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系社會”真的存在嗎

母系氏族社會到底存在不存在？你要這么問，估計連中學生都會笑話你：“肯定存在呀，課本里寫著呢”。沒錯，中學課本里說從舊石器時代晚期就出現了母系氏族社會。然而，令人尷尬的是，課本里寫的母系氏族社會從未得到過考古學的實證。直到6月4日，這一尷尬局面才不復存在。

山東省文旅廳副廳長、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長孫波于1992年畢業于山東大學考古專業，此前曾在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進行過長達近30年的一線發掘和研究工作，他和昝金國、李振光團隊主導了傅家遺址歷年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孫波向記者介紹了關于母系社會理論的形成和發展過程。

19世紀中葉，瑞士人類學家巴霍芬在《母權論》（1861）一書中首次提出人類社會的童年曾普遍存在一個母系社會的發展階段。這一觀點被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進一步系統化，他利用民族志等資料，通過等級親屬稱謂制度的研究，在1871年出版的《古代社會》一書中構建了從母系氏族到父系氏族的社會進化序列。馬克思和恩格斯高度評價這一理論，并以此為基礎形成了歷史唯物主義關于社會發展史的基本觀點。恩格斯在他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一書中指出，母系氏族是原始共產主義社會的重要特征。這一理論體系深刻影響了20世紀上半葉的人類學與考古學研究。

我國20世紀50、60年代的考古學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開展了大量針對史前社會組織的復原和研究工作，重要的有仰韶文化的半坡村落、元君廟墓地等。盡管主流學者提出仰韶文化為平等母系氏族社會、大汶口文化為等級式父權社會等觀點，并寫入歷史教科書，但由于缺乏直接的考古證據，這些研究的熱度很快消減。同樣，西方人類學對史前母系社會的研究也一度遇冷。一方面，同樣缺乏考古學上支持史前母系社會存在的有力證據。另一方面，現代民族學研究所揭示的母系社會組織多與特殊的生業經濟模式和低水平人口生產相關，只是特定環境與歷史條件下的一種適應性選擇，這被人類學家稱為“母系之謎”（matrilineal puzzle）。

近年來古DNA技術的持續突破，使研究人員能夠在古DNA普遍降解的背景下，實現對古代人類遺骸之間高分辨率的親緣關系重建。在此基礎上，全球范圍內的考古學家與古DNA研究人員廣泛采集并分析古代墓地中的人骨材料，以期揭示史前社會的親屬結構。然而，迄今為止，所有已報道的古DNA研究結果均顯示，史前社會是按照父系血緣原則構建社會組織體系；而有關母系社會的遺傳學線索最早僅可追溯至歐洲的鐵器時代。因此，母系社會是否曾真實存在于更早期的史前人類社會中，成為困擾考古學與人類學領域的重要問題。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專家無意之間成為了破局者。

昝金國（左四）在2021年傅家遺址發掘中。

不一樣的傅家遺址

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之所以能夠成為破局者，源于他們對廣饒傅家遺址時間跨度近四十多年、前后共七次的調查和發掘。

傅家遺址位于廣饒縣廣饒街道辦傅家村及其周圍，傅家村就坐落于遺址的中部。遺址東距淄河約3公里，北距小清河約12公里。從遺址向東約200米是東辛公路，濰高公路從遺址中部東西穿過。遺址中部高，四周低，俗稱“傅家頂蓋子”或稱“摩天嶺”，是目前魯北地區發現的最有代表性的大汶口文化遺址。遺址平面為橢圓形，東西長400米，南北寬350米，總面積14萬平方米，文化堆積層厚約3米，內涵豐富。

盡管蘋果砸頭促使牛頓發現萬有引力的傳說受到質疑，但不可否認的是，好奇心是重大發現和發明的最大驅動力。考古學也不例外。傅家遺址的墓葬就引發了考古工作者們的極大好奇心。

孫波很早就關注到傅家遺址的墓葬與其他大汶口遺址的墓葬不太一樣，“排列非常緊密，感覺像超越了血緣關系。我曾經猜測他們是一群外來者”。但是，這里的“不一樣”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受過嚴格職業訓練的孫波當然不會靠猜測，他在等待時機尋找答案。

2021年，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又一次對傅家遺址進行了發掘，業務辦主任、副研究館員昝金國擔任這次發掘項目負責人。他在發掘中同樣被傅家遺址的“不一樣”所困擾。“這里墓葬的布局、隨葬品的器物組合以及墓主的頭向，與其他地區同時期墓葬都有很大差別。”

