國別和所包含的歷史信息，進行了細致的分析，提出了關于銅器斷代的八條標準，使其成為研究古史的重要史料。

另外，在對銅器銘文的研究中，徐先生發現，銘文凡字數在十余字或二十字以上者，大都皆綴一祈匃之辭，即祝辭、嘏辭，省曰嘏辭。“嘏辭為具有大眾性之語言，一時代有一時代之風格，一地方有一地方之范式。蓋此等語言，每以思想之感召，成為風氣而不自覺，及時過境遷，雖以善于依仿之作者，不能追單無失。故此等語言，在銅器研究上，亦可為粗略的劃分年代或地域之一種尺度”，如“據金文言，萬壽連文，僅春秋時器三見，足證春秋以前，尚未流行”，而《詩?七月》有“萬壽無疆”語，故詩之作者年代，決不能晚于春秋之世。這又成為徐先生在《豳風說》一文中證明豳風詩宜為春秋時之魯詩的論據之一。

同樣從名詞發生的次第，徐先生“以殷、周時代王公名稱而論， 王亥、王季、公劉、公非等稱呼，王或公之后系以人名是當時的尊稱，是比較原始的稱謂，是真實的，太王、文王、武王、成王，王之前加以分別，這是后起的：如太王原稱公亶父，到文王時才追尊為太王。同例，可知黃帝、炎帝等稱呼也是后起的”。如果說“史學即史料學”，史料的年代自然成為歷史研究中最為關鍵之問題，這一工作基本貫穿了徐先生的學問一生。

五、民族學史料與古史的互相補正

陳寅恪先生在總結王國維先生“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時，提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之法 ，后人皆以為這是陳先生的夫子自道。徐先生因條件所限，無法“取異族之故書” 補正中國舊籍，但他在研治中國古代史時，大量使用中國傳世文獻中所保存的大量邊裔民族及當代學者對少數民族的調査材料，似可看作這一方法的活用。

徐先生認為：“凡是社會發展階段相同的民族，生產關系發展到一定的時候，都應當有相同的、一定的形式。”在研究中國上古傳說時，“所謂不雅訓的神怪之言，我們通過對民族學的研究，從這些神怪之言中找出古代的一些基本史實，就是素地”。 在《井田制度探原》中，針對文獻記載語焉不詳的古代井田制度，徐先生專設一節“邊裔部族之田制與屯田”，用唐宋以來我國邊裔之羈糜州府、土司藩屬之田制，清代朝鮮平壤田制之遺跡，以及云南西雙版納傣族田制，說明殷周時期的井田。晚年在為馬曜和繆鸞和先生著《西雙版納份地制與西周井田制比較研究》一書所作“序言”中強調：“許多歷史現象說明，在人類社會歷史的演進過程中，在一些民族社會當中，出現了許多帶有共性的事物，歷史學家從而能夠在其中找出各式各樣的規律，能在一些淺演或后進的民族社會里面找到人們經歷過來的社會歷史影子。”

為說明殷代兄終弟及為貴族選舉制，引用契丹、蒙古、女真等相關史事，進而指出：“中國史上北族、東北族所締構之王朝……其大統之繼承，如未受漢化影響，其初皆由貴族選舉……則殷商之行貴族制，在我國邊裔部族中，其例證猶屢見不一也。”

在《論堯舜禹禪讓與父系家族私有制的發生和發展》一文中， 徐先生指岀：“在私有制和傳子制局面產生以前，禪讓或推選是社會發展的必經階段。我們可以從少數民族史中得到例證。”舉《三國志?夫余傳》所載夫余舊俗和《新五代史?契丹傳》八部聚議推舉大人的記載為證，說明古代民族“易酋長的原因，都是以生產的盛衰為主要原因。原始社會只以對自然斗爭為目標，所以這里不須再附以任何政治條件，這在階級社會是不可能的事。……可見， 推選制度在原始社會有濃厚的經濟根源和廣闊的群眾基礎的，是為全體人民所承認的”。接著，徐先生又以契丹阿保機在漢人影響下廢除推選制，成為終身皇帝的事例，說明“原始的推選制度，在經濟狀況和階級產生的劇烈變化促使之下，通過復雜的、殘酷的斗爭，而被父子繼立的世襲制度所代替。……通過夫余、契丹的推舉制度，很可以說明禪讓之傳說，是有它一定的歷史根源的”。而“夏代的家族組織，可以由羌族的情況得到說明”，《后漢書?西羌傳》、《魏書》、《周書》、《北史》中關于羌人不同發展階段的記載，填補了中國古代黃河流域夏王朝從家族到部落聯盟，進而形成統一王朝的過程。

殷代實行內外服的侯田男衛的四服制，徐先生在1940年代中期就提出來了，但因為文獻上僅留下四服的名稱及后人的簡單注解，難以明了具體情況，在《試論周代田制及其社會性質》 文中， 徐先生為了進一步說明殷代四服制的內容，以《遼史?營衛志》中所記錄遼人宮衛、行營、部族、南面官諸制來說明殷代的衛服、田 服、侯服及男服，用遼代官制中的北院、南院官說明殷代的百姓與里君，并指出：“人類社會發展，在相同的階段上，有相同的社會制度，這是科學的歷史規律性又得到一次的證明。”在徐先生的書桌上，長期放置著中華書局出版的二十四史四夷傳匯編，這是一本徐先生使用頻率最高的文獻之一。

正是因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發現無數的新材料，并“利用無限的史料，考定舊記”；也正是因為有了新的眼光和新的方法，才能在前人研究汗牛充棟的情況卜，另辟新徑，發現新的問題并研究解決之，“所以這學問才有四方的發展，向上的增高”。以上所舉，均為徐先生治學方法中犖犖大者，其他如采地質、地理、氣象、物候、天文諸學科之成果為歷史研究所用，不可勝道。徐先生晚年曾對自己的治學方法做過一個總結：我研究古代史，過去總以所逢遇到的新史料如甲骨、金文等作為探索殷、周史的依據，使舊文獻再度得到地下資料的證明。同時，又以邊裔民族史料闡發古代社會發展的實際情況。從這三方面研治古史有左右逢源之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