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郛，1880—1936，原名紹麟，字膺白，浙江紹興人。1905 年加入同盟會。曾參加過辛亥革命、護國戰爭等。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歷任上海特別市首任市長、外交部長等職。1933年曾參與《塘沽協定》的談判，1935年托病轉入莫干山，次年病逝于上海。

1928年年初，蔣介石要完成“統一”，舉兵二次北伐，因深感外交棘手，請出盟弟黃郛擔任外交部長，專門去做使各帝國主義諒解、支持的“轉圓”工作，以換取他們的外交承認及對二次北伐的支持。

5月初，當北伐軍占領濟南時，日軍制造了震驚中外的“濟南慘案”，打死中國軍民多人，并殘暴地將國民政府山東特派交涉員蔡公時的耳，鼻割掉，同署內17人一同殺害。頓時，全國人民群情激憤，一致要求政府對日作戰，以雪國恥。但蔣介石害怕與日軍沖突會使他的北伐“大業”中斷，黃郛也建議他繞道北伐。蔣下令除用兩團留守濟南外，其余國民黨軍隊全部撤出濟南，取締一切反日活動，同時連續派代表請求日方停戰議和。狂妄至極的日本法西斯軍人對此根本不予理睬，并向蔣提出最后通牒，其中要求中國軍隊不得駐扎在濟南及膠濟鐵路兩側10千米以內。

內外交困的蔣介石只想趕快跟日本人停戰議和，表示只要日軍不妨礙國軍津浦交通，便會采取“極嚴厲手段”阻止反日行動。但蔣又想到直接出面有損于自己的形象，于是又致電黃郭“最好以兄之名義電告，可代表弟辦到多少程度，不必用弟名”。

擔當這種角色的黃郛雖極不情愿但又礙于情面力爭使蔣解脫困境。由于日軍蓄意擴大事態，一切外交活動鮮有成效。竭力為蔣分憂擔“丑”的黃郭非但沒有受到嘉獎，反而在5月底接到蔣氏要他改任外交委員會會長的電報。蔣的解釋是：“膺白外交辦失敗了，許多老先生都不滿意。”黃郛當即辭去本兼各職，到莫干山隱居起來。但3個月的外交部長，卻使黃郛由對資產級革命曾有所貢獻的特立獨行之士，變成了赫赫有名的“親日派”。

1933年年初，日軍進攻華北，3月初占領熱河，4月底進逼通州，平津岌岌可危。值此國難當頭，蔣介石仍奉行“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以便集中精力“剿共”為此，他連電催促黃郭出山，要盟兄分擔這“應急的重任”。蔣說：“誰都知道，兵臨城下的談判，會遭遇到國人的唾罵；可是，為了救國救民，你作此犧牲，這股忠勇之氣必可彪炳史冊。”經不住蔣的再三邀請，黃仍接受了蔣的任命，初任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委員長，去執行“對外緩和日本，對內綏靖反側”的使命。他的親朋好友紛紛勸阻他，說他此時去做這種事無疑是“跳火坑”。黃卻說：“蔣先生是我30多年的老友，他遇到難解決的問題，我自不能不設法替他解決，以盡朋友的責任。”

5月17日，黃郛抵達天津。31日，《塘沽協定》簽訂，其中規定，中國軍隊撤退至延慶、昌平高麗營、順義、通州、香河、寶坻林亭鎮、寧河蘆臺所連之線以西以南地區，并劃上述地區以北以東至長城沿線地區為非武裝區域。這樣，國民黨政府實際上承認了日本帝國主義占有東三省及熱河，劃綏東、察北、冀東為日軍自由出入地區，便利了日本進一步控制整個華北。

秉承蔣介石的旨意，黃郛參與了這個城下之盟的全過程。黃再次備嘗妥協外交的屈辱，做了蔣的替罪羊，在他的電稿中有不少“心酸膽裂”“淚流”的字樣。兩年半后，這位“辱國差使”即逝于肝癌。在病重期間，日本大使館曾幾次推薦醫生，朋友中也有人勸他請日本醫生診治，他都一概拒絕。他覺得日本使他受的屈辱太多，因而至死心中不能平怨，以致病重而亡。

抗戰勝利后，蔣介石戴上了“抗日英雄”的桂冠，便不再介意以往一些隱情的披露，也不吝惜為當年替自己吃了許多苦頭的二哥說些好話，特予黃郛以第二次明令褒揚（黃病逝不久已發過一次褒揚令），稱黃“折沖樽俎，功同疆場”。

蔣介石評說其結拜兄弟1945年11月28日，蔣介石在為黃夫人所寫的《黃膺白先生家傳》作的原中寫道：

辛亥以來，英士、膺白二先生皆與余安危同仗、甘苦共嘗、相互勖勉。金石交期，不啻手足。今英士殉國將三十年，而膺白憂國謝世忽忽亦已十年矣。宿草頻凋，精誠彌耿。回溯膺白許身報國，見危受命，志足以懾強寇之氣，而勢不能弭鑠金之口，其忍辱負重，誠有非常人所能堪者。自來志士仁人臨湯火而不避者易，受疑謗而不辭者難；當其困心衡慮，不計毀譽，以一身翼衛國族之安全，謂非大仁大勇曷克臻此。皎皎此心，至今日抗戰勝利乃克大白于天下，可哀亦可慶也。

字里行里的“哀”“慶”之情，不僅對死者給以慰藉和補償，而且更為生者的歷史做了一番輝煌的鋪張。這便是這對金蘭兄弟的最后一次“安危同仗”和“甘苦共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