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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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國大運河地名之起源、發展和演變，與大運河開通、漕運興盛密不可分，它們是大運河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記錄著大運河的發展歷程，承載著厚重的大運河文化，展現了運河區的地域特征和人文精神。目前學界對大運河地名的研究主要涉及地名考證、地名文化解讀、地名變遷呈現區域社會狀貌、地名價值與遺產保護等方面，一些學者提出了頗具新意的學術觀點。大運河地名研究在運河學研究中，應當占有基礎性和重要性地位。未來可以嘗試運用新的理論、方法、手段等進行研究，為推進運河學的深入研究提供新視角和新平臺。

關鍵詞：中國大運河；地名研究；運河學；文化視野

作為古代中國貫通南北的水路大動脈，大運河不僅對歷代漕運、軍事、經濟、防洪、灌溉等發揮了重要作用，而且形成了極具特色的運河遺產。大運河同時又是一條文化長廊、一種文化符號，孕育了帶有運河特殊印記的區域生活、生產方式等。陳橋驛指出：“對于歷史上的中國運河，從自然科學到人文科學，可以作各方面的研究，獲得各種不同的成果?！?運河研究既屬于專門史領域，又廣涉地理、政治、經濟、人文等諸多方面，相關研究成果可謂汗牛充棟，故學界“運河學”學科建設的呼聲越來越高。王云《近十年來京杭運河史研究綜述》、高元 杰《２０世紀８０年代 以 來 漕 運 史 研 究 綜 述》 、劉 玄《明 清 以 來 大 運 河 海 外 研 究 述評》為了解學界運河研究狀況提供了相對完善的參考，但針對大運河地名研究的狀況還很少涉及。筆者不揣淺陋，茲予以綜述，以就正于方家。

地名是對地理實體的具體指稱，其重要特點是與文化形成共生、共變的關系，進而成為文化的鏡像和載體。以中國大運河為依托形成的地名，在歷史長河中已然積淀成頗具典型性的地名文化，成為大運河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大運河地名是地名研究及運河學研究領域中的重要一類，目前學界關于大運河地名的研究主要涉及地名考證、地名文化解讀、地名變遷反映區域社會狀貌、遺產價值與保護等方面，以下在可及范圍內盡可能全面介紹迄今為止相關研究成果，在此基礎上對未來研究予以展望。

一、對大運河相關地名進行考證

在大運河具體地名考證上，主要關注某段運道、水工設施、沿運聚落等。大運河棗莊段開鑿于明朝萬歷年間，史稱“泇運河”。它是大運河河道上比較年輕的一段，又被稱為“黃金水道”。在其開鑿之初，圍繞政治上利弊得失、技術上水利難題，朝廷各派進行了激烈論爭與博弈。吳元芳《泇運河的名實之辯》一文在分析運河東遷、泇河之議、泇河之開、泇河之績的基礎上，分析開泇精神和文化記憶；在梳理泇河名稱由來和各種別稱、中河名稱及其演變、泇河和中河管理體制基礎上，指出用“中河”統名“泇河”名不副實。

李德楠《地名研究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里下河”地名的個案考察》一文對里下河進行具體考辨，同時將運河地名研究與大運河文化帶建設聯系起來，后者是新時期提出的首個以文化建設為指向的線性帶狀區域發展戰略。在有關“蘇北”地區的研究中，里下河是常用的地名，不過目前尚存在多種說法。作者在辨析眾家之說基礎上，進一步廓清其地名含義，認為雖然里下河之名源自“里河”“下河”，但是并非這二者的簡單組合，“‘里河’即‘里運河’；‘下河’既是某一具體河流的名稱，也泛指運河以東地區的系列河流，還是一個區域的概念”。可見，里河與下河合稱后的“里下河”不是一條河流的名字，而是一個區域的概念。２０１８年淮安市淮陰區恢復使用“馬頭”老地名，體現出對運河地名文化保護的意義。馬頭即馬頭埽，屬于埽工的一種，作為大型水工建筑，起到控水、護堤等作用。因其控扼運口，地當要沖，且與陸地接合部分面積較大，吸引了大量民眾前來經商或居住，日久天長形成大鎮。最遲在明朝嘉靖年間，馬頭鎮成為大運河沿線著名市鎮。徐業龍《運河水工文化記憶：“馬頭”地名源流考略》一文對馬頭鎮之地名進行了細致研究，指出馬頭由工程名稱演變成地名，具有極其深厚的歷史文化意蘊。 作為千里運河線上最重要的古清口水利樞紐工程遺址所在地，馬頭被視為運河第一要樞，這些水利設施體現了明清兩代水工建設的最高水平，成為大運河申報世界遺產的重要實物載體，也決定了淮陰在運河發展史上的地位和影響。

