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陸棄

當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6月5日深夜在社交媒體上直言“以色列正在動員、利用加沙地帶反哈馬斯組織”，并宣稱這是一項“挽救以軍士兵生命的好事”時，整個中東政治生態再度被撕開一道不寒而栗的裂口。

在回應反對派議員質疑的同時，內塔尼亞胡不僅坐實了“支持反哈武裝”的行動意圖，更暴露了以色列當前對加沙戰局正實施一套高風險的“代理人滲透戰略”，用反哈勢力打哈馬斯，用加沙人打加沙人，而自己則試圖在混戰中謀求安全邊界的重塑。然而，這種赤裸裸的代理戰術，不僅讓以色列自身站上道義崩塌的懸崖，更可能將整個加沙引入一場難以控制的內部武裝裂解，后果極具爆炸性。

這一事件的爆點源于利伯曼的公開指控，他稱內塔尼亞胡政府秘密向加沙的一個極端組織輸送武器，并警告“沒人能保證這些槍最終不會對準以色列”。利伯曼作為以色列右翼陣營的資深人物，其質疑并非空穴來風。以色列公共廣播公司也援引匿名官員證實：確有一個加沙反哈馬斯的地方武裝，通過辛貝特協調，獲得了以色列提供的槍支。而更令人震驚的是，這一行動并未經過安全內閣批準，意味著它繞過了合法決策程序，是一次典型的“總理授權下的黑箱操作”。

以色列支持加沙地帶地方武裝并非首次，但在當前戰事膠著、民眾情緒極度敏感之際高調承認，極不尋常。這背后的戰略動機不難理解：自去年以來，加沙沖突已進入全面消耗戰，哈馬斯雖在軍事上不斷被削弱，但仍擁有廣泛民意基礎與地下作戰能力。以色列常規軍事手段在密集城市巷戰中成本高昂、傷亡上升，且國際輿論不斷發酵，已難以維持戰術優勢。于是，動員加沙內部敵對勢力、策動“反哈馬斯本地軍閥”，成為內塔尼亞胡孤注一擲的突破口。

但問題在于，這種策略不僅高度不穩定，甚至可能反噬自身。加沙復雜的宗教、家族、地緣與地下利益結構決定了，任何地方武裝都不具備真正的組織化與制度忠誠，一旦武器流入，其用途根本無法受控。而且，這種人為制造內部敵對關系的操作，極易在戰后催生新的極端主義溫床。哈馬斯或將以“以色列雇傭叛徒”為口實，發動更猛烈的報復與清洗，加沙可能陷入“哈馬斯殘余 VS 地方民兵”的內戰混亂，這與伊拉克戰爭后美國扶植地方民兵引爆遜尼-什葉對抗如出一轍。

更關鍵的是，內塔尼亞胡此舉也動搖了以色列自身的國家決策程序與安全制度。辛貝特主導武器轉移、繞開安全內閣審議，表明現政府在執行對外軍事戰略時，已將“合憲合規”讓位于“個人意志優先”。這不僅削弱國家治理透明度，也為未來政治追責留下巨大隱患。倘若武器最終落入激進組織之手、釀成邊境攻擊甚至國際外交危機，責任歸屬將陷入不可控的政治斗爭泥潭。

與此同時，這場秘密軍援行為正好撞上當前國際對加沙人道災難的高度關注期。聯合國與歐盟近月已多次施壓以色列停止大規模襲擊平民目標，而此時曝出“扶植本地武裝對抗哈馬斯”的消息，等同于坐實“以色列不打算恢復秩序，而是制造混亂以控制戰局”的外界質疑。尤其在美方內部對對以軍援政策已出現明顯分歧之際，內塔尼亞胡此舉無異于火上澆油，不排除引發美國國會中自由派再度阻擊對以軍費撥款。

更不能忽視的是，這種代理人模式一旦成型，勢必被其他區域玩家效仿甚至反制。伊朗支持的什葉派民兵早已遍布中東多個戰區，真主黨在黎巴嫩南部的部署也正持續擴張。一旦德黑蘭認定以色列突破底線扶植“加沙叛軍”，其“代理人對代理人”模式或將在西岸、黎南甚至敘南全面反撲，以色列將同時面對來自北方與內部的多線戰火。而沙特、土耳其等國家若為自身地緣利益，也可能插手加沙地方力量，形成多方染指的權力真空，整個加沙地區將成為新一輪“中東內戰樣板”。

政治上看，內塔尼亞胡急于制造“短期安全成效”的背后，是其深陷司法丑聞與執政不穩的現實焦慮。在國內抗議聲浪與聯合政府頻臨解體的多重壓力下，他正試圖借“軍事主動性”維持政治合法性。但在這種動機驅使下發動的代理戰術，其不可預知性遠遠大于可控性。一旦內部火拼局勢失控，以色列不僅無法實現“兵不血刃”的目的，反而將在輿論與外交層面徹底陷入孤立。

從長遠看，真正的安全從來不是靠扶植更極端的力量來實現的。內塔尼亞胡押注的“反哈馬斯地方武裝”，或許能帶來一時戰術收獲，但注定是一顆被誤當成解藥的毒丸。一旦反噬發生，最先倒下的，極可能是以軍士兵，和整個以色列國家信譽的最后殘余。當加沙成為代理人混戰的試驗場，真正被出賣的，不只是加沙人民的安全，也是地區和平最后的希望。