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1月，國民黨調集三路大軍，準備進攻陜甘寧邊區和延安，標志著蔣介石徹底關閉了和平談判的大門。在得知周恩來即將率領代表團返回延安，陳布雷一連幾天神情憂郁，經常銜著煙在辦公室里長吁短嘆。

在一個月色朦朧的夜晚，陳布雷帶著副官居亦僑悄然離開辦公室，驅車在大街上兜兜轉轉了好一陣，最終駛向了梅園新村。

“居副官，你在樓下坐著。”說完，陳布雷徑直上樓去找周恩來。足足過了兩個半小時，周恩來同陳布雷一起下樓，在樓外的花園里又攀談了半個小時。臨別之際，周恩來緊緊握著陳布雷的手：

“你的事我去辦，你放心。”

“希望周先生再來南京！”陳布雷用力握了握周恩來的手，揮手告別登上了小汽車。

在回去的路上，居亦僑見陳布雷臉上的陰郁散去不少，一直在猜測陳布雷找周恩來的目的。陳布雷似乎看出居亦僑的好奇，趕忙解釋說：“此行我為私，而非為公。”

多年之后，居亦僑才了解到，那晚陳布雷所謂“為私”，是將自己的女兒、女婿托付給了周恩來。

1909年，陳布雷與老師的女兒楊品仙結婚。盡管是包辦婚姻，但婚后二人關系和諧，互敬互愛，短短十年時間就生下了5個孩子。但天有不測風云，在楊品仙生下第五個孩子后，身體已經嚴重透支，再加上產后高燒和產褥熱，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楊品仙的離世，讓陳布雷悲痛欲絕，甚至將妻子的死怪罪到了第五個孩子身上。在“五七”這天，陳布雷猛然將孩子塞進痰盂，被岳母發現后，又狠心將孩子扔下了樓。

說來這個孩子也是命大，被陳布雷扔下樓之后，被樓下的藤架接住。為了避免類似的事情再度發生，陳布雷的岳母將這個孩子帶回了慈溪老家，并取名為“憐兒”。

六年之后，憐兒跟著姑婆回到了父親身邊，此時陳布雷已經續弦，妻子王允默是個思想開明的現代女性，對憐兒也格外照顧，親自教她讀書寫字，直到憐兒能夠去學校接受正規教育。

陳布雷出身書香門第，接受過傳統的私塾啟蒙，也接受過新式教育，但骨子里“重男輕女”的封建意識卻始終沒有剔除。在他的觀念里，女孩只要念到師范，做個知書達理的賢妻良母就行了，可憐兒偏偏違背父親的意愿，中學畢業后自作主張考進了杭州高等學堂。

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后，憐兒投身到抗日愛國的大潮中，經常投稿宣傳抗戰革命。此時的陳布雷已經是蔣介石身邊的重臣，多次發表反動國策的文章。父女二人展開了筆戰，卻不知道對方是誰。

南京失守后，陳布雷帶著全家來到重慶，憐兒在重慶一邊讀書，一邊繼續參加抗日救亡運動，還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給中共黨組織提供國民黨的內部消息。后來憐兒考入西南聯大，陳布雷給女兒改名“陳璉”，希望她永遠不要忘記她的母親。

臨別之際，陳布雷懇切地叮囑女兒，希望她能考慮到自己特殊的政治地位，不要同自己樹起對立的旗幟。

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西南聯大的地下黨員陸續撤離隱蔽。陳布雷沒有了女兒的消息，以為她去了延安，一邊在報紙上刊登尋人啟事，一邊托人請共產黨打聽女兒的下落。

當時周恩來恰好在重慶，聽說陳布雷尋人的事情后，當即向各處發電報尋找，結果都沒有陳璉的下落。周恩來指示要加大尋找力度，找到陳璉后一定讓她回家，有陳布雷作掩護，陳璉也便于隱蔽。

當時陳璉正躲在云南個舊縣，組織上輾轉將周恩來的指示告訴她后，陳璉動身回到了重慶。由于和父親在政見上不合，陳璉經常和陳布雷發生爭吵，萌生了奔赴延安的想法。

結果就在陳璉登上前往延安的汽車時，鄧穎超趕到將她拉下了車，帶回了八路軍重慶辦事處，見到了周恩來。周恩來給陳璉耐心解釋了她身份的特殊性，勸她從大局出發留在重慶，想辦法讓她父親多為抗戰做貢獻。

陳璉聽從了周恩來的勸告，放棄了去延安的想法。此后幾年，陳璉一直留在父親身邊，直到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

當看到人們涌上街頭慶祝抗戰勝利的時候，陳布雷反倒憂心忡忡，他知道內戰不可避免。后來陳璉按照組織安排，前往北平開展學生運動，陳布雷猶豫了許久，最終表示同意，他知道自己無法改變女兒的想法，因此在和談破裂后，他夜訪梅園向周恩來“托孤”。

1947年9月，剛剛結婚一個月的陳璉夫婦，在北平被國民黨特務逮捕。特務們沒有確鑿的證據，能夠證明陳璉夫婦是共產黨，但也不愿輕易釋放他們，便押回南京準備給陳布雷一個難堪。

陳布雷到了不得不表態的時候，干脆寫信給蔣介石，表明了他“效忠黨國”的態度，任憑發落。蔣介石很早就接到軍統的密報，知道陳璉僅僅是“嫌疑”，便指示陳布雷將人領回去嚴加管教。

1948年初，陳布雷先將女兒接出監獄，之后送回慈溪老家“看管”。四個月后，陳布雷將女婿袁永熙保釋出獄，留他在家住了三天，為他接風洗塵，又送他到上海看望岳母。

在陳布雷的安排下，陳璉進入國立翻譯館當資料員，袁永熙則進入中央信托局當了科長。就在陳璉夫婦利用工作之便，為黨組織搜集情報時，陳布雷正在為國民黨的前途而苦惱。

淮海大戰爆發的第九天凌晨，陳布雷將自己反鎖在臥室，吞下了大量的安眠藥。在離世前他見過的唯一一位客人，就是女婿袁永熙。聊天中陳布雷叮囑女婿：“政治這個東西不好弄，你和憐兒千萬不要卷進去。”

安葬了陳布雷之后，陳璉夫婦在地下黨的幫助下，化裝前往西柏坡，去迎接新中國的到來。

全國解放之后，陳璉進入團中央少年兒童部工作。1958年袁永熙被錯劃為右派后，陳璉無奈與他分手，獨自帶著三個孩子生活。1962年，陳璉打算去上海工作，周總理得知后勸她還是留在北京，但陳璉沒有改變主意。

到了特殊時期，陳璉的身份自然被當成了抨擊的對象，各種莫須有的罪名全都扣到了她的身上，陳璉不堪忍受，走上了和自己父親同樣的道路，時年48歲。

十一屆三中全會后，上海市委為陳璉恢復名譽，并舉行了骨灰安放儀式。后來鄧穎超曾為陳璉題詞：“紀念共產黨員陳璉同志”，成為陳璉一生最好的詮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