淮安清江閘是大運河上頗具代表性的遺產點之一，因其較為完整地保存了運河船閘系統而著稱，李德楠、王聰明《運河清江閘、龍汪閘名稱考辨》一文對其名稱及別稱進行了辨析。清江閘的別稱有龍王閘、龍汪閘，其名大約于清 康熙十三年 （１６７４）至十七年 （１６７８）或十八年 （１６７９）間開始出現，到了乾隆三年（１７３８）恢復使用清江閘名稱。淮安境內的龍汪閘并非只有一處，明朝萬歷年間在永濟河上所建龍汪閘，實為《明會典》誤載所致。龍汪閘又名龍王閘，應該是清江閘先更名為龍王閘，企圖利用龍王神明的力量來抑制多發的水患，到了后來才俗稱龍汪閘，兩種稱呼實可相互替用，但龍汪閘之稱更為普遍。

陳喜波《金元時期北運河河道蠡測——基于樓字村落地名的歷史地理研究》一文利用實地考察、文獻分析、ＧＩＳ等方法，從樓字村落地名宏觀分布范圍與黃泛區的一致性、微觀上沿河道分布并聚攏的現象，以及部分樓字村落地名分析，確認樓字村落地名來源于黃河流域的堤防建設。北運河自金朝始辟為漕運河道，位置上處于京杭運河最北端。由于史料記載相對匱乏，至今有關金元時期的北運河尚未探究清楚。此文能夠在地名學視野下，通過作為古代河堤指代詞的樓字及其村落地名，將河堤建設與聚落發展之間密切關系予以呈現，同時也糾正了長期以來的錯誤認知和模糊解釋。

沿運城鎮地名也是學者們重點關注的對象，如張乃格《邳州地名溯源》考證了既是水路交通樞紐又是區域政治中心的邳州之地名來源，“邳在古代是一個小諸侯國，原在山東境內，后來南遷到江蘇地區” ；杜濤《清江浦地名探源》認為清江浦原來是河流名字，即位于今淮安市淮陰區碼頭鎮至淮安區淮城鎮之間的里 運河，通過對《明太宗實錄》《漕船志》以及袁華《寄錢淮南》《過清江浦》詩中相關地名資料的分析，推知清江 浦地名在元朝時期就已出現，而非誤認為由明朝治水名臣陳瑄命名；荀德麟《淮陰故城考略》《淮泗通津 碼頭鎮》二文則對碼頭鎮及其前身淮陰故城之地名進行了詳細考證。龐金殿追溯了隋朝迄今德州地域及 其地名的歷史變革，認為厘清這些變革對于研究一地歷史及區域文化具有先導性、關鍵性意義。隋唐是大運河東西向發展時期，此時的經濟重心逐漸向東南轉移，都城長安的經濟需要倚重東南地區。為了加強經濟發達地區與政治中心地區的聯系，同時也為強化中央王朝對全國范圍的統治，隋唐兩朝著力疏通、拓展以洛陽為中心，向東北、東南延伸的東西向水運交通。 鐘軍、朱昌春、蔡亮所著《隋唐運河故道地名考》一書分上、中、下三大篇章，征引史料頗豐，細致考察了廣通渠、通濟渠、永濟渠所涉地名。具體來看，上篇探討廣通渠及其黃河段、谷水漕運故道地名，中篇探討通濟渠及其故道地名，下篇主要探討永濟渠、桑干河及其故道地名和幽州城及城坊地名，考證比較詳細。該書包羅萬象，既有對隋唐主要運道的考證，又廣涉閘壩工程、城邑村鎮等。

