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國民黨調集三路大軍,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和延安,標志著蔣介石徹底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在得知周恩來即將率領代表團返回延安,陳布雷一連幾天神情憂郁,經常銜著煙在辦公室里長吁短嘆。
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陳布雷帶著副官居亦僑悄然離開辦公室,驅車在大街上兜兜轉轉了好一陣,最終駛向了梅園新村。
“居副官,你在樓下坐著。”說完,陳布雷徑直上樓去找周恩來。足足過了兩個半小時,周恩來同陳布雷一起下樓,在樓外的花園里又攀談了半個小時。臨別之際,周恩來緊緊握著陳布雷的手:
“你的事我去辦,你放心。”
“希望周先生再來南京!”陳布雷用力握了握周恩來的手,揮手告別登上了小汽車。
在回去的路上,居亦僑見陳布雷臉上的陰郁散去不少,一直在猜測陳布雷找周恩來的目的。陳布雷似乎看出居亦僑的好奇,趕忙解釋說:“此行我為私,而非為公。”
多年之后,居亦僑才了解到,那晚陳布雷所謂“為私”,是將自己的女兒、女婿托付給了周恩來。
1909年,陳布雷與老師的女兒楊品仙結婚。盡管是包辦婚姻,但婚后二人關系和諧,互敬互愛,短短十年時間就生下了5個孩子。但天有不測風云,在楊品仙生下第五個孩子后,身體已經嚴重透支,再加上產后高燒和產褥熱,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楊品仙的離世,讓陳布雷悲痛欲絕,甚至將妻子的死怪罪到了第五個孩子身上。在“五七”這天,陳布雷猛然將孩子塞進痰盂,被岳母發現后,又狠心將孩子扔下了樓。
說來這個孩子也是命大,被陳布雷扔下樓之后,被樓下的藤架接住。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陳布雷的岳母將這個孩子帶回了慈溪老家,并取名為“憐兒”。
六年之后,憐兒跟著姑婆回到了父親身邊,此時陳布雷已經續弦,妻子王允默是個思想開明的現代女性,對憐兒也格外照顧,親自教她讀書寫字,直到憐兒能夠去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陳布雷出身書香門第,接受過傳統的私塾啟蒙,也接受過新式教育,但骨子里“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卻始終沒有剔除。在他的觀念里,女孩只要念到師范,做個知書達理的賢妻良母就行了,可憐兒偏偏違背父親的意愿,中學畢業后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憐兒投身到抗日愛國的大潮中,經常投稿宣傳抗戰革命。此時的陳布雷已經是蔣介石身邊的重臣,多次發表反動國策的文章。父女二人展開了筆戰,卻不知道對方是誰。
南京失守后,陳布雷帶著全家來到重慶,憐兒在重慶一邊讀書,一邊繼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中共黨組織提供國民黨的內部消息。后來憐兒考入西南聯大,陳布雷給女兒改名“陳璉”,希望她永遠不要忘記她的母親。
臨別之際,陳布雷懇切地叮囑女兒,希望她能考慮到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同自己樹起對立的旗幟。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西南聯大的地下黨員陸續撤離隱蔽。陳布雷沒有了女兒的消息,以為她去了延安,一邊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一邊托人請共產黨打聽女兒的下落。
當時周恩來恰好在重慶,聽說陳布雷尋人的事情后,當即向各處發電報尋找,結果都沒有陳璉的下落。周恩來指示要加大尋找力度,找到陳璉后一定讓她回家,有陳布雷作掩護,陳璉也便于隱蔽。
當時陳璉正躲在云南個舊縣,組織上輾轉將周恩來的指示告訴她后,陳璉動身回到了重慶。由于和父親在政見上不合,陳璉經常和陳布雷發生爭吵,萌生了奔赴延安的想法。
結果就在陳璉登上前往延安的汽車時,鄧穎超趕到將她拉下了車,帶回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給陳璉耐心解釋了她身份的特殊性,勸她從大局出發留在重慶,想辦法讓她父親多為抗戰做貢獻。
陳璉聽從了周恩來的勸告,放棄了去延安的想法。此后幾年,陳璉一直留在父親身邊,直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當看到人們涌上街頭慶祝抗戰勝利的時候,陳布雷反倒憂心忡忡,他知道內戰不可避免。后來陳璉按照組織安排,前往北平開展學生運動,陳布雷猶豫了許久,最終表示同意,他知道自己無法改變女兒的想法,因此在和談破裂后,他夜訪梅園向周恩來“托孤”。
1947年9月,剛剛結婚一個月的陳璉夫婦,在北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特務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陳璉夫婦是共產黨,但也不愿輕易釋放他們,便押回南京準備給陳布雷一個難堪。
陳布雷到了不得不表態的時候,干脆寫信給蔣介石,表明了他“效忠黨國”的態度,任憑發落。蔣介石很早就接到軍統的密報,知道陳璉僅僅是“嫌疑”,便指示陳布雷將人領回去嚴加管教。
1948年初,陳布雷先將女兒接出監獄,之后送回慈溪老家“看管”。四個月后,陳布雷將女婿袁永熙保釋出獄,留他在家住了三天,為他接風洗塵,又送他到上海看望岳母。
在陳布雷的安排下,陳璉進入國立翻譯館當資料員,袁永熙則進入中央信托局當了科長。就在陳璉夫婦利用工作之便,為黨組織搜集情報時,陳布雷正在為國民黨的前途而苦惱。
淮海大戰爆發的第九天凌晨,陳布雷將自己反鎖在臥室,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在離世前他見過的唯一一位客人,就是女婿袁永熙。聊天中陳布雷叮囑女婿:“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進去。”
安葬了陳布雷之后,陳璉夫婦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化裝前往西柏坡,去迎接新中國的到來。
全國解放之后,陳璉進入團中央少年兒童部工作。1958年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后,陳璉無奈與他分手,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1962年,陳璉打算去上海工作,周總理得知后勸她還是留在北京,但陳璉沒有改變主意。
到了特殊時期,陳璉的身份自然被當成了抨擊的對象,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全都扣到了她的身上,陳璉不堪忍受,走上了和自己父親同樣的道路,時年48歲。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上海市委為陳璉恢復名譽,并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后來鄧穎超曾為陳璉題詞:“紀念共產黨員陳璉同志”,成為陳璉一生最好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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