對于學者來說，遇到問題當然就要解決，可是解決傅家遺址的“不一樣”，單靠傳統的考古學似乎已經力不從心。“考古學的發展日新月異，現在只靠原來的考古學的理論方法已經不行了，多學科交叉研究已經成為一種趨勢”，孫波說，“我們需要分子生物學、民族學、人類學等多學科的共同介入，于是和北京大學、中央民族大學、四川大學等單位進行了聯合研究。也正是這次聯合，取得了令人震驚的成果。母系社會第一次被我們用考古學的材料證實了。”

寧超在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項目科研成果。

確實是“她們”

傅家遺址突破性的成果，關鍵在于古DNA技術的介入。

古DNA技術近年來已被廣泛應用于考古學研究，但是要取得重大成果很不容易，因為古DNA的提取非常困難。根據相關資料，目前全世界成功提取的古DNA樣本不超過5000份。那么，傅家遺址能提取足夠多的樣本嗎？

一個關鍵人物出現了，他就是北京大學文博考古學院研究院寧超。寧超生于1988年，雖說年齡還不到40歲，卻是身懷絕技。他曾在德國著名的馬普所人類歷史研究院攻讀博士學位并從事博士后研究。他于2021年學成歸國后，很快就獲得了與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傅家遺址開展聯合研究的機會。

據寧超介紹，相對于南方酸性土壤來說，北方的地理氣候條件更有利于古DNA的保存，而山東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對墓葬人骨標本的提取保護工作都做得相當好，加上近年來古DNA提取技術又有了非常大的進展，他的團隊很幸運地提取了60例古DNA樣本，其中南區墓葬樣本46例，北區墓葬樣本14例。

那如何就能通過古DNA測試就能判斷是母系社會還是父系社會呢？

“人類的DNA主要有線粒體DNA(mtDNA)和核DNA(nDNA)兩種，子女的線粒體DNA來自母親，而核DNA則是父母各貢獻一半。如果一個群體中共享同一線粒體單倍型（單倍型，是單倍體基因型的簡稱，在遺傳學上是指在同一染色體上進行共同遺傳的多個基因座上等位基因的組合；通俗的說法就是若干個決定同一性狀的緊密連鎖的基因構成的基因型。按照某一指定基因座上基因重組發生的數量，單倍型可以指至少兩個基因座甚至整個染色體。——記者注）且線粒體基因組序列一致，那就能確定是來自同一母系。”寧超說，“我們的檢測結果恰恰就是如此”。

寧超介紹，傅家南區44例個體共享同一線粒體單倍型（D5b1b）且線粒體基因組序列一致，而北區墓葬共享同一線粒體單倍型（M8a3）且線粒體基因組序列一致。如此就能確定，兩個墓區人群分別源自不同的單一母系祖先。

兩個墓地各屬不同的母系氏族確定了，那么這兩個氏族之間又是什么關系？“根據檢測，兩處墓地延續了至少250年，約10代人，且墓地內部及墓地間存在密集的親緣關系，說明兩個墓地人群長期存在著通婚和共存關系。”寧超說。

在檢測中，有一個數據引起了寧超的關注。他發現，南區墓葬中超過35%的個體屬于二次葬，也就是遺骨在初次埋葬后被重新遷回其所屬的母系墓地。這些二次葬個體均與二次葬地點的其他一次葬個體共享完全相同的線粒體DNA序列。“這也進一步證實了當時嚴格的母系埋葬規則和強烈的母系認同。”寧超說。

根據寧超的講述，記者想象4750年前廣饒傅家的生活場景：小霞是北區一位漂亮姑娘，她的媽媽是氏族的首領，她每天和媽媽一起在附近的粟田勞作。一天，她看到南區一位手提獵物的英俊小伙，心生歡喜，向他暗施眼色。小伙心領神會，此后經常夜間來到北區與她相會。盡管小霞的媽媽是氏族首領，卻并不會反對，因為兩個氏族本來就長期通婚。不但南區的小伙會過來，北區的小伙也回到南區與心愛的姑娘相會。但是，無論男女多么相愛，小伙打的獵物還是要帶回本氏族的。后來，小霞心愛的小伙在一次狩獵中受傷身亡，小霞把他安葬在離自己比較近的一個地方，但是不久之后南區的人們就把尸骨接了回去重新安葬。她們說，這是規矩……

聽了記者講述的“浪漫故事”，寧超笑了，不過他說，“這故事應該與當時的情況差不多”。

所謂的“小霞”當然是沒有的，但是“她們”卻的的確確存在過。“她們”不會想到，在“她們”去世4700多年后，有一群考古學家和科學家，會憑借“她們”留下的蛛絲馬跡，來了解“她們”的生活狀況，并試圖講述“她們”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