有的學者還對文學作品中所涉運河地名進行了詳細考證。王螢對《金瓶梅》涉及的地名進行考證，弄清 了這樣一個問題：“《金瓶梅》據以描寫的真實地理環境，并非明代直隸廣平府清河縣，即今河北清河縣，而 是明朝弘治之后的山東東昌府臨清州，即今山東省臨清市?！蓖踹B洲對《金瓶梅》一書中出現的部分臨清地名也做了一些考證，指出“小說本事是發生在清河縣城，而主要場景卻是寫與清河毗鄰的臨清。除書中多 處直接提及臨清外，在書中出現的城區細部地名也以臨清為最密集，景物描寫也最具體”，明確地提出地 理背景是山東臨清與“名托清河，實寫臨清”的論證。后來，他又寫作一文作為續考，進一步指出：“我們論定臨清是《詞話》真實地理背景，依據的不僅是一堆與書載相同的地名集合。同時注意到它們的相互位置與 故事敘述有驚人的一致性?！?/p>

二、從地名中解讀大運河各種文化

大運河沿線的許多城市與運河同生共興，城市內的眾多地名或與之孿生，或由之派生、衍生、催生，這些地名無疑是大運河文化積淀下的“活化石”。揚州是大運河的原點城市，《揚州印記》由許多位文史專家、地方志作家領銜主創，從河湖、閘壩、津渡、建筑、城鎮和街巷入手形成六大篇章，分別對它們進行“溯 源”“寫真”“紀事”“留影”“簡史”“尋蹤”，共計１９９篇地名文章和地名附錄，涵蓋了大運河揚州段的地名文化，成為中國大運河地名文化叢書的開篇首秀。該書選取大運河與揚州地名這一獨特視角，把與運河有關的地名以及蘊含的故事予以生動形象講述。世界運河歷史文化城市合作組織執行副主席、揚州市政協主席陳揚認為，透過運河城市的地名看運河文化，這些運河地名聯結著歷史與當下，昭示著未來，猶如一顆顆璀璨明珠鑲嵌在中華大地上。

劉曉玲、吳玉琨、王銘、劉芹等學者各自以運河沿岸城市濟寧、德州、通州，以及大運河高郵段地名為例，解讀其中的漕運官署文化、商業文化、水鄉文化、軍事制度文化、非物質文化、信仰文化等。劉曉玲《從地名中解讀運河文化——以山東濟寧地名為例》一文梳理了濟寧運河地區的眾多地名，從中探析地名所反映的漕運官署文化、工商業文化、城鎮文化以及水鄉文化內涵。“縱觀運河地名，其由來與演變與大運河息息相關，品味這些地名，可以感受其中蘊含的永不枯竭的運河文化風貌，領略一幅大運河哺育沿河城鎮的風情畫卷?！?/p>

吳玉琨在探討運河城市德州的地名文化特征時，指出大運河及其形成的商業文化之影響比較突顯，“隋朝開通大運河，德州依此凸顯出地理優勢，往來德州地區的人群絡繹不絕”，“一個個德州地名見證了他們的經歷，他們的經歷固化下來也匯成了一個個歷史地名，成為地域文化研究的坐標”；“自京杭大運河開通，特別是元朝以來，德州成為運河沿河的四大漕運碼頭樞紐之一”，以運河商業為依托形成的村落，如渡口驛、四女寺、南口村、北口村、羅廠村、青蘇廠、袁廠等，沿運河逶迤而下。這些村落地名直接反映了運河區域的商業文化。

王銘《北京通州非遺的歷史文脈與通州運河文化》一文從大運河文化帶視角出發，分析運河城市通州非物質文化遺產與大運河之間的歷史與現實關聯。其中，關于“通州”之得名值得關注：“‘通州’得名，時在金代，意即‘漕運通濟’之州。這一名字，從歷史上系金代海陵王完顏亮從遙遠的東北金上京遷都至中都（今北京）之前不久所改，實際上反映了完顏亮對于通州作為漕運關鍵碼頭支持將要營建的京城的功能寄予厚望。‘通州’取名為‘通’，又有漕運‘通達’、往來‘通路’之意，具有流動性特征。”元明清以來，通州在京杭大運河漕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在運河兩岸傳唱的民謠就突出了通州城以及周邊運河地名的特點。經過數百年的漕運發展，通州運河沿岸還逐漸形成了一些與漕運相關的地名，展現了漕運時代的獨特印記：一為碼頭地名，如土壩、石壩、張家灣等；二為橋閘地名，如八里橋、通運橋；三為倉儲地名，如通州城內的大運中倉、南倉、西倉，以及街道地名中的中倉街道；四為屯廠地名，如皇木廠、竹木廠、窯廠、江米店等。

劉芹《高郵明清運河故道沿岸地名中的神靈膜拜》一文揭示了運河地名反映出來的民俗信仰文化。高郵明清運河故道沿岸分布有眾多水工遺跡和歷史文化景觀，如車邏壩、御碼頭、界首大碼頭、平津堰、萬家塘、楊家塢、鎮國寺塔、耿廟石柱等，它們富含運河文化。其中，露筋祠與運河女神露筋娘娘有關，耿廟石柱與漁民守護神耿七公有關。它們都是因運河而生的神化形象，“這神化形象的背后，既是運河民眾與水的各種辛酸過往，又是運河民眾對未來的期望。運河神靈作為大運河畔民眾祖祖輩輩的心靈寄托，是運河民眾遭受苦難的慰藉之所，憧憬幸福的力量源泉”。

劉芹另有《里運河沿岸地名史話》一書探尋里運河沿岸地名中的歷史記憶，宋久成、吳欣主編的一套《地名·運河系列叢書》涉及與大運河相關的工程、橋梁、城鎮與村落，他們的共同特點在于注重挖掘地名背后的文化內涵。

三、地名變遷呈現運河區社會發展脈絡

“運河區”之形成雖然以大運河貫通作為前提條件，但它又和大運河不一樣，大運河是一項國家工程，由王朝國家統一管理，而運河區仍然是在那些城鎮里生活了數百年的當地人的家鄉。經由運河區的地名及其變遷，在一定程度上我們也能夠看到運河區獨有的社會發展脈絡。

馬俊亞《從沃土到瘠壤：明清淮北地名變遷與水患成因》一文考察了淮北地區從沃土到瘠壤的變遷，指出“明清政府在淮北的治水，首要目的不是防災減患，而是維持漕運，嚴重地破壞了淮北的水文和生態環境，使水資源極為豐富的淮北成為一個工程性缺水、水質性缺水，甚至季節性缺水與季節性洪澇并行的地區”。由于遭受長期的洪水浸淹，淮北地區許多城池逐漸傾圮，“市井成河”“桑田成湖”“田廬成窟”；對淮北地名變遷造成的影響是，當地方言中長期稱“田”為“湖”，已經忘記了田湖之別。

經由此種問題意識和研究路徑，馬俊亞又探討了“下湖”這一地名形成背后的區域社會生態史。明朝以來在皖北、魯南和蘇北一帶淮河流域出現一種現象，即方言中已經沒有“地”“田”之類的地名，而將其統一稱作“湖”，所以“下田”就稱之“下湖”。實際上，此一地名變遷背后反映了非常嚴重的區域性洪患災禍。明廷為了維持運道東移，將極易泛濫成災的黃河南移，又營建微山湖和洪澤湖兩個巨型水庫，從而造成“黃、淮中下游地區的水災呈幾何級數猛增”，“以嚴格服務運道為目的，客觀上把每年的水利事務變成了營害肇災之政”。因此，這里的田地常年積水成湖，時間久了人們便以“湖”代“田”“地”，“故土人赴田者，皆曰‘下湖’”。

有些地名不僅具有地理空間指向或者行政區劃維度，而且還有可能直接反映區域社會的歷史記憶。王聰明、李德楠《記憶的嫁接：古淮陰地名的嬗變與傳承》一文通過對漕糧運輸沖要之地的古淮陰地名變遷軌跡進行追溯，揭示該地區的社會地理背景及各色人群對歷史記憶的選擇，從而說明有的地名會超越傳統的地理含義，作為一種文化記憶而延續。具體來看，兩位作者從歷史地理學的角度，對淮陰城址及政區變化予以考證，“通過闡釋‘明清淮陰為山陽’這樣的史實，以及在山陽縣境重建以淮陰為內核的地理景觀，對地名蘊含的文化記憶功能進行分析，試圖理清淮陰的行政與文化歸屬問題”，這對今天的運河地名文化傳承和區域社會發展歷史記憶呈現也具有重要的啟發意義。

關霞以大運河山東段名鎮——張秋鎮掛劍臺為例，探討地名文化與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之間的關系問題。張秋鎮位于大清河與會通河交匯處，占據漕運之要沖，加上其又處于“一州三邑之唇齒”地帶，故在明清時期是大運河山東段十分重要的區域性商品集散中心。張秋雖冠以鎮名，但其繁華程度遠超周邊縣城。掛劍臺又稱掛劍祠，也叫季子祠，反映季子重節義、講信諾等品質。張秋之繁榮吸引了很多文人墨客駐足于此，掛劍臺成為一處頗受關注的文化景觀，留下了大量關于掛劍臺的詩賦。當地商業的持續發展離不開重信講義的環境，因而“信義”掛劍臺成為助推張秋經濟發展的地名名片，“掛劍臺負載的重諾守信等道德內涵，儼然逐步轉化為商業倫理，成為張秋鎮的地域文化之魂所在，適應了張秋鎮樹立良好商業形象的需要”。可見，地名對于區域經濟社會發展也具有重要的促進作用。

地名別稱也屬于地名變遷的范疇，是一種值得關注的文化現象，從中亦可窺見運河城鎮發展進程以及它們之間的相互關系。傅崇蘭較早注意到這種現象，臨清在清代曾有“小天津衛”之稱，說明臨清城市經濟發展水平及城市地位、影響力在這一時期僅次于天津。實際上，很多史料記載已經證明，明中葉以后臨清就發展成為華北地區重要商業城市，其繁華程度不亞于天津。所以，高鵬認為“小天津”之別稱應出現在天津崛起與臨清衰落的過程中，具體時間當在近現代以來。李德楠《從別稱現象看傳統時代運河城鎮的交流與傳播》一文沿著此種脈絡進一步予以匯總，通過對“小臨清”“小濟寧”“小天津”“小蘇州”等“小某某”別稱的分析，探討運河城鎮經濟發展、南北交流與名聲傳播等問題。這三位學者的問題意識共同指向地名別稱是運河城鎮動態發展的指示器，亦直接體現了不同城鎮之間的交流互動與“文化采借”（文化人類學用語）。因此，李德楠總結道：“別稱作為運河城鎮發展實力及影響力的外在表現，既是對已有成績的肯定和確認，也樹立了未來的目標和方向，反映了奮發進取、崇優向好、適時而變的精神品質?！?/p>

大運河不僅孕育了運河沿岸城鎮的興盛與發展，而且還成為文學作品創作與傳播的搖籃。例如，明清小說的繁榮就與大運河有著密切聯系，大運河所涉不少地名在明清小說中也多有體現?！叭远摹碧峒把剡\城市地名有杭州、蘇州、常州、鎮江、揚州、淮安、徐州、濟寧、臨清、北京等，因運而興的一些著名市鎮地名如盛澤鎮、開河集、張秋鎮、河西務鎮、張家灣等也都出現在故事中。苗菁《“三言二拍”中的明代故事與京杭大運河》一文便指出，運河地名在“三言二拍”的明代故事中頻繁出現，說明大運河作為南北交通要道之重要性，以及從中體現出運河區域社會里的人文風貌。王玨更是從“白蛇傳”故事里提及的地名，看到了江南大運河區域經濟、社會之種種，如“兩岸的市鎮為了商業、生活和交通的便利選擇了依水而建，商業中心通常設在城市內河與運河的交匯處”。

四、大運河地名文化遺產價值與保護

大運河沿線的河道、溝渠、水閘、水壩等與城邑、村鎮的命名和更迭，記錄了大運河發展變遷的歷史進程，積淀至今已成為大運河文化中的珍貴遺產。孫冬虎試圖把握京杭大運河沿線地名文化遺產的形成軌跡，認為“它們或產生于運河開鑿的過程中，以運河具有的某種自然或人文的地理特征作為命名依據；或在運河開鑿之前就已形成，其命名背景本與運河無涉，但在嗣后隨著所指地域上升為運河沿線的重要節點，地名本身轉而成為運河文化的語言文字標志”。其背后的文化遺產價值體現在，如屬于運河系統的河渠命名，有的以“通”“濟”之類語詞表達運河功能及統治者愿望；沿運城鎮或基于自然環境或人文特征而定名的稱謂，形成了頗具運河文化標志的語詞符號；沿線閘壩之命名則大多派生于附近村鎮的名稱，并逐漸又轉為采用寄托美好愿望的語詞為主。總之，這些地名成為大運河文化的語言文字標志，折射出地理環境、族群活動、語言分布、社會生活的變化。

張躍西、朱文軍《杭州市地名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一文分析了運河城市杭州的地名文化體系特征，即以“吳越”“南宋”“錢塘”“西湖”四大文化為核心，以“山水”“城垣”“坊巷”“寺觀”“行市”“官署”“軍營”等地名為特色；指出隋唐時期是“杭州”之稱謂開始出現的階段，這個時期與運河相關的一大特點是：“隨著大運河的開通、西湖的開發和六井的開鑿，山水地名有較大發展，開始出現大量運河地名、西湖景觀地名和以井為名的地名。如運河邊以河、橋、閘、壩為名稱的大河下、小河直街、閘弄口、拱宸橋等；如西湖邊靈隱、飛來峰、北高峰、孤山、斷橋、龍井、虎跑、玉泉等；如百井坊巷、大井巷、柳翠井巷、義井巷、袁井巷、飲馬井巷、白井兒頭等?！眱晌蛔髡咴诜治龅孛幕z產保護現狀與工作成就基礎上提出分級保護方案，分別是健全完善多層級的地名文化遺產保護名錄體系；加快推進地名地址庫建設與地名信息 化；推動地名文化組合保護，創建地名文化保護示范區；探索地名文化生態系統整體保護新模式。陳孝忠、洪再生等以大運河天津段沿線地名為例，探討運河地名文化的價值與保護。天津也是重要的運河城市，形成了不同類型的運河地名，如因運河本體得名、因運河附屬設施得名、因運河相關事件得名。因運河附屬設施得名類型又包括因運河管理機構得名、因運河儲藏地、碼頭渡口得名。因運河相關事件得名類型涉及軍事屯田、帝王出行、名流駐足等。運河地名文化的價值在于“運河功能的展現”“運河兩岸人類活動類型的見證”“天津地名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南北物質、文化交流在天津的展現”，而保護運河地名文化的措施涉及“進一步研究運河地名文化的價值”“在新農村‘遷村并點’過程中注意運河地名文化的保護”“將運河地名文化納入到大運河保護規劃中”。

關于大運河天津段地名研究的還有趙靜媛、郭鳳平等《淺談天津漕運與地名文化保護》一文，“天津的形成始于京杭大運河的開通，元明清定都北京，途經天津地區漕運的興盛，造就了天津的發展與繁榮，同時也成就了一批與漕運相關的地名，成為城市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見證了城市的發展”。漕運對天津地名的影響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以河流水系等自然地理特征為名；二是，以漕運碼頭及倉廒設施為名；三是，以漕糧督運、稅收機構為名；四是，以漕運衍生出的商業、手工業和各種服務性行業為名；五是，以漕運興起的媽祖文化為名。對天津漕運歷史地名的保護利用，可以借助宣傳力量進行弘揚，建立歷史地名保護制度，以及與歷史文化街區、名鎮、名村保護相結合。

李德楠與劉芹兩位學者則結合大運河文化帶建設，對大運河地名如何加以保護并利用有所思考。前者指出：“地名是大運河變遷的歷史見證，大運河文化帶建設為運河地名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機遇。今后要緊跟大數據時代潮流，加大運河地名文化研究，將運河地名資料整理與數據庫建設相結合，創建運河地名特色數據庫，提高地名文化保護的水平，為專家學者開展運河研究提供資源檢索?！边@種路徑側重地名數據庫開發。后者以明清時期高郵段運道為案例，探討大運河地名研究在文化帶建設中的價值。通過挖掘大運河沿岸地名三個層次的文化，揭示出大運河文化的民族精神，“既要做好運河沿岸地名文化遺產的保護傳承工作，同時為運河旅游文化帶建設提供文化素材”。這種路徑側重挖掘文旅融合資源素材。

五、總結與展望

前文主要以學術論文和學術專著為對象，對中國大運河地名研究成果進行綜述。在筆者可及范圍內，盡可能全面搜集介紹相關研究成果。學界對中國大運河的研究起步較早，自２０世紀四十年代便有相關論著出現，研究內容從考察大運河的歷史到與運河相關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諸問題，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達到研究的巔峰，此后研究選題日益多元化。當前大運河研究已經取得豐碩成果，涉及河工河政、治河方略、水系湖泊、黃運關系、古籍文獻、民俗宗教、文化遺產、文學藝術、建筑規劃、文物保護等領域，此不贅述。不過，相較而言，將地名與大運河結合起來的研究雖逐漸引起關注，但仍然有待進一步加強與深化。

大運河地名的起源、發展和演變與大運河的開通、漕運的興盛密不可分，它們是大運河文化資源的重要組成部分，記錄著大運河的發展歷程，承載著厚重的大運河文化，展現了運河區的人文精神和地域特征大運河歷經千年風雨，留下了非常豐富的線性文化景觀，而其中以大運河為直接影響因素所產生的諸多獨特地名，便是對這條線性景觀的重要補充和完美詮釋。大運河地名與大運河漕運文化、技術文化、制度文化等協同演變、相互交融，為研究大運河的發展變遷，以及人們的生活和生產活動，提供了非常寶貴的資料。因此，與大運河直接相關的地名是大運河文化的一個寶庫，可以嘗試運用新的理論、方法、手段等來進行大運河地名的相關研究，為推進運河學的深入研究提供新視角和新平臺。

大運河地名研究在運河學研究中，應當占有基礎性和重要性地位。筆者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曾初步提出運河學研究的文化視野：因水利工程建設而形成了技術文化；因漕糧運輸而形成了制度文化；因流經區域而形成了社會文化。具體來講，一是工程與技術文化，鑒于中國地形地勢復雜多變，水利工程興建必須解決一系列技術難題，“阻水”與“泄水”的思路與實踐逐漸積淀成技術文化；二是漕運與制度文化，漕運自春秋時期一直延續至明清時期，形成了相對穩定的制度文化；三是流域與社會文化，大運河宛如絲帶一樣把鄉村、市鎮、城邑等串聯起來，從而造就了社會文化。大運河是一個具有跨區域特征的“人文線性共同體”，大運河地名及其積淀成的文化屬于自然因素與人文因素緊密結合的“大流域文化”。因此，文化視野對于大運河地名研究之意義不言而喻。

綜而觀之，大運河地名研究的學術發展也體現出一定的階段性與規律性，即由個案走向整體，由微觀走向宏觀。無論是對大運河地名進行考證、地名變遷反映區域社會發展脈絡，還是從地名中解讀大運河各種文化、探索地名文化遺產價值與保護，它們都突出了地名對于大運河歷史與當下的意義，從不同角度關注到地名文化和大運河文化密不可分的聯系。這些研究對于進一步深化大運河地名文化研究的啟發意義，也主要在于將地名探源、大運河文化史和區域社會史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對大運河地名文化的整體性、系統性研究。因此，對于大運河地名文化研究來說，即是通過新的視角以大運河為特定對象，利用文化地理學的方法，同時還應結合歷史學、人類學、社會學等學科。

作者：周嘉，布乃靜

來源：《聊城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5年第2期

選稿：賀雨婷

編輯：周 煜

校對：朱 琪

審訂：杜佳玲

責編：汪鴻琴

（由于版面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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